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观后感（一）：
鬼子来了观后感
姜文无疑是中国电影界的大腕，他作为演员和张艺谋、谢晋、凌子风、谢飞等国内著名导演合作拍摄过很多获奖影片，和他搭档演戏的女演员也是国内顶尖的女演员如巩俐、刘晓庆、赵薇等。他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获得空前的成功，当人们的都在期盼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时，却等到的是此部电影被禁止公映。很多人都为此抱不平，认为姜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导演，《鬼子来了》这部片子也是一部十分优秀的片子，但毕竟最终还是没有公映，只是透过DVD等发行。一部片子完成后，不能公映不明白算不算是一部好片子，而大家有幸观赏后，觉得确实不能公映，这算不算作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我在看完此部电影时，我有一个困惑，导演是在为谁拍摄这部电影的。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各种艺术只有受到老百姓的喜爱，才能算作是成功，电影同样也是要服务于人民大众才对。电影服务于大众，也不是过去极左的那一套“教条主义”的教育影片，这种“教条主义”的影片老百姓不喜欢，所以要争取“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方式，但并能由此否认文艺（包括电影）的教化百姓的作用。而姜大导演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料？他想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什么道理？能够说，姜大导演将敌占区老百姓的奴性表现的淋漓尽致，那里的老姓完全没有一点国破家亡的悲哀，甚至让人觉得这敌占区的小村庄挂甲屯是“大东亚共荣”的典范。这种电影不要说是中国人拍摄的，就是外国人拍摄的，华人华侨也要群起而攻之。
整部电影中，敌占区挂甲屯的老百姓原本是幸福地生活着，而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如何处置日军俘虏”，也成为打乱小村庄平静生活的唯一麻烦，而这个麻烦并不是日本占领军带来的，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强加的，最后小村庄的灭顶之灾，究其源头还是抗日的部队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抗日军队无端送上两个俘虏到挂甲屯（本身这种假想，就是对中国抗日军人的污辱，中国抗日的军队有必要在撤退丢下两个俘虏给无辜的百姓吗？），最终日本投降时，小村庄会平安无事的。电影中最后一个情节，日本军人对挂甲屯的屠杀，被解释为因日本战败的缘故，反之如果日本没有战败，小村庄也就不会被屠杀，照样能够“歌舞升平”，和日本人和平相处而无忧地生活了。在这部片子中，敌占区的老百姓完全是麻木不仁，整个就是“有奶便是娘”，中国人的骨气、民族气节丝毫不见，唯一的反抗就是那个终日躺在床上的疯子，那里不明白是姜大导演又有什么好的寓意。
姜文本人在此片中的表演，能够说是无可挑剔的，就算是其特有的黑白风格设计、最后男主人公被砍头才出现色彩，也是独具匠心、震撼人心，但作为导演，他导演的这部片子无疑是失败的。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在拍摄一部片子之前，就应最先思考好你要告诉观众什么，要观众看了电影后能够明白什么道理，而不是看完电影后稀里糊涂的一头雾水。就算是你不为老百姓的需求拍电影，你至少也就应为投资者思考思考，不明白《鬼子来了》这部片子的投资者，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将投下的钱让我们姜大导演自己娱乐娱乐的？这部片子最后不能公映，损失的不是电影观众，也不是姜文姜大导演（相反拍出禁片后，导演的名气有可能变的更大了，所以才有些不良导演在不停地拍摄禁片，如田壮壮、张元、王小帅等），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影片的投资者，他们成了姜大导演玩“艺术”的牺牲品。[由www.telnote.cn整理]
不论姜文承认不承认，《鬼子来了》这部影片的被禁，对他自己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用更多的片子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导演，这么多年来他只导演了三部电影，还是不得不干自己的老本行，继续演电影。也许他只有在弄清楚“电影是为谁而拍？”这个问题后，才会有投资者请他拍电影了。
鬼子来了观后感（二）：
《鬼子来了》是一部战争剧情片，由导演兼演员姜文执导，姜文、姜鸿波、陈强、香川照之等担任主演。该影片，主要讲述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
剧情简介
一天夜里，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之后取人，结果此后再就也没有音讯……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向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理解了花屋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回到宪兵队……
姜文电影《鬼子来了》影评
姜文的每一部影片都有很鲜明的特点，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寻枪》到《鬼子来了》，不管什么题材不管什么故事，都能做到贴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贴合人物性格。故事说得生动搞笑味，而且总是能给人震撼，而这种震撼是外层覆有糖衣的炮弹，先给观众尝尝甜头，乐一乐，最后才突然摆出结果，那种感觉就象炮弹直接打进观众的心里，让人回味无穷，《鬼子来了》更是如此，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法，比一味的说沉闷，痛苦，所到达的效果要来得更好。
早在七、八年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就展示了其在国内导演同行中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电影叙事才华。画面是重要的，拍摄是重要的，但是把故事说清楚说得动听而又深刻更重要，影片充满了故事性，情节发展后劲十足，戏剧性变化此起彼伏，十分好看，同时，看得出来，电影形式上，姜文偏爱的不是拘谨，是自由。
