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某都市一拾荒老人，一天要从垃圾堆里捡多少白馒头、饱子，专送一养猪专业户。几年如一日，老人成了一名“万元户”。
报载京城各酒楼宾馆饭店，每天都有成吨的客人吃剩的食品拉向垃圾站，由此推算，全国各大中城市每天都有如此惊人的浪费云云；凡此种种，不是我亲见，更不是我亲历，我只能当作报纸新闻去读，无从彻底相信。但是，近六年，我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特别是在任校长的这三年中，目睹了粮食的惊人浪费。
镜头一：开饭了，学生席长领到了一盒八人共吃的铝制大饭盒，他们或者是不小心，或者是饭盒烫手，或者是恶作剧，一大盒饭全部掉到地上。对于地上的那盒饭，学生们不管不顾，吃不上饭了，就陶钱进饭馆，或者买副食充饥。来来往往的学生就践踏着这地上的饭。
镜头二：开饭了，满饭堂都是学生，每八个人堆在一起分饭。学生们先是铲去饭盒上面的一层放到地上，说这表面上的饭不干净，把中间的饭挖进自己的饭盒里，底层的饭就留在饭盒里说是水气重，太稀了，吃不得。
于是，每开一餐饭菜，整个地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喂猪的工友每餐都到饭堂里扫三、五担饭渣，工友们用铲子铲，用扫帚扫，其心情是喜是悲谁也说不清楚。
可见，粮食的浪费在现代中国，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都是十分惊人的，人们似乎十分痛心，特别是那些有志之士，但是，人们又想不出有效的办法来防止粮食的浪费。比如我身为一校之长，对自己的学生浪费粮食的事就莫可奈何，饥饿的威胁离我们愈来愈远，教育的功能愈来愈微，我只能望浪费而兴叹。只能讲一些吃饭的故事给儿子听，希望他将来有所悟，知道粮食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性。
我五岁多的时候，跟着大人吃大食堂，先头是非常的高兴，大锅饭真香，吃饭的时候人又多，热热闹闹的，好多好多的人在一个前后几进的硕大无朋的堂屋里开餐，那里有许多八仙桌，每家每户坐一桌，饭不定量，撑开肚皮吃，没多久，食堂撑不下去了，便改为定量，每家每户送一口铁锅去食堂，食堂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大小制定一个标准，再按这个标准给每家每户“称饭”，即将煮熟了的大锅饭称给各户，又过了些日子，食堂即使用“称饭”的办法也支撑不了危局，粮食只减不增，仓库里稻谷和大米同融硝一般，便改用蒸钵子饭，每个人一个小钵子，大人的标准是“六厘”，小孩的标准是“三厘”，“三厘”是多少斤两，我没办法说清楚，总之是一个小钵子刚好面上一薄薄底层的饭。
自从食堂改用钵子蒸饭后，我们小孩子基本上就没上过桌子吃过饭，当我们排好队领着饭后，便用手抓着吃了起来，还没走回自家的八仙桌，钵了里的饭就不剩一粒了。我们即不用筷子，也不用调匙，更不要说用什么咸菜了，就用一双脏兮兮的手去挖去抓。食堂里所有的孩子都这么做，各人穷形怪相，回到自家的桌边，定定地望着大人们吃他们定量的“六厘”饭。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多么地希望大人掉几粒饭到桌子上或地上，好让我们捡起来塞进嘴里去嘴嚼，去品味，可是那些饥饿的大人竟然吝啬得一星半点都不落下。每餐，我们只是满怀希望，满载失望。
有一次，我闹了个有趣的笑话，我有个远房伯父叫修丙的，他老是剃个光头，由于经常在外日晒雨淋，脑壳和脸都晒成了古铜色，人们叫他铜脑壳。修丙伯父命苦养不活儿子，生一个死一个，其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膝下仅有一个千金女儿，名叫兰伢子。兰伢子也多灾多难，通体都是病，夏天都要穿几件衣服，冬天老是咳嗽，十几岁的女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竟连食堂里的二厘都吃不完，她每餐剩一点，几餐奏起来就剩了一小碗，有一天中饭，我去晏了，没排上队，父亲在排队，可是饭又迟，没端来，正在我焦虑的时候，兰伢子母亲便将兰伢子吃剩的那半碗饭炒热端上了桌。
