按我们这带乡俗，农历“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是一年中三大扫墓的日子，清明叫“寒食节”，七月十五叫“中元节”，十月一比照清明，干脆就叫“寒衣节”，并有所谓“十月一，送寒衣”的说法。我虽有五哥一姐兄妹七个，但其中四个弟兄远在千里之外，一哥一姐又列入“送寒衣”的名单，所以年年祭祖上坟就唯我一人了！
人，是最难捉摸的思维动物：他执着地去做一件事情，说不定是什么意念支配着他。比如上坟，这在我看来，“三大节”百里之外往家赶，与其说是到坟上祭奠先辈列祖，不如说是借故每年多回两趟家，看望年逾八旬的老母亲，甚至不如说去圆却老家院中的枣树情结！
老家院中的那株枣树，约三手，树身是弯的，树杈曲折错落向上伸长，树皮黝黑苍皱，枝叶层叠浓绿。三月开始萌芽，点缀庭院春色；五月一树黄花，播出许多清香；秋后枣红，如颗颗玛瑙；腊月雪挂，兆示丰年将至。它的树龄虽老，但在以老母亲为主体的老院子、旧房子那里，也许它是最具生机的物种了。这树，是上世纪“群运”时期二哥从自家的老坟地挪回的，在外人眼里也许就是一棵平常的树，而在我和我们这个家族，它不仅见证着一百多年的沧桑家事，更从某种意义上融合了崇高和神圣的意味！
我们祖坟位于村南自家的“祖田”内，爷爷的老爷爷在此“立穴”，延续至父亲坟头已有五辈。据零散的记载和传说，爷爷的老爷爷生于清道光末年，幼好学，咸丰10年童试入县学，同治初年入府学文庠生，功名不取，后谋一“教谕”候缺。这资历，现在估计也就“高中大专”的文化、“从八正九”的级别。可在那个封建落后的年代，这点水平也很“了不起”，无论讲学论道、书帖礼仪，还是诉讼咨询、息事宁人，方圆百里，常有“二人抬”迎送者。为激励后人，这位老祖宗临终嘱在其墓旁植枣树一株，意为“早树”，期望他的后代子孙勤学好耕，尚书尚礼，混出一个庄户大家该有尊荣。至于挪回院中的这株枣树，究竟是否就是那棵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枣树无从所考，但肯定地说与之有关，因为根系于此！
一件平常的事物，一旦附上某种情感色彩，它就有了超出本身的拓展内涵，甚至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据说，这位老祖宗的儿、孙两代，谨遵先辈遗训，矢志立业“早树”，勤稼穑、严教子、广交往、赈乡邻，不吝劳苦，锲而不怠，到父亲的爷爷，这个家庭已兴至良田几百亩和本县城有名的字号“文德和”！在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留下一笔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礼仪早树克勤克俭，书香传家唯耕唯读”。
宣统初年，我的爷爷英年早逝，父亲一下生就没见过他的父亲，当时奶奶只有22岁，侍老将幼，立志守节，年复一年，先是抱着、后是领着、再后是指派父亲到茔地上坟燎草，给枣树埋肥浇水。生活中这位奶奶更算得上“三八红旗手”：一双小脚，严、慈一身，里、外两面，靠着她一如既往的信念和坚毅，把百亩田产和一个大家打理得有井有条，有吃有余，其作其行，当地远近无不举指称赞，享年七十三岁，无疾而终。她老人家的一生，给家族后人留下一座不知多么厚重的“无字牌碑”！
母亲的大半生是伴着辛苦渡过的。当年我们这个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再加上60年代前后国家恶化的经济形势，解决生存危机是人人面临最现实的问题。父亲和几个哥哥先后出去闯关东，家里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天一天地往前捱。母亲很能吃苦，有一个坚韧要强的身板；有三种特殊的谋生手段：“织花布”、“做皮活”和“剪纸”。另外，如果说为什么能熬过那几年最艰难的岁月，院中的这棵枣树和房前屋后的两片野苋菜着实功不可没——每当树上挂枣和苋菜成棵的时节到来，全家人就像又抓住了一把救命草。有年春天，姐姐在河套寻来一兜野菜，煮熟吃后全家三口呕吐不止，想来是不知中了什么毒。母亲赶紧把珍藏佛龛后的一把自家树上结的红枣拿出来，烧糊后熬了半锅枣水，让我们喝了吐，吐了喝，不知是枣水真的解毒，还是仅仅为多喝水，总之我们喝下半锅枣开水，全家竟无一人出现性命闪失——母亲对我们能逃此大劫，一来归结祖宗积德、“神灵保佑”，二来认为幸亏这把枣和院中的这棵老枣树。直到如今，母亲对院中枣树依然爱护倍至，对佛祖释迦牟尼笃信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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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植下的这株枣树，经过岁月风霜和世代演变，在我们家族已形成特有的习惯规程：每年清明扫墓，要在其枝杈系红布绸一条，只有这一天过后，全家才算进入真正的农忙季节；七月十五上坟，先要在这棵树上挑头辈鲜枣盛盘供祭，此日过后，树上的枣子可以随便摘了，地里的农作物也开始收获；到十月一，我们要扫这枣树的落叶，掺上新土分头添坟，这天以后，基本上就“锄锹入库，牛放河边”，进入冬季男学男商、女纺女织了——这些做法，至于始自哪代祖先，有什么必然因果，谁和谁的理解都不一样，也许只有为者自知的。
而今，祖坟上再也没有了枣树的影子，剩下的只有那深埋地下枣叶的厚厚积淀；院中的老枣树也一年不如一年——好在，几年前它克隆的两棵新树已长大成株，样子酷似那棵老树，结的枣子也像老树一样酸甜可口，它们一如老树那样，悉心固守着老院子、旧房子和一天三次的灶烟，继续记历着这个家族的事境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