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经历数千年中央集权制的古国和大国。人治的主流意识，也是从古至今。尽管中途也经历了法治的成分，但却因为人治的统治地位，不容许侵犯，而多处夭折、中断。这不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合理，而是我们的执行力度不够，还有我们的的特权阶层可以缺失监督的逾越它、左右它，甚至是主宰它。人治不是儒家的全部，但却是在它构建的社会里的一种潜在成分。无论这种成分在刚一开始的时候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也无论这种成分只是被某些人在此种土壤里培植出来的。但是它在数千年的历史土壤中有了遗传，发生了变异，具有了强大地生命力。

人脉是一种资源，我们建立人脉、维护人脉，需要很大的气力。拥有人脉，是我们成就自己事业的巨大保证。从某种程度上讲，人脉就是我们的命脉。在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的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这段话是一位西方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它三个国家的文明已经夭折或者中断，而中国的华夏文明还在源远流长。这是我们民族的幸事，但在这幸事里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入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进步，这也是一种优势。

可是当进步和优势，在单一化发展的话，就会出现一种失衡。而这种失衡，也会随着时间的无限期发展导致恶性循环，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火药是世界的专利，别国都在制造武器的时候，我们只把它看作是庆祝佳节的烟花。这固然和我们爱好和平，无意凌辱他国的意愿有关。但也能说明另一个问题，即“我们走了岔路”。我们从两千五百年前的黄河边上的哲人身上得出的道理，我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

人际关系是为了生存，而人伦关系则是为了生活。经营人际关系，需要术，处理人伦关系，需要道。人际关系，即我们所谓的人脉。为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往往不去在意在达到这个目的时所必须履行的程序，而是在经营人脉上投机取巧。因为投机取巧，在他们看来就是捷径，而程序只是对于那些没有捷径可走的人而言。比如，一个人想当官，他不一定要考官，而是去买官。别人也许需要十年苦读，而他只要花钱去买。他当上官了，想得不是怎么去造福一方，而是怎么才能捞回自己买官的钱，还有再晋升时的钱。而对于那个苦读者的做官者而言，他晋升的前提只有政绩和能力了。

对于商人而言，也不例外，因为你的人脉关系，是你做成生意的前提。尤其是在大家都盯着的那块肥肉，你除了有正常的商业人脉之外，还必须有潜在的人脉。因为这样的人脉，可以让你捷足先登。

人脉从处世学来看，就是命脉。可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却是如履薄冰的事。或许在这样的出世原则下，我们获得了不菲的报酬，而我们同时也处于纷争四起的术里面。因为同盟是暂时的，只有在共享利益的时候它才存在。我们的疲惫，不是来源于做事的劳累，而是来源于面面俱到的应酬和左右逢源。你的靠山是暂时的，只是因为你们还在共享利益。你的竞争对手，也在竭力地建造这样的态势，你这一刻拥有或许便是他所拥有的。因为世间在人这一方所谓的变化，其实就是利益的变化。唯有利益的变化，才能组建不同的态势和格局。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与你共享利益，有人与你利益相对，有人与你毫无瓜葛。与你共享利益的，你要左右逢源的去维系他。与你利益相对的，你要处处惕防他。与你毫无瓜葛的，你大多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漠视他。唯有人伦里的温存，才是你真心以待的。这种累，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大多数人的。因为我们把太多的心思用在了谋定上，我们把太多了心思用在了人脉的经营上，做事的本份几乎荡然无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生存里，别无他法地选择了人脉便是命脉的道路。我们都这样走了，一走就是数千年，我们怀揣着术的时候，是否想起了道。若大国无大道，或者说有也是形同虚设的去追求过于现实化、功利化的术，那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