我们两家的八仙桌就摆在一起，我望着那一碗炒饭，嘴角的涎水掉得老长老长，一旁的让公就怂恿我说，看你愿到他家去做崽吧，如果愿意，就去吃了这碗饭。修丙伯伯一直想带养我，我太想吃饭了，一口答应愿去他家做崽，便三下五去二几口吃了那一小碗饭。这时，修丙伯父家的饭还没端来，而我家的饭上桌了，我对伯母说，你家饭还没来，我不做你家崽了，我回去啊，于是遂一溜烟回了自家的桌子上。一堂屋的人见我如此顽皮，便哄堂大笑。好在修丙伯家一家三口有两个病人，不在乎我白吃了他家一小碗饭。
那时，我们一群小孩成天守在食堂里等饭吃，上半年日子长，大人们在外头做工夫，我们总是坐在桌子边等他们快快收工回家，大人们不收工，食堂就不开餐，连门都关着，可是望眼欲穿都望不来大人，我们饿得像晒蔫了的茄秧一样，怎么都站不直，有气无力地唱着当时流行的一支儿歌：肚里朝（饿的意思），心里挖（揪心之意），呷把黄连（毒药）死掉它。
此后不久，农村刮共产风，刮一平二调风，这股风把我们刮离了新堂屋。确切地说，是我们一家从自己的家园被人撵走了，我们来到了茶盘庄，这个庄子离铜盆冲一公里的样子，在铜盆冲南边，是过去佃户住的种庄田的庄子，现在住着柳姓二户，赵姓二户，刘姓四户共三十多人。我家迁到茶盘庄后，住了两只房子，那房子又破烂又潮湿，根本比不上我家新堂屋，但是饥饿的威胁似乎要比以前小一些，因为这里人少地僻，居民复杂，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学会了偷东西，至于会不会被人发现，那是个人智商高低的事了。
一天早晨，吵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爬起来寻声望去，只见一个外号称“二百五”的单身汉叉着腰在一条巷口中跳起脚骂娘。单身汉的脚前有一口铁锅，铁锅里有茴焦皮，从他的骂娘声中得知，原来生产队茴窖昨晚被盗，丢了几十斤茴种，生产队挨家挨户清查，在这个单身汉的铁锅里发现了烧糊了的焦皮，单身汉不承认偷了茴种，又无法洗脱自己，于是骂人。
人一挨饿，就性命难保，谁还去顾及礼义廉耻呢？
一九六一年的一个春天的晚上，母亲将我们三兄弟悄悄叫醒，我们正在睡梦中，无论如何都叫不起来，母亲悄声地说是起来吃东西，我们这才爬起来。我们不敢点灯，由父亲将一碗碗的光茴送到我们的手中，吃完了，我们又把碗递给父亲添一点，直到吃完为止。父亲告诉我们，这事绝不能到外面去讲。于是，那些天，每天晚上的深夜，我们全家都默默地目送父亲从家里的阁楼跳往后山墈上，他一手执一把镰刀，背着一个竹篓，悄无声息地走了。他是趁夜色去邻村茴种地里偷茴种的。其实那东西怎能吃啊，种茴已经发芽了，茴皮上都糊着人屎类，可以说全身是毒，时间一久，还长有嫩嫩的叶子。
如今的孩子过生日，说不尽的风光，吃不尽的珍味。可是有一年，大概是我满六岁的那年吧，为了吃上一碗面条，我竟背着幼儿园的阿姨爬山涉水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我后来才知道，那条路是大人都不敢走的山坡鬼路。回到母亲身边，满是希望吃上一碗面条。刚跨进家门，正撞上了父亲，他二话不说，扬起手，就是两巴掌，并说，我如果不立即回幼儿园去，他就用扁担打死我。母亲含泪告诉父亲，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是不是宽待一下。父亲缓和了一些，说只要我答应走，今天就不打我，母亲求他再宽恕一些。一会儿，父亲走了，母亲偷偷地从菜篮中翻出一个白萝卜，一个又白又胖的萝卜，洗得干干净净，她在擦丝板上麻利地磨成丝条状，很象面条，我尽情地享用着，就象某人喜欢吃红烧肉一样。吃毕，母亲送我上路，山一程水一程地送我，叫我不要怨恨父亲，说父亲是怕家里多了一个吃饭的。
不久，父亲得了水肿病，还有严重的肺结核，幼儿园也解散了，我又回到了苦难的茶盘庄。饥饿的威胁使得贫病交加的父亲的脾气更加坏了起来，他经常暴跳如雷。在生产队的田地里，他温顺得象只绵羊，回到家里他就象只老虎，要吞下我们母子四人似的。为了自己不至于饿死，他经常骂我们，打我们，逼着母亲与他离婚，叫母亲带着三个儿子滚得远远的，去找个好人家嫁了。母亲哭着求他，跪着求他，族中有威信的长者训他，他才打消了抛弃我们母子的念头。但是，他还是与我们分开了一个人独过，一个伟岸身躯的六尺男子汉养不了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竟把养家活口的任务毫无理由地推到了一个妇女的肩上，人性的颠覆和扭曲在极权时代真是到了令人不可捉模的地步。而这个时候的母亲，最充分地显示了她的伟大的母性的特征：忍耐、坚强、勇敢，她从来就没想到带我们去寻死觅活的。当然，父亲分开不久还是在族中有威望，有德行的长者的训导下，又回到了家庭之中。
