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一些的朋友会发现，最近关于毛泽东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价值判断上，以“我愿意”、“我喜欢”或“我不愿意”、“我不喜欢”作为主要标准，依据的材料也主要是传记文学。我本人对这些资料将信将疑，因此所做出的取舍也往往取决于自己更愿意接受哪方面。正如历史是每个人心中的历史一样，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不同评价也许更能标识一个人所处的阶层。老一辈人中，知识分子往往会做负面评价，因为知识阶层尤其是高知，在六七十年代所受的委屈最大。而工农阶层往往会缅怀那个时代，因为他们有另一种不同的体验。

而年轻一代由于剖除了利益纠葛，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或否定。

像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七十年代，对于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仅存的记忆只有几个画面：看斗地主、看小学生帮生产队拾棉花、看《红灯记》电影。这是关于农村生活的记忆，不代表全体。城市的孩子心中可能有另一种符号组合。就我个人的回忆，童年生活还挺温馨的。因此我无法认同那时的整个社会真像某些书上所写的那么可怕。

但我也不能因此否认别人的说法，毕竟不同的生活经历锻造出不同的心态，认识是基于实践的。

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理由，我不准备武断地说出“好”或“坏”的判词，而是想换个角度。

有几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现代的人很少真正愿意回到“毛时代”，尽管有人对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能够认同。首先，从消费的角度看，消费者的选择权被剥夺了，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还依稀能够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老蓝布”和“绿军装”。那是一个供给不足的年代。

其次，职业没有选择权。通行的服从分配的模式，一直影响到九十年代初。对于这一点，争议颇多，见仁见智当然因人而异。最著名的反对者自然是王小波，他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身上，发现了一种拒绝被设计的反叛精神。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分配方式却极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个人的最低生活底线，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种不足无法完全归罪于毛泽东。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家舍耶克就针对社会主义难以解决的几个经济问题写出了“社会主义的计算”的文章，分析出计划经济很难按照市价的准则进行分配，市价的分配结果也许高效率，但必然导致不公平，这是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不相容的，要公平就必然要选择计划分配。消费者和职业的选择权被剥夺，只是追求公平的难以回避的结果。与个人意愿无关。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何尝不为“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大伤脑筋呢，最终也只能无奈地说：经济学家对此无能为力，只有靠投票箱来决定了。

第二，为何选择集权而不是民主。

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的，恐怕就是毛泽东的集大权于一身而终身不退了。有人甚至会天真地想，如果新中国建国之初能像美国一样，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那将会避免多少不必要的悲剧发生！

孙中山进行过这种尝试，但失败了。民主需要有一个基础：民间力量的博弈平衡。中国缺乏这种平衡，过去是，现在也是，所不同的是，现在离这种平衡越来越近。缺乏平衡力量的民主基础，只能造就强势群体的民主。

就美国而言，在工会力量崛起之前，谁能够说它不是资本家的民主呢？

民主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理性选择。

另一个话题。假如不是节外生枝，毛泽东真的退居二线，他的结局会怎样？他是否从暂时的退居中看到了完全退出的阴影？在没有完善的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有谁能做到全身而退呢？

第三，就是那我们都不愿提及的十年。现在有人从思想史的角度深挖根源，说是和鲁迅的“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同出一源，毛泽东早年所受的这种思想影响，终于在晚年倔强地开花结果。是否如此，不敢断言。但总算有人从道德政治之外进行拓展研究，毕竟是一种进步。

如果再进一步，从中华的文明史去找源头，是否可以说，这一次文化浩劫是对中华文化自身的一种有意识的叛逆，或者说，它是中西文化对撞产生的某种不和谐。抑或是，它是一局玲珑棋，非自杀无以自救？令我们不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它看作终其一生的第二件大事，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谋略吗？

至今没有学者能给我们令人信服的答案。这种超越政治之上的思想的问题不解决，对毛泽东的争议就会无休无止。

至于纯从价值观的角度去争论，实在没有太多的必要：喜欢吃白菜的去吃白菜，不喜欢吃白菜的可以吃萝卜呀，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也许时间越久，就越能显示出他的力量，不管是从经验的角度，还是从发人思索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