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宗把尊严还给了士人
　　
　　帝正其位，方才可能有真正的负责精神（绝大多数帝王正缺的是这种精神，他们只对他们的个人欲望负责）；士正其位，方才可能有真正的作为士的尊严（大多数士人所缺的也正是这样的尊严，奴颜卑膝，犬马之道），才有真正的献身精神，有真正的荣誉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精髓所在。可惜，历史上大多数王朝，远远不达这样的文化标准：士人在帝王的淫威下，常常处于爪牙走狗的地位，只有奉其邪谋、竭其恶力的奸邪小人才活得滋润，正人君子则蜷缩于一隅，难得抬起头来。这样，正气不伸，国家又何得繁荣呢？可叹！
　　
　　太宗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尊严还给了士人，为他所用的正是这由尊严感激发出来的人的澎湃能量；而不是如许多帝王那样，施展权术，激发人性中恶的那一面加以利用——比如武则天，代唐而周的前期，由于立位不稳，神经紧张，刻意发展恶势力，依靠恶势力，以树其权威，使“恶之花”尽情怒放，虽然灿烂如明霞，却为污秽所灌溉，充满腥臭。可以认为，大多数帝王他们的审美观是扭曲的：他们欣赏“丑恶”，欣赏那在一个文明人看来十分露骨、不堪入目的人性的丑恶那一面，欣赏兽性，只要对自身的权威有利。
　　
　　太宗的美学观是健康的。他不欣赏猥琐人格，有一次，他遇到一棵树，见那棵树长得很特别，很喜欢。在一旁的大臣宇文士及察颜观色，揣摸到了皇上的心思，立即趁机讨好皇上，对那棵树大加赞扬。太宗听了，感到很不舒服，正色责道：“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被责，叩头惭退。
　　
　　贞观十年，太宗对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奸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坚决抑制人性恶的那一面，不给那些奸邪之徒有一逞其奸的机会，坚决打击通过告密讨好人主的恶劣风气。
　　
　　太宗欣赏耿耿正气，欣赏做为人的堂皇气派。洺州刺史程名振，太宗嘉其才敏，嘉勉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进身机会呀，一般人听了皇上如此表扬，一定感激涕零得一塌糊涂，连裤子也提不起来了。而程名振却出格得很，他好像无所谓，平淡无奇，连遵常礼向皇上拜谢一声也没有。太宗于是进一步试探其为人，怒责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相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面不改色。太宗于是感叹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任右骁卫将军。（《旧唐书•太宗纪》）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自己总结其成功的验，对群臣曰：“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他说的是不错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明于自知，教导太子说：“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他彻彻底底拜倒在了无比深厚的传统之下，承认那伟大的尧舜才是万世楷模，而不是他自己。——文士们所织造的文化之网，在太宗朝获得最大限度的成效。
　　
　　当年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登御苑西楼望哭尽哀，亲自撰、书碑文，勒之于石；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贞观政要•任贤》）
　　
　　太宗朝，是辉煌文治的一朝。其本质在于：以皇上为象征的国家力量，和以文臣为代表的文化力量，终于达成和解，平衡并举，互相激发，而焕发出昂扬勃发的无限生机，既充满刚健雄伟的阳刚之美，又具有烂漫缤纷的文彩，文质并茂，成为一座宏伟建筑，放射出自有生民以来最为灿烂的光华。于是，以此为基础和开端，出现了唐代中期的盛唐文化，将前所未有的凝重开阔的力量与前所未有的华美舒展的文彩融为一体，优美壮美并集，风骨情彩共聚，达到美的极致，成为后世永不可及的范本。
　　
　　唐代的文学是美的，文化是美的，唐代的政治社会是美的。伟大的孔子早就把社会本身，把国家政治本身，作为美学观照的对象，而予以鉴赏。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将社会政治纳入美学把握的视野，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别具一格的。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待“社会”的特有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是美学的而不是数学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分析的，是感受的而不是逻辑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特把人，并且把人的“群体”一并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对象来对待，这一传统，在太宗朝达到了极致。