不久，挨千刀的公共食堂解散了，随着食堂的解散，我们一家从茶盘庄搬回了新堂屋。搬回来不久，母亲又给我们兄弟生了个小弟。
食堂的解散，并没有彻底给我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天灾人祸仍然在祸害着我们，但毕竟人们有了许多自由了。比如可以上山挖野菜了，可以去讨饭了，那时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去讨饭，我也同他们出去讨过一次。我们那时的讨饭并不是非去不可的，一是感觉到有趣，二是期待着能讨点比野菜可口一点的饭食。我们兄弟那时主要是同母亲挖野菜。如田里的鸭屎蔸，螺公菜，地里的地米菜，藠头里，红花菜。山上的蕨藤根，插公婆的嫩叶子，老鼠蔸的花和皮等。我们什么都吃，只要可以填饱肚子。吃下去了经常屙不出来，经常屙得把直肠都吊在肛门之外。
饥饿象一张毒网一样罩在气息奄奄的人们的头上，礼义廉耻依然没人去顾及，住到新堂屋后不久，我又亲见了两件令我至死难忘的事。
有一次，自然生产小队栽种完茴种，筛选下来的烂茴种经过生产队的菜刀再一次砍削，认为是好一点的便留给了生产队分给社员，其余的烂茴皮做肥料倒在新堂屋前的水田中，是计划沤制成肥料的。傍晚，小学放学了，文兄和住在我家对门的圣哥几乎同时发现了那坑做粪肥的烂茴皮。他们如获至宝，高兴着，相争着，都说是自己最先发现的，都想独占，都命令对方不得下田去捡，二人争吵着，对骂着，扭打成一团。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两人都有份。这是一九六三年的事。
还有一次，文兄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撮箕谷壳（即推子里推出来的最粗糙的那层谷壳），父亲和母亲到石磨上把这些谷壳磨细，然后回来做粑粑吃。这是怎样一种食品啊？就象北方的一种观音土一样，吃下去拉不出来，吃的次数多了就会活活地撑死你。可是为了谁应该吃第一锅糠粑粑，父亲竟跟文兄争打起来。父亲凭着自己的力气，自然是赢了，文兄那年才十一岁，但他觉得这是他的劳动果实，是应该最先享用的。他没吃着，还挨了一顿暴打，便躲在一边大声地哭泣，并且也破口骂自己的父亲。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总觉得是人性灭绝的最悲惨的一幕，在饥饿前面，人类跟兽类竟是如此的类同啊！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大概是一九六五年起吧，饥饿的威胁再不如前几年那么严重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摆脱一般饥饿威胁，这种日子大概持续到小弟读完初中的一九七七年。这段时间里，我的一家上半年以粥度日，以小麦面粉粑、荞麦面粉粑和蚕豆相帮。再次就是蔬菜，有菜半年粮。这句话，我们那时即耳熟能详。下半年主要是吃薯块。从秋分吃起，一直吃到次年春分，整整吃半年。一九六五年，母亲又给我们兄弟生了一个小妹，愿兄出祧了，我们这个家庭正式成为七口之家。每到下半年，七口之家的饭食一餐只有半升米，其余便是薯块，这米放在锅的最下层，是给小弟小妹吃的，我们兄弟只能吃上面的光茴砣。就是过这种日子，也迫使父亲变卖了我们的家产，起先是拆除新堂屋的围墙屋，继之是鼓棚、柱子、应门、楼板，然后是上房揭瓦，下檀条、檀板。
在吃饭这件事上，父亲是最严厉的。一九六五年之后，尊严也回到了他的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和家人子女争食的丑事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是极为苛刻的，只要你端上碗，也不论这碗里的食物为何物，他便不允许你有一丁点掉到桌上，也不许你剩一丁点在碗里，若是犯规，轻则招他一顿白眼，父亲的白眼硕大无比，若瞪白眼看你准会吓落你的魂。你得赶快把掉落的粮食捡到口里或是把粘在碗边的那一丁点饭扒进嘴里，如果遇上他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时候太多了），他会湾起任一一只手的中指扎扎实实给你脑壳一个丁弓婆或者是搞一筷子蔸，让你的脑壳起宝塔。那时谁敢哭啊，挨了打，摸都不敢摸一下。