《鬼子来了》，农民审问鬼子，给鬼子白面饺子吃，鬼子说汉语拜年闹出的笑话让人闹掉大牙，这样的场景让人忘记了这是个战争题材的故事片，中间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搞笑桥段，迸发出黑色的喜剧效果。让人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是简单的，虽然它的表现形式和老式的抗日片一样，黑白色调，熟悉的鬼子进村音乐。直到把鬼子送回日本军队后故事才出现转折点，送来粮食后，鬼子和农民的狂欢却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危机。最后大屠杀给观众的震惊经过前面的铺垫显得更让人记忆深刻，这还不够，光把日本的丑恶面目摆出来还不够，他还要让当了战俘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马大山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面，让人对国民党个性是吴大维的形象更感到可恨而又无奈。前面所有的铺垫，反映了在战争状况下农民的特殊思想，你能说他们愚昧吗他们其实懂得很多。路边说书的人，日本人在的时候说的是一套，国民党来了说的又是一套，你能说他们聪明有知识吗他们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怜。这不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某些特质吗姜文太深刻了，他没有给中国人民留半点面子。
姜文的糖衣炮弹爆炸了，在屠杀农民的时候就爆炸了，最后他还用马大山的死代替了爆炸后的硝烟和惨状，顺便来了这么个余震，确切的说，象是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强大，爆炸后造成的危害更可怕，看到那里，人心里都不是滋味。马大山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色彩的确是有了，红色，这红色显得多么鲜艳，象五星红旗的颜色，血的颜色。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姜文那个死人头的笑，笑得很诡异，真正的还眨了三下眼睛，含笑九泉，他能怎样办，这样的结局，他只有苦笑，哭都没有眼泪了。让人觉得日本人可恨，可国民党这样的同胞是不是更觉得可恨呢
影片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荣誉，但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鬼子来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方面与国产主旋律电影严重不合拍，所以仍被官方毫不留情地封杀了。该片让投资公司血本无归，导演姜文也吃了不少官司，但是，我们务必承认《鬼子来了》是反映抗日题材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贡献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影片价值会被更多的后人所认知。至少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导演敢于像姜文那样勇闯“禁区”，拍出真正震撼人心的力作，向观众投放糖衣炮弹。
他颠覆了以前所有抗日题材电影的常规手法，深刻到内心，用糖衣炮弹，让观众尝到了欢乐，最后也受到了震撼，这比让小学生死背历史政治课文更有效，只有当他们看到这么深刻的影片的时候，在最后糖衣炮弹爆炸的时候有所领悟，这并不是死背几年政治书能到达的效果，这才是活教材。这样的活教材也许永远进入不了国家的电影院，但是他肯定能进入每个看过《鬼子来了》的观众的心里，最深的地方。
鬼子来了观后感（三）：
鬼子来了观后感
每一个中国人都就应看看《鬼子来了》，不仅仅要看，看完之后，还得写观后感。
日本侵华战争中，一个北方偏僻乡村的老实村民马大三，某一日忽然遇上了生平未遇之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他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马大三打开麻袋，发现其中装着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厚道的马大三要为怎样对付这两个敌人伤脑筋了。6个月过去了，中国军队还是不见踪影，反而日本鬼子的碉堡已经修到了村口，村民们务必精心地看管住这两个俘虏不让敌人发现，而且还要防止俘虏查觉到状况的变化。这一切越来越困难了，村民们只能要求马大三解决掉这两个鬼子，但马大三却下不了手。马大三与他的女人（一个年轻寡妇）由于长期照顾这些鬼子，他们之间渐渐消除了敌意，鬼子向马大三提议，他愿意以几车粮食来换取自由，这能够救济正陷于饥荒中的村民。马大三愿意相信这个在他家住了多时的鬼子，大家也同意了这个办法。结果出乎马大三的意料，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双方互为友好的宴会在日本兵对村民的大屠杀中结束，村子也被烧成白地。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影片中人物的性格。马大三：本分、善良、小聪明、明哲保身、不敢承担职责，代表典型中国老百姓的生存哲学，拉群人下水，职责大家担，也就法不责众，带着困惑的微笑死去。
河北小山村的农民：没有正面应对战争，几千年的农民逻辑让他们善待俘虏，但最后去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行为准则于现代战争逻辑很不适应。
花屋小三郎：带着日本武士道精神出现，但又害怕死得不壮烈，花屋心理变化过程是导演的功力所在。
翻译：代表着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脑子转得很快，中国劣根性代表。挑拨离间，被上司看不起，“支那狗”。又看不起花屋这样日本农民出身的下层士兵。最后他受刑的时候笑是对时局的嘲笑，也是对自己翻译生根的嘲笑。
《鬼子来了》显然对人们所定格的中国农民呆板木讷的标准照不以为然，偏要把人物鼓“动”起来，马大山和他的乡亲们不无生动活泼、生机盎然。不是农民不农民的问题，这部电影方法的天才之处和独特魅力在于，不避重就轻，总是径直要把人生命性的勃发跃动给煎迫碾压出来，燃烧或者暴晒，在这个软沓沓病殃殃的年月，让“生命动作”披荆斩棘，实在用心良苦。《鬼子来了》，不给人的侧隐之念留下任何余地：给鬼子白面饺子吃，够了；“我就是杀不了人啊”，够了；送还鬼子，够了；写“友好条约”，够了；开“联欢晚会”，够了；烧光杀光，够了——还是是不够，还要让战俘了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了的马大山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众，而“众”是什么，“众”是鲁迅在《药》里写过的雀跃的脖子伸得有鸭脖子那么长争看杀革命者的头的中国人。
而对日本人的把一段魔鬼华的日本鬼子放到了人性的角度下分析，使日本鬼子也有了性格的丰满，有残忍也有怕死的、懦弱的一面。表现了日本鬼子人性的一面，尤其是野野村天天给村里的孩子吃糖。没有和村民冲突。而最后的爆发是军官的暗示和挑拨。因受刺激而发疯杀了最喜欢的小孩，刻画了立体丰满具有人性，内心审视的野野村可能也是“反动”的一部分。