　　
　　2、文化太强势，高宗需要武则天
　　
　　太宗开辟的伟大传统一举奠定盛唐的基础，而结出中国传统社会历数千年最为灿烂夺目的历史硕果，耿耿明光，照彻古今。
　　
　　然而，实际历史的展开，却永远是不轻松的。命运注定，作为文化传统的监护者，从而，作为国家的监护者——士人，为不辱使命，还须继续努力，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太宗朝，君主的力量与文臣的力量恰好达致一种少有的平衡，结果，双方都得到了健全的发育，发育得很饱满。由是当时的政治既充满昂扬的力量，又焕发出绚丽的文采。这一情况，随着太宗的逝去，出现急转直下的“落差”，那就是，继位的高宗李治，一方面继承了乃父的王业和守文为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其个人的资质却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完全没有能力驾驭朝堂上一班大臣——这是当年在太宗皇帝手下经过充分养练的力量强大、只能与太宗相匹配的文臣。结果，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文化太强势，政治抱头缩脚招架不住，有被淹没的迹象。
　　
　　太宗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政治艺术家，但是，他无法将艺术遗传给他的儿子。温弱的高宗，无法与强健的朝臣匹配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运作系统；系统本身在高宗即位的那一天，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自身的调整，即开始寻找加强皇帝的力量。
　　
　　终于，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找到了武则天——一位高宗父亲的才人——从形式上看无论如何不适合于他的女人。然致命的一点是，这个女人有的是足够的才能，足够的英明果决的力量，这就够了，高宗皇帝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
　　
　　谁能说历史古怪无常？历史自有自己的逻辑。
　　
　　于是，加入武则天的合力之后，高宗陡然变得英气勃发，帝力强健，而与同样强健的朝臣达成平衡。一个沉雄有力的政治运作系统就此形成，其运作之有效平稳，正不逊于太宗朝。盛唐的脚步，在一步步走近。
　　
　　3、冲突是注定了的
　　
　　危机在高宗晚年及去世之初爆发。
　　
　　作为一种力量，武则天完全有资格成为一位毫无挑剔的杰出的帝王。然而不幸的是她是一个女人，作为女人，她却又完全不具有当皇帝的资格——传统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这样的概念。
　　
　　结果，在高宗还活着的时候，摄政者武则天与朝臣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来愈紧张，直至后来发展到白热化，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不是朝臣们的错：他们并不是没有看到武则天那杰出的治国才能；他们仅仅是在“护道”——履行他们的道义职责，义不容辞。历史上由于后宫、外戚的干政而致乱天下的事例还少吗？当其时也，女人愈是厉害，倒愈是更加危险，而不是相反。
　　
　　政治危机，将以护道护国为天职的文臣们推向绝境，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身殉道，杀身成仁，以此来交上他们对历史的答卷。他们是伟大的太宗朝的遗臣，既担荷着守护伟大的尧舜文化传统的使命，又担负着伟大的太宗皇帝的特殊遗命，弘道顾命，兼而为一，的确责任重于泰山，不容有丝毫的含糊，更不能有半步的后撤。
　　
　　于是，长孙无忌死了，上官仪死了……他们的血，由鲜红凝为碧紫，转为污黑，一时间，全社会沉入深重无边的阴影之中。
　　
　　武则天也紧张得要命。她本人虽然英明，而她的力量有限——她太孤单了，她所面对的，是千百年的传统，力量无边，无所不在。于是乎，她多管齐下：一方面笼络那些勉强跟随她的朝臣，如张说、逖仁杰、徐有功；一方面大力提携那些历代都有的急于发迹的“小人”之士，如张昌宗、许敬宗；一方面依靠武氏势力，如武三思；一方面布置鹰犬，如周兴、来俊臣。如此，组成一个特异的阵营，勉强立住阵脚。特殊的事态，势必引致特殊的应对。
　　
　　护道的士人们，灾难降临了，殉道的丧钟敲响了！
　　
　　“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记。俊臣按诏狱，特造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又有枷名‘貔尾貐’，棒名‘见即死’，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大略如此。又与其徒侯思止、卫忠遂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差卷，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由是破家者已千数。则天不下阶序，潜移六合矣。”（《大唐新语》卷十二）
　　
　　如此天罗地网撒向士大夫，必欲使之就范而后已。即使是已然归命于武则天的一些人如狄仁杰，一语不慎，也不免于祸：
　　
