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个耳熟能评的词语，世人永不离口的词语，每一个人都期盼穷毕生之功而达到的一种“状态”。然而，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包含了什么意义？它对于个体是什么意义，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将位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使得诸多学者们为此耗尽了一生。个人非常敬佩他们，同时也视他们为自己的楷模。

二十世纪晚期，文化一词在学术界内外都成为了一个流行的专业术语。似乎在平日交谈的语言中，“遗失”文化一词是件伤及体面的事情。二十世纪后期，英国“文化研究”成了一个单独的学科，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研究”变体。一时之间，文化又重新回归到它本应属于它的地位，并开始“稳坐江山”。似乎人类在经历了无数战火与沧桑之后，偶有小感，发现自己已不再拥有那份“贵族”气质，不再满腹经纶，不再拥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了，甚至已经丢失了那份“随生即灭”的本质化，因而，慌了、急了，在并不“光亮”的指引下，开始昂头挺胸地凭着直觉向着“希望”走去。好事？坏事？你我估计割舍。

然而，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状态发生了，就在文化达到流行的颠峰之际，许多学者开始表示怀疑，开始大加批判，认为文化一词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其有用性。文化一词使用的是如此的泛滥，几乎人类所到之处、所触及到的领域都可以用文化来形容与界定，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术语不再保持所指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可使其有分析性的意义。譬如，传统上，文化的定义是居住在相同的地理范围的人类群体，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相同的信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行为是相似的。而如今，文化的地域性早已不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清晰，在许多方面作为地域统一体的“国家”观念不再作为文化的同义词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今天生活在任何国度里的群体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群体变体，迁徙的人群越来越多，移民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生活方式各式各样，传统的地域性文化概念越来越模糊，并且人人都能够从纷繁复杂的跨国文化以及生活风格中汲取一些东西，最终使得传统性的文化转变成为一种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结域性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具有活跃性的，换言之，文化永远不是一个完全给定的永久的状态——不是群体性的，也不是个体性的。当代文化的符号化和综合性特征，连同人从世界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的空前的移民运动，看似已经摧毁了传统的文化支柱。笔者认为，文化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它揭示“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以及“我们的‘根’在哪里”。这种根源性的状态，事实上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经诸如身体与精神之中。当代的问文化在集体与个性之中徘徊，它不能完全脱离集体，当然也无法绝对的个性化，因为，文化连系着一个地区群体的语言、宗教、社会阶级、家庭、日常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交流模式等等。群体与个体在如今有多重文化侧面：“文化不是人们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没有区别意义的知识板块。文化是一整套观点、行为和期待，随着人们和群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华森，1997：8）

无论任何一个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放弃过或者放松过对其民众的文化思想的禁锢统治。其原因人所共知，每一个国家都尽可能地突出其国家、种族的文化特性，并使得其文化特性具有无可替代性，从而巩固其种族延续性。我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对成熟的民族文化特性，这种特性具有着强悍的不可替代性。因而，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中，中国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种族文化特性上，都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强国不寒而栗。笔者认为，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是否存在于世的根本标准。换言之，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根脉”，是一个国家和种族的“灵魂”。这个国家不管是地域上的消亡也好，还是空间上的“搁置”也罢，都是“短暂”性的。然而，如果这个国家的“根脉”断了，“灵魂”飞了，纵然它傲然挺立于世，也只是有一层并不华丽的外表而已，事实上它随时可能“消亡”，并且这个民族（种族）将永不复存在。

文化这个标签有其象征性的意义。人们害怕失去文化，他们牢牢地抓住文化认同，拼命地向主流文化靠拢。然而主流文化的“拥有者”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因而那些不具备条件的人们，开始自我“创造”非主流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因而人类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认识文化的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存活于世界上，就意味着存活在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