鬼子来了，村民们不是鸟兽散，去打埋伏，而几乎要夹道欢迎；千方百计掩护的，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鬼子汉奸；遇到困难，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翻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看看，找游击队武工队指明方向，而是不向组织汇报不说，去跟伪军队长江湖术士搞上了。说我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得益于人民战争的法宝，这法宝至少于长城脚下的这×村是不存在的——给村民送来粮食的不是“共军”而是“皇军”，而村民弹冠相庆的，也不是凯旋归来的人民子弟兵，而是双手沾满了同胞鲜血的侵略者。为什么偏偏找来两个黑白片年代银幕上坏得一塌糊涂的着名的奸角陈强和陈述在那里跑跑龙套呢？姜文请两位老艺术家故地重游，是要向二老致敬吧，而观众呢，看着这两张面孔谁不浮想联翩呢，姜文请我们旧梦重温——陈强所饰的武林高手，不是他年事已高武功已经要不了人命，而是，鬼子的命，他不敢要。练得虎虎生风却奈何不了就擒的鬼子，仅仅因为他是鬼子，很尖刻。姜文顺手牵来，就把风魔众生的武侠神话给戳破了，很深刻。
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鬼子来了》的取意和表现手法是十分新意的，是触犯某些国人的。电影中有个最为横烈的人物并不是马大三，而是一个叫做七爷的残废，是个双腿残废的老头，老头面容惨淡，终日以床共眠，他从头至尾最爱说的一句话只是：我要一手掐死一个，活埋了他们！豪言壮语，一向都让观众以为那只是口号罢了而在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日军故意布下欢庆酒会的陷井时，七爷此时却固执的费尽力气拿到枪杆，当日军开始大屠杀后，他艰难的爬出房门，精狠的打出了一枪，杀死了一个日本人，但最后却被砍断了一只手而毙命。那是一场令人震撼的屠杀，其中所裸露出来的悲惨，是让人窒息的痛苦。《鬼子来了》七爷的主角是很具有深层好处的，在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疯子，除了愤怒，什么都不会。但到了最后，我们才恍然大悟的发现，原先所有人里面，只有他才是最清醒的，他不相信日本人能有个好东西，能懂得知恩报恩这种善德，于是，在所有的村民都被欺骗，乃至被凶残的杀害之后，原本信善厚道的马大三，此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凶暴的七爷，在马大三的本来胆小的身体里变得充满了七爷才有的血性，愤怒，还有疯狂！这是一种斗争的力量，也是唯一的武器……
电影中间有一段讲的是马大三下不了手杀两个俘虏，于是去出了村，过了河，过了河又上了山，上了山又进了城，找到了以前传说中的百步穿扬的神枪手，以求之去借刀杀人，可冷幽默的是，这枪手却告诉马大三自己是拿枪的主，根本不可能用刀杀人，可那村子地方小，随便打一枪，日本鬼子也会赶来要了他的命的，所以这个任务他根本就不能接，他又告诉马大三如果要借刀杀人，下次记得必须不能找枪手，要找刀手。就在马大三气毙之时，枪手又把他带到了传说中的京城第一快刀手，刘爷那里，枪手是这么对姜文说的：“升天的道上，刘爷给他们垫了一步，刀起头落，如轻风吹过，飘飘然不觉之中，油然而生，你明白他们咋感激刘爷的不？你肯定知不道，那些被刘爷砍下来的脑袋，必转九圈，面朝刘爷，眨眼三下（此时在一旁洗澡的痴呆刘爷加了一句：嘴角子上跷），啥叫含笑九泉，这便是含笑九泉。”听完这一通话后的马大三，震惊的拜倒在地。
《鬼子来了》的结尾是最完美的一个镜头，无情的诗意，绝响一般的深刻，最后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震撼。
含笑九泉，马大三最后是含笑而死，但他笑的是什么？是宁静村庄中村民们愚味的善良，还是战争下人性的荒唐，我看都不是，马大三笑的就应是有两点，一是对日本人嘲笑，一抹重重的嘲笑对着的是日本军人当时在中国所具有那种罪恶。凶残灭绝人性的罪行，这一抹子也是是足以让日本人羞愧到无地自容也无法解释的。而另外一点，马大三笑的，却是围在四周看热闹以及宣传仁义道德官方政策的那些民众，他们愚昧的念头，终将会像他一样得到深刻的教训的。
《鬼子来了》，马大山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色彩却是有了，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那个死人头的笑，笑得很诡异。马大山不明白怎样处置手上的鬼子，疯子喝道，“我一手拎一个，活活给他们掐死了”——于是，恰恰是疯子傻子说出了真理。一个愚昧、贫穷和落后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一种精神的，而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迟早要被淘汰，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事关生存而不得不应对的话题。
鬼子来了观后感（四）：
鬼子来了观后感
当我从让子弹飞被姜文感染之后，我不禁对他以前拍过的三部电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像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人他所拍摄的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在听到李萍老师及室友的强烈推荐之后，我观看了《鬼子来了》，继而在姜文的让子弹飞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后，我又一次被打动、被折服。虽然它不是一部令人愉悦的电影，尽管影片中不乏令人发笑的情节，但是它所留给我们品尝的苦涩，留给我们体味的悲伤，留给我们痛定思痛的空间，是每个看过的人都不得不深思的。虽然它遭到封禁，但是它带给人的深思考和姜文所追求的真史实、真情感无疑对我们的教育好处是无比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部电影，才使我明白了"战争与人"的残酷，才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剧情(简介)：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偏僻乡村挂甲台的村民马大三(姜文)某日遇上了一个平生未遇的难题。一个陌生的"我"将两个黄麻袋放在他家，并声明年三十会取走，麻袋里装着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厚道的马大三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两个敌人。6个月过去了，"我"没来取人，如何精心看管这两个俘虏，又防止鬼子查觉的问题难坏了大家。村民们要求马大三解决掉这两个鬼子，但马大三却下不了手。一番波折，长期受到精心照顾的鬼子，渐渐消除了敌意，鬼子表示愿意以几车粮食来换取自由，这样既能够救济正陷于饥荒中的村民，又能够免去大家的苦恼。大家相信了这个在他家住了多时的鬼子，同意了交换，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为欢庆举办的宴会上，日本兵对村民展开了残忍的大屠杀并放火烧毁村庄，只有马大三和鱼儿幸免于难，当他们摇船回来的时候，冲天的火光映在马大三的眼中只剩下了空洞。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鬼子死伤数人，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村民们以前朝夕相处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当花屋手起刀落的时候恻隐之心无法压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刀下得利索一些。马大三的脑袋就这
