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到1976年都知道那十年的特殊时代，有人要牢记，有人不以为然。牢记它除了对照当今的幸福生活，更要警惕它的悲剧的重演。

那么到了1978年？十有八九会有人想到破乱反正，想到改革开放，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会想到谁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1978年12月1日，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邀请巴金先生写点什么？没有专门题目，没有特定的话题，想说就说什么？从第一篇的《谈〈望乡〉》开始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一共一百五十篇，历时八年，共四十二万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除了一天一天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

巴金活了一个世纪，观察了中国动荡在时间的跨步最长，如果他如老舍一样投湖自尽，那么现在的人反而会鸣不平，想到不是骨头问题，而是为什么不坚持下来多活几年；如果他不写《随想录》，他的名字将会淡去，痛苦的就是憋了一肚子话，但没有人去怀疑他的良心真与假问题。

骨头硬不硬，良心真不真，巴金先生并不在乎，在第一卷《随想录》的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他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来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⑴”，他的留下来是“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⑵”。

巴金先生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

早在法国留学的时期，他就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他给陈独秀先生写过信同时也给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高德曼、格拉佛等人通信，其实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

还在78年后，后辈文人冯骥才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北京引起争议，反面的意见很强烈，认为这篇小说否定了文革。可当时身为《收获》的主编的巴金相中了这篇文章，让女儿编辑李小林与其联络，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收获》上。

冯骥才先生眼中巴老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比如内向乃至拘谨，不爱开玩笑，也不幽默，他在精神上很严肃，人却很随和。表面看起来很内敛，其实内心充满激情。

秋叶苍红。秋草苍黄。秋夜苍白。秋水苍茫。逝者如斯夫，巴金先生也曾想到鲁迅先生对他的勉励，说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1978年是他拿起笔来，尽管他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他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他也时常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华民族，应该对“人格”乃至“气节”这样的精神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个民族如果在自己的文化中连“气节”的伦理精神都顷刻化为腐朽，那就是他的自毁和自戕，这是巴金先生对为什么自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生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如果一群人假如只是被赤裸裸的利害左右，不再有任何形而上的伦理守护，那么这个民族是相当危险的。

越破开自己的伤口越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是自己的更是鞭策别人的，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感动的心理条件是共鸣。只要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面对曾经犯过的错误，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想的总是想如何去掩饰。

过去的为了保全自己，形式上已经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巴金自己明白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开始写的《随想录》的始初都是明白的，因为回到过去那是也是不可能的。回顾过去，检讨过去，并非回到过去起步，而是怎样在今天起步。难就难在你在今天面对你所身处的环境究竟应该如何起步，如何有效地在前进。那么《随想录》就是一本有效的起步。

有人说巴金不就了在中受了点苦，然后絮絮叨叨了二三十年，咕哝着要建什么博物馆吗？文人多自尊，也多轻狂，“文人相轻”从古自今那个是常有的人，如今似乎变成了“人人相轻”，实在是生活优越，自以为是，看不到灵魂的共鸣，看不到真情的流露，哪里谈得上赞叹别人。仿佛看一枚玉，首先看的是细微斑点，其次才是整片的洁白。

至于如何从巴金的“遗产”中受益？那么就是把他当成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颓唐。

巴金先生说自己的作品，在文学意义上百分之五十都是废品，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先生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而今看到不少人，质问他的大师头衔，质问他的良心用意，质问他的文学成就，从命理上，从学术上，从伦理上，我真是无法是回答，总总是为什么，但是作为读者，十分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