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高度密集在秦岭，而秦岭又是道教的发祥地，熊猫与道教的关系好比鸡生蛋、狼生仔的关系。道教倡导柔弱无为、与世无争，而熊猫懒惰、踏实的习性似乎与之不谋而合。熊猫的生存能力极差但熊猫却是最古老的物种，那些与熊猫同时期出现过、生存能力极强的物种几乎一一灭绝。生存能力差的熊猫反而能得到了长生，这只能说明“生存能力越强对自己的生存危机就越大”，因此道教倡导“无为”，而这样的思想恰巧又迎合了熊猫。

曾经有人提出，华夏民族的图腾应该是“熊图腾”而不该是“龙图腾”，我也认为在中国日益强盛而“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膨胀的情况下，给中华民族树立一个“熊”的形象比“龙”的形象更为可观。“龙”是有威严的同时又是狂暴的，它总是让人敬而远之；而熊猫是憨厚的、可爱的、包容的，它身上充满了亲和力。中国应该在国际上树立一种踏实、可靠、包容的“熊”形象，而不是残暴、庄严、血腥的“龙”形象。中国若想长治久安，不需要用张牙舞爪方式去威慑谁，中国需要用“示弱”的方式去换取同心同德的朋友。

我所说的熊猫既不是道家的先祖，也不是华夏族的图腾，在我的字典里“熊”和“猫”要一分为二的解释。“熊”是笨蛋、愚昧、执着的意思，这里特指犯过的错误，“猫”可以演绎成“帽儿”，此处有傻帽儿的意思，所以我对熊猫下了一个引申的定义：犯过错误的傻帽儿。在此我要倡导的主题就是“没当过犯过错误的傻帽，就没资格成为众人喜爱的国宝”。之所以提到“错误”二字，那是因为我和曹兄一同游历了一条错误的大道——荔枝大道。荔枝大道是子午峪的别称，子午峪是秦岭七十二峪的一峪，在八卦图中，子鼠位于北，午马位于南，因此子午峪是贯穿秦岭南北的大道。

称子午峪为错误的道路，那是因为子午峪本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丝绸之路”，而统治者却错误的把它当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荔枝大道。美人一笑倾国倾城，又安知不会亡国亡城，谁又能说安史之乱与杨玉环全无关系？但谁又能说安史之乱就是一场纯粹的灾难？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并不是指北方的经济衰退了，而是指整个中国的文明都进步了。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就不会有南方的崛起，也不会有北方的复兴，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走在荔枝大道上体会着“错误”的价值，不去逃避错误，更不去羞于认错，当过“熊猫”，必成国宝。荔枝大道，我们诉说着彼此的罪过。

我和雷兄走在山路陡峭的荔枝大道上，一路上没有路标，没有台阶，这分明就是一条朦胧的野路，之所以能在野路上不偏不倚，除了顺水而行外，那些时隐时现的脚印也能起到指引作用，但面对分叉路口我们只能高呼“敢问路在何方，路却不在脚下”，我们不怕走错路，但我们害怕无路可走，这里就时常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我们不知该何去何从时，就要勇敢的选择脚下的路，“敢问路在何方”关键的是那个“敢”字，只要勇敢尝试，不怕犯错，就能“踏平坎坷成大道”。上次的楼观之行未登山顶，此次子午之行决不能半途而废，走错路不要紧，要紧的是不敢走路、不敢面对路上的艰辛，我们一定要有“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的魄力，蒋老师为什么要唱两遍“又出发”，关键是那个“又”字，“又”背后是弯路、错路，只有“又出发”了，才能“一路豪歌向天涯”。其实《西游记》带给我们最深奥的哲理就是：没当过像唐僧一样犯过错误的傻帽，就不会走到西天取得真经，也就不会成为国宝。

也许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罕至”的原因，当我们走了很久之后，山上出现了雪的痕迹，而这时的西安城里还未下过一场雪，我们幸运的成为了今年西安城里第一批看到白雪的人。“险远之地，人之罕至”，因此险远之地成了天然优良的猪圈，当我和雷兄正欣赏着白雪谈天说地之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口吐白沫、目光呆滞、印堂发黑的家伙，野猪！吾命休矣！但当我们和这头黑怪物对峙了几秒后，才发现此处原来是个养猪场，这里不仅有黑猪，而且还有白猪、鸡鸭鹅。爬山能爬到猪圈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运气，我们可能走错了，而这时一位背着一麻袋猪粮的老汉从山下爬了上来，他告诉我们穿过了猪圈就离山顶不远了，没多久我们便登上绝顶、气吞山河。我们不理解老汉为什么要每天爬几十里的山路来养猪，也许老汉也明白“没当过犯过错误的傻帽，就没资格成为众人喜爱的国宝”，或许只有把猪当熊猫来养，猪才会有熊猫的价值。

不当熊猫，怎成国宝，“没当过犯过错误的傻帽，就没资格成为众人喜爱的国宝”。敢于犯错，才能通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辩证关系；敢于犯错，才能理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傻帽境界；敢于犯错，才能成为“自是深宫非凡物，一夕烽火落俗尘”的赫赫国宝；敢于犯错，野猪也能成熊猫。

当我站在群山之巅，面对天高地阔，谁都可以知道我有过狰狞时的微笑。狰狞的孩子们，为自己的猥琐感到庆幸吧！没有一败涂地的落魄就不会有一鸣惊人的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