么滚落了，在地上转了九圈半，眼珠子冲花屋眨了眨，嘴角子上翘如刘爷形容自己杀人一样--"含笑九泉"了。从总体上来说，鬼子来了的叙事既复杂荒诞出人意料又不失紧凑流畅与真实，在故事的每一处发展与转折中都隐匿着极为丰厚而繁杂的人性资料，正是因为他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才使我由衷的喜爱拜服这部电影，在此表达我的一些感受。
影片中的"我"这个形象，就应说在电影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我看来，他只是起到了引出离奇的故事，并使电影的某些段落能够衔接的作用。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以马大三为首的那些村民以及那些日本人的形象，透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碰撞，从而让我们挖掘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以前体验过农村生活的人会明白，农民大体上都是淳朴而安于现状的，从古至今，农民一向都是受压迫的对象，久而久之使他们构成了温顺贤良的品格，所以当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的时候，农民学会了忍让，为了赢得生存他们学会了妥协，当鬼子没有烧杀掳掠的时候，他们便不会奋起反抗。影片中挂甲台的村民对这一史实做了真实的阐释，在那个被日军牢牢把持的小地方，鬼子对村民实行"和平"的奴役，习惯了被压迫的村民麻木了，他们为了生计这样的眼前利益而过分乐观的活着。小镇上唱曲的在集市上宣扬着皇道乐土，教育众人中日"八百年前是一家"。人们见了鬼子一口一个"森塞"。马大三等村民胆小的不敢杀掉被俘的鬼子，费尽周折请刽子手代劳，却得到鬼子命不该绝的结论，最后村民与鬼子达成了一致--用人换粮，欢天喜地的换来了一场屠杀的盛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对那段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的反映，对人性真实的刻画，看过之后，让我触目惊心，气愤十分，尤其
是影片中花屋小三郎的那句"我此刻最后明白了你们这么长时间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了。"深深的刺痛了我，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我无法亦不能否认。姜文欲还人们一个他所认同的真实历史的记忆，他正是透过对真实历史的再现警醒我们去直面我们一向在回避的东西，他的良苦用心让我备受感动。
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职责。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透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应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应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应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就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姜文关于日本的十个为什么》)。影片中有两个场景真实的刻画了鬼子的暴行：一是炮楼里的两个鬼子溜出来想吃鸡，老兵教新兵如何粗暴的对待中国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刺刀，并说"对付支那猪就只有用这种办法"；二是小三郎在鬼子和百姓的联欢中得意忘形，对中国人大声说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然后他在队长激将下，兽性大发对养活了他半年的村民们举起了屠刀。姜文将鬼子们的武士道精神和对中国人的残忍施暴的一面生动形象的刻画出来，由此让我们真切看到其人性极其匮乏和阴暗的一面，体会到这样深刻的人性剖析，我不能不被他折服。
"日人花屋小三郎，去年腊月来吾乡。挟风带雪，神色惊惶，衣容不整，兼有枪伤，何人送之，我等不详。六月有余，寒来暑往，我等村民，仁义心肠，鼎力相帮，节衣缩食，悲苦难当，着急上火，没齿不忘。花屋感恩，允我口粮，两大车整，报答有方。我等笑纳，各得所偿。花屋汉臣，归还日方，自此之后，两不相伤。立下此约，中日两方。"当我听到这段契约时，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中华文化的精粹，中国世代相传的美德，"以心换心"的"仁心"，用在了这样一个讽刺的场合，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挂甲屯村民自以为善待(不杀，借白面给他们包饺子，宁愿自己挨冻而把棉被裹在'囚室'的柱子上，以防花屋撞头自杀)了鬼子，便期望得到礼尚往来的回报，这是何等的可笑，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以德报怨，到了那里便不折不扣的成为了软弱和愚昧，又是何等的可悲。"中国的老百姓，向来不惮于反抗的。只要你给他们地种，让他们活，他们就像陷入沼泽的人，只要鼻子还露在外面，能喘气，就不愿意动一动。中国人，只要做稳了奴隶，就知足了。真是万劫不复。"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再加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的死亡观念，想要"活着"的现实追求，压抑的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可悲、可怜、可叹！
当马大三在花屋的屠刀下人头落地、"含笑九泉"时，当那一幅黑白鲜明的画面转换成最终的鲜红时，鬼子来了迎来了它最悲壮的结局。为什么姜文将整部电影拍成了黑白，唯有结局那一抹鲜红，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资料，我们能够理解那红为红色的血或红色的旗帜，姜文借助红警醒我们，让我们认清了现实的残酷，这是不容抹杀的。鬼子来了犹如一个关于我们民族性格与命运的寓言，它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引发出我们对中日民族性格冷峻的剖析与思考，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弱点，深刻的了解了人性，更深的体会了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我们才真正看懂了鬼子来了，而它的全部好处也就在于此。感谢姜文，感谢"为了忘却的纪念"。
