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不爱看《史记》，那浓郁的悲剧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在这悲剧中，我却发现了一种生的力量，一种另类的坚强与张力。

曾以为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死亡，在《史记》中，我发现一种比死亡更大的悲剧。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果一个人本身无价值，他的死亡就构不成悲剧。悲剧需要引起人的心灵的震撼及怜悯，《史记》给了我们最大的心灵冲击，一种深入灵魂的震撼与激撞。

司马迁的人生就是一大悲剧，古人说“刑不上大夫”，但这样的事却发生在他身上，因为李陵说话，而遭致宫刑。对男儿来讲，是奇耻大辱，使得他身心俱伤。“为扫除之吏，在茸之中”，他愧对祖先、愧对父母、愧对天地，“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也曾“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也。”但他却没有选择死亡，他选择了含辱忍垢生存，因为在他看来，“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因为宫刑自杀，他就死得不值，首先他未完成先父交待的任务“叙史著书，扬名后世”，此时死去，视为不孝；其次，他不愿“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希望“能通天人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他发愤著书，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流下了不朽的英名。他顽强的抗争及发愤著书的精神，为后世的文学家树立了榜样。忍小节成大名，他的生命意识使我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找到另一条路，儒道互补。

一个人的作品是他自身情感的表现，由于司马迁自身具有悲剧性名誉及性格，在他的笔下也描绘出了众多的悲剧英雄，多是失路之人，让人唏嘘不已。

项羽是司马迁极力描写的悲剧英雄，他的死就是一曲悲壮而动人惊魂的离歌。想当年率良三千东吴子弟，巨鹿之战大破秦军，为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封侯列将，称西楚霸王，何等英勇，何等豪气!何曾料垓下之围，连自己心爱的女子也保护不了“虞兮虞兮奈若何”，仿佛听见了英雄的悲歌，美人的和泪，力拔山兮的英雄不得不自刎乌江。我们在悲叹之余，不禁被项羽的气魄所震撼，尽管陷入了绝境，然而“别姬、溃围、拒渡、赠马、自刎、分尸”一系列的行动，描绘出英雄的无悔，他不愿卷土重来，他的死超越了生死，他冷静地选择死亡，是出于对自身的无悔和对现实的不屈，即使死亡也是最后的抗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无论是生存还是死亡，都无愧他西楚霸王的称号，有着阔大的霸气。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于是，在《史记》中又发现那样一批，顽强抗争具有坚韧力的英雄。当伍子胥面对楚平王残忍杀害伍奢父子时，他选择的不是与父俱死，而是拒不就范，历经千辛万苦，亡命吴国，借兵报仇，最终成为吴国大夫，“鞭尸三百”，消灭楚国，为父兄报仇。司马迁曾赞“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对伍子胥的忍辱就列精神，他大嘉赞赏。而韩信也无疑是这样的英雄，他贫贱之时曾受市屠少年“胯下之辱”，已为楚王后又“受械于陈”，直到最后被吕后诱杀，始终没有想到过“引决自裁”；而豫让为智伯报仇，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残身苦形，以求一逞，其坚韧顽强，可歌可泣……也许命运未赋予他们好运，不能平安度过所有年华，然而正是在苦难的抗争中，显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和坚韧性，如果苦难将于一个忠于服从而懦弱的人身上，人生就不会是悲剧。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正因为他们身上有普通人不具有的品质，即使最终逃脱不了死亡，他们的人生也活得丰富而精彩，激后人之志。

……

一部《史记》就是一部悲剧史，他记载着历史的悲剧，也记载着作者的悲剧，在这悲剧英雄的心灵沟通之中，成了一部精神史，心灵史。

也许我们都不愿看见死亡，都不愿听见悲歌，但在《史记》的悲叹中，我们看到了永生，一种福泽后辈的精神。它留下的不是缠绵嘤嘤啜泣的悲伤，而是如大浪淘沙的搏击力，悲壮的英雄之歌。它将永远激发人们忍辱负重、超越自我，在超越耻辱、洗雪耻辱的征途中发愤自强、不断走向完美，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