　　“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并为所告。俊臣……乃胁仁杰等令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匿置于绵衣中，谓德寿（狱官）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虑。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持以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悯然。……则天召仁杰等谓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仁杰等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杰等五人获免。”（同上）
　　
　　铁壁合围，告密之风席卷朝野，特务的触角伸入到士大夫的家庭之中。一向受到压抑、抬不起头来的小人物们有了出头的时日，“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大唐新语》卷四）衣冠之士早上出门，未知晚上能否安然回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战战兢兢，不遑自保，再也没有余力去挂心朝堂龙椅上坐的是男人还是一位女子，是姓李还是姓武。
　　
　　这真是武则天的大手笔！等到整个士大夫群体七零八落，业已被征服之后，则天轻轻爽爽将来俊臣们当作垃圾一样一扫帚扫入阴沟，列数其罪，以谢天下，创剧痛深的人心于是很容易便得到安慰，而朝野上下，筋疲力竭，老老实实归于武氏掌中了。大宝潜渡，神器暗移，武则天实现了她的“革命”。
　　
　　4、惊心动魄的历史角逐
　　
　　武则天是驾驭政治的大艺术家，而中国士人确乎也不是等闲之辈：在“武周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在考验每一个士人人格的危难之秋，他们用他们的惊天也泣鬼神的胆识，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无愧于养育他们成人立身的伟大的传统的正气之歌，向历史作出了无憾的交待；而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强韧的耐力，那为即使是天神、魔鬼之掌也无法撕裂的耐力，展示了传统之为传统的最本质的含义——那是一种近乎宿命的力量！
　　
　　“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中书令郝处俊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毫不含糊，指明：“国家”属于祖先，属于传统；高宗即使作为皇上，也没有持国与人的权利。
　　
　　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大唐新语》卷二）帝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于一切。
　　
　　武则天英明绝世，威焰万丈，但“博学，尤明《周礼》《左氏》”的苏安恒就是不为之慑服，长乐二年，上疏，直截了当要求武氏归位于太子，“其词曰：臣闻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过；臣道不轨，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大唐新语》卷二）
　　
　　而徐有功等一批法吏，面对洪水一般席卷而来的“迫害”之祸袭向士林，则刚骨孤胆，冒杀身灭门之险，千方百计，援救善类，可歌可泣，荡气回肠，使人至今掩卷三叹。
　　
　　周兴、来俊臣等，揣摸后旨，构陷无辜，钩捕将相，考掠惨楚，皆抵极法，少有幸免者。公卿震恐，人人自危，莫敢正言。独司刑丞徐有功，敢平恕持正，诏下大理者，皆义出之。常于殿庭犯颜争枉直，武后厉色诘责，左右莫不悚栗，徐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
　　
　　唐宗室越王李贞、瑯琊王李冲坐逆案被诛，削籍，改其姓为虺。事后，有人告发：魏州尉颜余庆有参与，武后让来俊臣等鞫治，结果定为谋反，罪当诛死，并抄没其家。武后下诏批准。徐有功争曰：前“永昌令”明言：“与虺贞同恶，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原之。”“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窃谓朝廷不当尔。”武后怒问：“何为魁首？”有功答：“魁者，大帅；首者，元谋。”后问：“余庆安得不为魁首？”有功曰：“若魁首者，虺贞是已，既已伏诛；余庆今方论罪，非支党何？”后意方少解，曰：“公更思之。”结果，颜余庆终获免。当时，朝堂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有一触即发之势，朝廷卫队分列左右，在朝的朝臣一百多人，人人缩项噤舌，屏声息气；而徐有功气定神清，安详从容，一派国士风度。
　　
　　有一个韩孝纪，曾受徐敬业伪职，已经去世。推事使顾仲琰请籍其家，诏报可。徐有功争曰：“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既亡，则所因之罪自灭。”诏从之，皆以免罪，以此获宥者数十百族。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夜醮祈福”，为家奴告发。武后令御史薛季昶推问，定为“咀咒”罪，当斩。徐有功览状，认为无罪。薛季昶劾有功阿党，法司处有功绞刑。手下人将消息泣告有功，有功曰：“岂吾独死，而诸人永不死邪？”安步而去，安食而寝。人以为他是故作镇定，内实忧惧；悄悄去打探，只见他已经睡着了。武则天将徐有功召去，问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邪？”有功答：“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则天下幸甚！”武后听了沉思良久，定为庞氏减死，有功亦获原谅。