鬼子来了观后感（五）：
鬼子来了观后感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向没敢睁开，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向推向杯具性结尾……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明白，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明白，是“我”。那么“我”又是谁呢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
”。“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不仅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
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编导试图透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125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
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潜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比较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电影删掉了超多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比较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
策允许明白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明白，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但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明白“‘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明白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礼貌之父孔子如是说。杯具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明白“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
你就不懂了。‘朕’就是皇上。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明白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能够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能够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我答对了———饶命!”但是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
——你们杀了我吧!”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但是电影却拍不下去了。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务必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贴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
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
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总之，“我”能够不承诺，也能够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取。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明白: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
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
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职责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理解联合宣言之原因。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能够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
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向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
主!”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最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证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但是只能到达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
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述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好处完全不同。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
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旧约以西结书》以前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礼貌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然而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但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
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你们说他们怎样办好老百姓怎样办才好啊!”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但是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因此，不仅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主角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主角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应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因此《鬼子来了》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
《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最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就应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鬼子来了观后感（六）：
鬼子来了观后感
序言《一》:我一位懵懂的17岁少年，涉世未深，热爱着电影！在我的价值观里，我把每一部电影看作是一个世界亦或是一个社会，是能让我望清这现实世界的重要渠道。姜文，一个颠覆我世界观的男人。《鬼子来了》让我陷入极度的深思熟虑。
序言《二》:姜文的四部曲为什么我只写鬼子，原因很简单。对于阳光，我这个90后说实话我能在此得到的共鸣没我想的那么精彩。（毕竟姜文是我爸爸那辈的）而太阳，我的天！这实为旖旎的凤毛麟角之作！其精美之处是我真的难以吸收、消化的。我不是真的想望尘莫及。子弹虽是我最喜欢的，可我为什么不写，我相信各位尼玛们就应清楚姜文为什么会拍出像子弹这样的电影。
鬼子我看了不下3遍，所理解的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也像大多数人那样结合资料看电影，才最终有点头绪。然后像滚雪球那杨越滚越大啊！欣赏《鬼子来了》我微微地总结了下，我觉得首先就应理清鬼子的性质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在《鬼子来了》里偷窥下鬼子的概念。
影片大部分用的是黑白胶片，想必大家都明白那里有不少的文章。但我想说的是大家不妨能够联系下黑白默片。黑白就是失去了颜色，没有缤纷五彩，那就是单调、枯燥。影片被分为黑色幽默一类，为什么不言明为黑色警戒呢？1945年的中国民众暗无天日，1945年的中国萎靡不振。（以下省略民众几千字，我想你就应懂）
看完鬼子后，我大胆的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鬼子来了》里的日本鬼子完完全全颠覆了日本人在我们心中的传统形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曾是祖国四化教育的小红花啊！而《鬼子来了》又作为另类片在大陆禁播，我就想这必须没广电局搪塞的那么简单。理所当然的我顺便查了下资料，之后相中了一本书——《菊花与刀》（请各位同志们别想歪，因为我身边人第一反应都是那样的）我立刻网购了本，很运气居然是现代版还带插图的，不是那种特古董的。看完《菊花与刀》我才明白什么叫恍惚间的醍醐灌顶，日本这个大和名族在我认识中才有个明显的轮廓。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是日本武士至死都不可或缺的一不分。日本人就正如菊花与刀这两个意象所表达的那样，是颇具矛盾的民族：好斗又温和;黩武又爱美；桀骜有谦逊；顽固又善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开明。我想这大致就应很好解释为什么片头中海军军官会与孩子们相处得如此融洽，花屋小三郎为什么会一口答应村民的粮食条件，酒冢队长为什么会在沉重中爽快地答花屋所欠的债而不是立马地爽约，而为什么影片最后的日本鬼子会疯狂屠杀无辜的村民血洗挂甲台。其实我很想给姜文一个忠告，为什么不让观众们把《鬼子来了》和《菊花与刀》相结合起来去阅赏。鬼子就会变
得如你想象中的那般开门见山。
“鬼子”在中国这特有的贬义性名词通常是指外国人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洋鬼子、日本鬼子这一类的说法。那照如此的说法，为什么《鬼子来了》的片名不叫《日本鬼子来了》呢？难道纯粹是为了顺口点，好听点吗？我真的真的想了好久好久。我就想到戴帽子为什么不叫穿帽子，因为中国的传统里没有穿帽子一说，这是特有的。那《鬼子来了》里的鬼子也必须很特殊，那肯定就不是日本鬼子了，日本鬼子在影片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幌子，就一群跑龙套的。我忽然想到把“鬼子”与“来了”分开来试下，着重后者的我注意到了全片的龙眼——花屋与董汉臣的意外降临。既然鬼子不是花屋那是董汉臣吗？不！绝对不可能，“鬼子”是一个群体性代名词，那全片的总主旨就意外明了了。毫不夸言的说鬼子就是中国人自个！（这正如许多影评所点明的那样已经如雷贯耳，但我还是很想再点亮一次）
整部影片对我最大的冲击力还远不止这些，电影中一位位中国村民的种种性格与形象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惊涛骇浪之势刺激着我的耳目。《鬼子来了》毫无任何嘉勉性的传奇，充其量只有马大三的末路觉醒罢了。（每每看到这个情节我总会联想到《我是传奇》，两部影片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斥着末路英雄的凄怆感，而一将成往往都有着万骨枯。）在我看来《鬼子来了》就是纯平民电影。但是越平民就越现实，越现实我就越害怕。时不时的我就仿佛能看到电影中某些村民的影子就出此刻我身边，甚至是我自己的身上。如此现实，我就好像能与此牵手入眠，相伴与门前看云卷云舒。上句话好像显得我很闲适，那是我还未曾发觉，驰废于世事。此刻我能看得见，摸得着这活生生的恐惧。姜文透过鬼子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模拟出了中国平民在没有GCD和GMD的糖衣炮弹下应对窘境所表现出的怯懦和腌。马大三的末路觉醒我们也如一如十的看在眼里。不知你有没有在意，影片里一味说着“是福不是货，是祸躲但是”诸如此类话语的五舅姥爷，“我出了村，就过了河”的六旺，还有那三翻五次不敢下杀手的马大三，不就一一在我们身边，亦或说我们在无止境地上演着他们的主角。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姜文拍的鬼子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是你拍的鬼子不好，而是你拍的不是时候。就像拿破仑其天赋，奇事我们是耳熟能详，是少有的以少胜强的例子。但为什么会有滑铁卢之完败，就是因为资本之势还没强大到能够打败封建之顽力。而我坚信着姜文不会没有丝毫的远见，而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更或是年轻的好强。完完全全能够忍到时机成熟之际，再让鬼子震撼问世。
在我看完鬼子后的好一段时间里我一向纠结于七爷这位戏份并不多的主角上。他是疯七爷吗？是，绝对是！但他疯得最果敢、最刚毅、最“睿智”。为什么挂甲台的村民们不照七爷说的“一手掐巴死俩，拧成麻花，刨坑埋喽！”呵呵，如果照这样的剧情发展的话，这电影就没法拍了吧。我想想这就应是姜文一种极其极端的表现手法吧！