如今，我把这些关于吃饭的故事说给我的儿子，也就是父亲的孙子听，儿子领悟得最快，就餐时，碗里扒得干干净净的，失错掉了粮食到桌上，也象我们大人一样，能捡起来重吃。万一碗里的饭菜吃不完，要么就留到下一顿再吃，要么是推给我们大人吃完。儿子才七岁，他的乖巧自然不会象我们当年那样讨打。但儿子有时调起皮来，就把我说过的故事学说一遍，说他爷爷如果还在世，我不听话，就要把我如何如何云云，惹得我直喷饭。
尽管我是过苦日子长大的，但是用母亲的话来说，我的嘴巴最刁。回想过去的一幕幕，也的确是如此。比如我不愿意吃面粉类食品，如果是麦粉粑粑和荞麦粉粑粑摆在那里，我定然要吃荞麦粉粑粑，如果是面条和剩饭摆在那里，我肯定选剩饭。荞麦粑又苦又涩，剩饭又硬又无营养。我不愿意吃粥，情愿饿肚皮。也不愿意餐餐吃光茴坨坨，就偷吃小弟小妹的饭。如今，我这弱点仍然不改，到师范和教育学院读书，每天早上就只吃一个馒头，还要就一杯白开水才能吞下去。到县城开行干会，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别人一碗一碗抢着吃，我顶多喝上几口。在家里吃饭，无论是母亲还是妻子总是把好吃的让给我，不让我吃剩饭之类的东西。其实，我别无嗜好，无非是湖南人的老习惯：辣椒、肥肉和油腻的蔬菜，外加白酒和香烟。
亲爱的下一代读者朋友们，我的吃饭的故事很多很多，可以说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没有亲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头六年的年轻朋友们，对于饥荒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知道饥荒是什么，更无法知道饥荒给人类和人性带来怎样的灾难。虽然他们的启蒙老师在他们刚踏进学校大门时，就教他们以古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许，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会把我说的这些故事当作“北京人”来看的。但是我还是要讲几个在年轻朋友看来好笑而在过去的现实中确实发生过的几件事。
文革高潮时期，一次，在方连寺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我的一位远房的四奶奶被邀请到台上去诉苦，老人那时都七十多岁了，双目也差不多失明了，别人把她扶上台，她数长数短地讲自己如何做童养媳，如何逃荒讨饭，如何挨冻受饿的，说得会场一片唏嘘，并且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接着四奶奶说，那还算不了什么，最苦最饿的要算六零年那几年了。领导们一听慌了手脚，耳语了一阵，便把四奶奶换了下来。
另一个故事是六十年代的一件事。那时，日子变得好了一点，特别是一九六九年还是一个非常丰收的年成，启哥家办年饭，他的大儿子解放都二十岁了，在吃团圆饭时，他放着满桌的菜不吃，却寻了一只大花碗，堆宝塔似的盛了一碗白花花的光米饭吃了起来。在我们湖南，农人是非常重视吃团圆饭的，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平时没什么吃，积攒了一点好食品就在这一餐饭桌上要全办出来，你可以不拘任何礼节撑开肚皮来吃。主要是喝酒吃菜，饭只是一个摆设，但是，解放他说，他长二十岁了，还没有正正经经地吃过一顿白米饭，才弄出了这么个笑话。
年轻的朋友们，青年学生们，那些吃红了眼的公仆们，当今的时代的的确确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狼烟四起，一旦赤地千里，当再来一次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共产食堂之时，我们将再一次面临饥饿的威胁，吃饭的故事还会在神州大地以各种不同的版本重演。而那时，我们这块并没有扩张的国土所承载的再不是当年的六万万张口了，甚至是十几万万或者是二十几万万张口，到那时还将会有更严重的惨剧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