　　
　　武后尚峻法，徐有功好宽刑，逆潮流而动，不揣圣意。为某案，曾与武后反复争辩，辞色俱厉。武后大怒，命拽出去斩首。徐有功仍不让步，边走边回头道：“臣虽死，法终不可改！”临刑获免。一生三次被判斩，而终不改志。将死，泰然不忧；得赦，平静不喜。死守善道，敢蹑虎尾、触龙鳞，在酷吏威虐横行的年代里，保全善类，不遗余力，使人感到，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毕竟，人间正义不灭！（以上见《旧唐书•徐有功传》）
　　
　　而狄仁杰等一批重臣，虽然天威难犯，不得不暂时屈从，但内心深处，却深藏着道义和责任，略无一刻敢忘，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行欲方而智欲圆”，“圣之时者”，是先贤们早就的教导，岂能忘怀！最后，时机终于到来：武则天让狄仁杰推荐可安天下的宰相人选，狄仁杰毫不犹豫推荐了已经八十多岁的张柬之。结果，不出所料，张柬之上台后，乘武后病重，毅然请出太子，带兵进宫，逼使武则天让位于中宗。终于，拨乱而反乎正，将武则天的“革命”重新颠倒过来，安社稷，定天下，为下一阶段即将到来的“开元天宝”盛唐之世开路奠基！
　　
　　武则天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伟大的帝王。古人评价，她胜高宗百倍，胜中宗万倍。她硬是在没有任何依傍的情况下，凭着个人一己的智慧与胆魄，建立起她的雄伟的王国，将她的王业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最终仍然没能胜过传统——文化的网最终还是将她罩住，纳入文化自身的固有逻辑之中，使她仅仅成为此一逻辑轨道上的一个“点”，虽然是具有异样亮色的一个“点”。
　　
　　如果说，在太宗朝，文臣面对的是一头至为伟岸安详的雄狮，文臣与帝王合演了一出至为和谐、精彩绝伦的人狮共舞；在则天朝，文士们所面对的则是一头“身处威胁之中、因而极为乖戾”的雌虎，人虎之间，高度紧张，“表演”成为了一场围捕与反噬，漫无边际、真正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驯兽师倒在血泊中，直至最后，才将老病的兽王降服。那最末一位驯兽者——张柬之，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一下他的不寻常的作业，历史的“反弹”，将他击倒在血泊中：中宗朝，他被武三思“族诛”。
　　
　　驯兽表演，一种血的艺术！
　　
　　5、重演历史
　　
　　唐玄宗，无论如何是一位让人为之叹惋再三的皇帝。是他，将唐王朝推向无代可及的最高峰，也是他复将其推入最深渊。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他果然是一位最纯粹的艺术家，自涂自抹，自塑自毁，为的只不过是展示一下其绝代艺术天才吗？
　　
　　这难题留给忧国忧世的士人们去作永久的思考吧，让他们去考虑如何解决“老皇上”这一中国特有的千古难题吧。现在我们来看玄宗皇帝留给后世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社会政治结构完全改变了：平乱之后，由于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发育，“武臣”一跃上升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政治力量。为遏制此一危险的力量，改变皇上孤立无援的局面，作为皇上近侍——宦官的势力得到畸形的发展。从此，武臣与宦官，这两种势力，终唐之世，上下交驰，成为朝廷的决定性力量，搅得人神不宁。此时，作为文化的代表，文臣全然被淹没，没有施展的余地。计算机，软件失去作用，硬件在那里碰撞，嘎嘎作响。统一的权力中心形存实亡。文臣“党争”兴起，更加减弱了文化的力量。
　　
　　从来理乱世难过创新朝。当此混乱之世，毕竟文士还是文士，或者说更应该像文士，更应该担当起历史的责任，无论有成也罢，无成也罢，成效大小也罢，“邦有道，以道殉身；邦无道，以身殉道”，不是先圣先师早就的教导吗？现在该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
　　
　　于是，朝士们勉为其难，三头奔走，一会儿与皇上周旋，一会儿与宦官周旋，一会儿与藩镇周旋。理乱丝，挽乱流，希望将混乱的朝政重新纳入有序正轨。
　　
　　唐宪宗以“朋党”“讪谤”的罪名曾欲黜谏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李绛谏曰：“此必有邪臣欲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自古纳谏昌，拒谏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比得上达，什无二三。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耳。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旧唐书•李绛传》，下同）
　　