人性这一从古至今都没太研究出什么道道的话题还轮不到我发表什么言。亲日也是我们最嗤之以鼻的，最最要不得的。但我最后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想小日本那样有目的、有明理地学习一切于己有利之技的态度呢？亦或说中国原则到足以睥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步呢？
《后记》:我不再将做下一个马大三！
鬼子来了观后感（七）：
看完之后，上网搜索了一下影评，许多人痛心中国农民的愚昧。但我觉得以当代的历史见识去苛求数十年前抗日时期的农民思想境界，实在有点不公平。试想，如果我们也在当年的闭塞环境里，没有理解过教育，能清醒正确地和日本人斗争吗？
也有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拍出了中国农民和日本侵略军的真实一面，对此，我也抱着谨慎的态度。理由很简单，我们所有的印象都来自由官方撰写的历史。这时，突然一个人冒出来说历史不是这样的，难道我们因为厌恶官方的历史说教，就轻易相信了一部电影的渲染？如果“黑”是不对的，难道“白”就对了？
用电影去理解历史去理解政治，无异用小说去理解生活。电影中的农民，只是姜文理解中的农民。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也只是姜文理解中的日本鬼子。他们不是历史深处真实的农民和日本鬼子，真实的他们不可能被我们认识了。
《鬼子来》是禁片，被禁的原因有两个版本。官方解释的版本是姜文没经过电影局同意，自私去国外参赛。民间传言版本是因为电影颠覆常人观感，过于反动。本人猜测大概姜文明白电影局不可能让他去外国参赛的，就先下手为强了，结果，电影局还真找到这借口禁止《鬼子来了》公映。
看《鬼子来了》，觉得还真的该禁映，不是电影拍得不好，也不是电影拍得过于反动，而是大多数中国观众可能会真的认为——抗日时期的中国农民和日本侵略军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一大批愤青本就反感官方的历史思想灌输，此刻看到“真实历史”，可能兴奋起来。他们觉得找到了“真实”，谁明白这“真实”是不是姜文的“主观”而已。
或许能够像我一样，把《鬼子来了》看成一部刻画生存荒诞性的电影，不要过分地去解读政治和历史，这部电影能够解禁了。
我更情愿把这部电影解读为刻画人性和描述生存荒诞性的故事。一部好电影自然刻画人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为什么把《鬼子来了》理解为生存的荒诞性，首先因为电影本就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具体分析，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主角马大三（姜文饰演）为什么无法生存下去？()马大三死在轻信他能够和强权能够达成契约，塑造能够信任的关系。马大三第一次轻信了那个深夜用枪顶着他额头的人，会遵守诺言，会在除夕夜领回暂时托给马大三“照顾”的日本俘虏，结果呢？那人失约了，于是马大三接下了一个烫手芋。
马大三第二次轻信了日本鬼子，相信能够和日本鬼子达成纸面契约，结果日本在酒饱饭足之后翻脸，屠杀了整村乡亲。马大三最后竟然被他照看过的俘虏砍头。
一个人生存质量取决于他能够信任周围多少？如果信任越少，那么该人生存越难。我们为什么活得累，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向悬着，无法信任周围许多的东西。我买东西，无法信任商家，害怕买到伪劣商品；我们过马路，无法信任司机，害怕“70码”；甚至我们打110，也无法信任警察，害怕警察和对方是朋友。还害怕扶起跌倒的老人，怕他拉着我的衣袖赖上了。
处在弱势的人，不敢主动打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弱势者很需要信任社会的公德，需要信任法律的公正，需要信任强权者的正义。因为一旦失去这些信任，弱势者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在现实社会，强权者为了更大利益，基于黑暗的人性，往往不会与弱者达成君子契约，会单方面破坏信任，把弱势者逼上绝路。
电影中的马大三无疑是弱者，而持枪者（不管是游击队还是日本鬼子）无疑是强者，手无寸铁的农民想和荷枪实弹的军人达成契约——信任的实质表现，简直很天真，因为持枪的强者只要不高兴了，随时毁约，践踏信任，最后甚至屠杀弱者。
弱者和强者之间，从来很难有君子契约。一旦弱者对强权者产生信任的错觉，死期也就快到了。弱者想信任强者，就要把自己的生存权交给强者。但是弱者想生存，又不得不依靠于强者。生存的荒诞性就在那里。
《鬼子来了》如此，现实也如此。
鬼子来了观后感（八）：
抽空重温了姜文的《鬼子来了》，我承认我又被深深震撼了一次，姜文黑白镜头下的中国人、抗战，为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历史的另一面。颠覆了以往那些英勇热血的红色印象，为我们揭示了被掩盖的劣根的那一个阴暗的侧面。
电影讲述了一个叫做挂甲台的普通的中国小村子，在八年抗战中一向处于沦陷区，被日本人控制着。一个深夜，马大三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送来了两个日军俘虏，让他看好，大年三十来取人，否则杀他算账。但是，一拖过了半年多，那些神秘的人始终没有来。半年的犹豫与困扰，几次想尽办法，依然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两个俘虏。最终，马大三等村民与俘虏达成一致，送他们回军营，换粮食。
日方为了“酬谢”村民，特意带队前来村里，狂欢之后，就开始了全村的杀戮。马大三和未婚妻逃过一劫，此时，日本也投降了，日军都进了国军的收容所。血性被点燃的马大三冲入收容所，展开了报复，最终，因此被处死，而处死他的却是当年养了半年的俘虏，用的是一把日本刀，在数百中国人的围观之下。
以往讲述抗战的电影，往往是解放军如何英勇正直与聪明，敌人如何残暴与愚蠢，老百姓如何质朴和善良。都是一片正面歌颂和反面贬斥，爱憎善恶分明，体现出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和英勇顽强。而这部《鬼子来了》，则破天荒的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事实。历史确实是这样的，极少的日本人侵略了极大的中国，两个鬼子能够简单的管理一个村子的村民，服服帖帖，还到处都有汉奸出卖自己的相亲只为了一点点好处。抗日战争，一方面，抗的是日本的外来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是反抗国人劣根和民族暗面的战争。
这部电影，凛冽，凌厉，深沉，沉重，将那段历史，那些人性清晰而真实的展此刻了我们面前。战争过去了，许多事情随着伤疤的愈合也消失了，姜文所做的，就是将这个伤疤撕开，让那被掩盖的血淋淋的伤口呈现出来，惊醒国人，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实中国人都有这么个毛病，就是目光短浅，窝里斗，以前旧社会叫小农思想，此刻叫小市民。从农村变到了城市，衣着环境变了，根深蒂固的东西没变。里面的每一个拿出来仔细分析，你都能够看到，中国人确实也是很“丑陋”的。
首先从整个村庄上来说，八年抗战，其实真正尖锐对峙的地方并不多，时间也并不长，大部分沦陷区的中国人都服服帖帖像绵羊一样上供纳粮，日本军队和当地村民也大多数时候相安无事，毕竟以战养战还是要得到必须的支持，太对立了也难以扎根。所以每一天村头小孩们兴高采烈的从日本人手里拿糖吃，大家该干嘛干嘛，被占领的日子也是蛮平静的。民族气节对于一些文化不多，见识有限的农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虚幻了。
那老太太，每一天张嘴闭嘴的骂人家汉奸，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直。最后去赴宴的时候，刚刚开始还说自己要一股正气，当气氛一上来了，却又立马把脸一转，就主动上台为皇军献唱了。
五舅老爷也是这样的，作为当家的老人，满嘴古谚一句一句的来，但是实际问题全部抓瞎，永远做不了主，拿不了意见。那些象征智慧的古代谚语和哲理名言，成了一个蠢货的口头禅，这个家族之长，其实就象征了那些古老的优秀文化已经腐朽变质，成了酱缸思想。他摇摆不定，下面的二脖子之流更是如此，到底该怎样办，怎样处置两个囚犯，完全没有主意，最后马大三一鼓动，就立马纷纷表示要去换粮。并且心安理得的理解了马大三的交出囚犯不是汉奸的那一套自我辩解，最后也主动献唱了。当刀捅进肚子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还是“当初我就该杀了你个畜生！”问题当初他干嘛去了，犹豫不决，随风倒。
说唱艺人呢，皇军来的时候就使劲鼓吹日本人好，日本投降了，又开始鼓吹中华民族多么英勇不屈。最后马大三被拉出去砍头了，他们立马发现了生财之路，又有了一个新的本子，就从审问的地方编一出戏。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油腔滑调的钻空子，中国人的脊梁也好，骨气也好，根本不存在！
四表姐夫和一刀刘，看着中国人抓住了日本人，不仅仅不同仇敌忾，还敲了竹杠，合着演了这么一出“天命不该绝”的戏来糊弄愚昧的村民们，更何况来求助的还是自己的亲戚。一点实实在在的豆子和那些摸不着的民族大义，亲戚关系，他实在的选取了前者，马大三和村民也一样在同样的选取里选了粮食。小农思想的短浅和实用主义原则、自私自利、窝里斗都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尤其刘一刀的名字就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他装模作样的舞了半天，最后根本皮毛未伤鬼子，正是所谓的“留一刀”了。
病床上那老头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这些迷惑的人。他出场的次数不多，但是印象深刻，每次都是满脸仇恨的说自己一把捏死一个，拧成麻花。最后鬼子来了，只有他瘫痪在床，还爬到屋檐上拿着枪爬过来开了唯一代表中国人的一枪。然后又用手掐住了一个日本人的脖子，如他所言。
抗战胜利来接管的那个年轻军官，是一个典型的权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你能够清楚的看到他在台上夸夸其谈，而且找了许多理由替鬼子开脱，应对有血性的复仇的马大三，他居然说这是破坏民族和睦，“你们期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在出去买菜的时候手被人家砍下来吗？”判决大会上，马大三真正做到了大义凛然，仰天长啸；周围的民众依然麻木——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台上的军官气焰嚣张，只为自己风光，全无民族大义。想起来这部电影刚刚面世的时候，广电总局亦封杀这部杰出的作品，说是有辱国人形象，姜文将其偷偷送审戛纳，广电总局又强令戛纳拒绝理解此片，可惜外国人不听你的，风光的将评审会大奖颁给了姜文；就在侵略国日本，这部电影也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成了一时热门，感动无数日本观众。姜文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而相关部门确实和戏里所讽刺的有了某种神似了。
马大三要分两个阶段来看，前半部分和普通村民一样。一方面十分胆小怕事，既怕那个看不见的“我”，又怕鬼子来报仇；再一方面，又贪财，最后为了那两车粮食，不惜说服了没主见的其他人，拿鬼子去换粮，还编了许多理由来自我合理化；最后就是他身上也体现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质朴和善良，即使应对的是侵略自己家园的强盗土匪，也狠不下心下杀手。
马大三的后半阶段，也就是目睹村子被烧，亲人被杀之后，他的血性就被点燃了。中国人抗战胜利，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日本的欺凌下真正觉醒才奋起反抗的，马大三的后半段切实体现了这一点，否则，小农民、小市民根本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和道德觉悟，敌人一来就一个个大义凛然的去赴死保卫家国——那是美化和戏说了。整部戏，只有马大三一个人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突破，只有马大三觉悟了。
影片全部采用黑白胶片拍摄，在这黑色的镜头之下，褪去了色彩，大家变成了同样的外表，没有了色彩的吸引，以最真诚的画面来打动观众。只有最后一个镜头，当马大三的头被斩下，以他的视觉看周围的时候，世界变成了彩色。这和《辛德勒的名单》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只有马大三觉悟了，他抹去了眼前的黑幕，清楚的看到了整个人和民族的价值观，一切都开阔了。所以他含笑而亡，因为这是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和之前交代刘一刀为慈禧杀谭翤同等志士时是一样的，他们超越了周围依然迷茫无知的百姓，死成了一种解脱和超越，而不是愚昧小民眼里的成仙而笑。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里面却基本没有出现过什么八路军共产党等人物形象。那些摸不到的什么五队长、七队长根本就是浮云。只有那个看不见的“我”算是贴切的出现过的抗战八路。但是这个“我”又始终没有出现过，却把整个村庄的人，尤其是马大三吓得半年坐卧不安。这从根本上，又一次体现出了这些小民的庸碌，只求安稳，无论对错，懦弱而没有主见的拜服在权威之下——哪怕这个权威是什么都不明白。你看他们在无形的“我”和有形的鬼子之间挣扎犹豫，是不是很可悲可笑呢？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就是要警告国人不要放松警惕。一方面是自我内部的放松警惕，经济起来了，人富了，不代表自己的国家就真的强大了。意淫不能强国，自我吹捧也不能成仙。片中的那些可怜可悲可叹可气的小农民就是这天千千万万的小市民，我们依然活在酱缸里。
另外，姜文多次走访日本，他看到当今大部分日本人依然不承认以前的过错，虽然右翼分子是极少数，但冷漠的还是大多数。片中的花屋小三郎的多次转变，就说明了人性的不可测，哪怕再大的恩惠，也扭转不了人性中凶残的本性。这天你对他好，他感恩戴德，高呼“你是我的爷”不代证明天他不会将刺刀插入你的胸膛。
“鬼子”随时都可能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