　　幸臣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请敕学士撰文为之颂。宪宗让李绛写，李绛说：“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其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盛德？”承璀说：“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拆。”李绛厉声说：“多用牛曳之！”承璀不敢再说什么了，用了一百多头牛将碑楼拽倒。
　　
　　这样的耿介之臣，连皇上也敬畏三分。有一次，宪宗曾行猎苑中，行至蓬莱池西，忽然想起李绛，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返也。”又返回去了。
　　
　　可是切不可以为宪宗懦弱，相反，他十分的不好惹，也是一头狮子：
　　
　　宪宗好佛，从凤翔迎来佛骨，遍送诸寺展阅。王公士民，趋之如潮，争相瞻拜施舍。有人甚至当场烧顶断臂，以示虔诚。一时间，崇佛之风大炽，整个长安城如痴如醉。刑部侍郎朝愈以儒学道统传人自居，历来护道最力，于是义无反顾上表谏争，说，佛是夷狄之神，汉以后才传入中国，三皇五帝的时候，商汤、太戊、武丁的时候，周文王、武王、穆王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佛，而王业兴盛。汉明帝时始有佛法，而明帝在位只十八年，其后即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魏，事佛更谨，而年代更短。梁武帝虽在位四十八年，三次舍身入佛寺，而结果遭侯景之乱，饿死台城，国也跟着亡了。事佛求福，反得灾祸。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枯朽之骨，凶秽不堪，岂宜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旧唐书•韩愈传》）慷慨陈辞，义正辞严。
　　
　　但宪宗的怒气更超过韩愈的正气。表入，宪宗持示宰相，令加韩愈极法。裴度、崔群慌忙解救，说：“韩愈上忤尊听，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帝王咸致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为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原来，是韩愈信佛而国运不久一语，刺中要害，深深触痛了中唐以后国运不佳、神经脆弱的唐帝的心病，惊惧成怒，固为豪怒，无法可解。幸得国戚诸贵亦帮衬为韩愈说话，认为定死罪确乎是有些太重了，这才救下韩愈一命，只被贬为潮州刺史。
　　
　　王命如山。韩愈惶惶如丧家之犬，连夜收拾行装，出离都城，踏上了苍茫无涯的逐臣之路。其委屈，伤感，在冬天的寒风的裹挟下，更凝冻成铁，横在心中，连头发梢也散发出逼人的寒气。走到蓝关，遇上前来看望他的侄孙韩湘，悲凉之情再也控制不住，长歌当哭，赋诗一首示韩湘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年轻的韩湘，未经艰难世路的血泪磨炼，如何经得起如此苦情的轰击，当时一定比韩愈老人自己更难过一千倍，不能自持了。由是后世民间传说中，遂将八仙中的韩湘子认定为就是这一位韩湘——他们从这件事上找到了韩湘出家的最充分的理由：试想，有过这样一场经历以后，还能对现实人生再抱什么信心吗？还能对尘世再有什么眷恋和幻想吗？于是撒手遁世，一管横笛，咿咿唔唔地吹起来，陪伴他消失在永远不失魅力、永远可亲可近的山水之中，成为一名再不与官家打交道、不受功名羁縻的仙人。
　　
　　另一传说，说“雪拥蓝关”阻马不前，这是韩湘在点化韩愈，要他醒悟入道。但是，孟子之后，以道统自任的韩愈，九死不悔，又怎么能改变自己的信仰呢！韩愈被贬，“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韩愈哭女文），韩愈伤心至极，至老犹哀痛不已，但仍然立身许国，志不稍改。这样，硬是挺过来，后来被召还，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再一次经历生死的考验：
　　
　　镇州兵变，杀其主帅田弘正，自立王廷凑，并进兵围牛元翼于深地。朝廷救兵十万，望不敢前。皇上于是下诏，择廷臣前往晓谕乱兵。群臣畏惧，不敢应诏，韩愈自告奋勇，毅然前往。他走后，所有人断定，韩愈此行，必死无疑。元稹对皇上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有些后悔，立即下诏给韩愈，令其先观察形势，不必匆忙入境。韩愈慷慨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毅然入境。王廷凑闻韩愈到，如临大敌，兵刃林立，严阵以待。韩愈目不旁顾，昂然走入中军。王廷凑被韩愈的气势镇住，气短心虚，先自自我解释，说：“所以纷纷者，此乃士卒所为，本非廷凑心。”把责任推到士兵身上。韩愈慷慨陈词，责以大义，说得王廷凑连连点头，一叠声说：“侍郎语是，侍郎语是。”当即答应撤兵解围。然后，设大宴款待韩愈，安排韩愈安然离去。韩愈回朝，受到英雄般的接待，皇上大悦，将其官职由兵部侍郎升转为吏部侍郎。
　　
　　韩愈入仕一生，荷道护国，安邦济世，几乎成为一场漫长的人生冒险，到死方才算是解脱。韩愈临终曰：“获终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能安然死在家中，一生未失大节，以此去见地下先人，在韩愈看来，这就是他无上的荣幸了！士之为士，亦确乎太难了。
　　
　　与韩愈的命运相似的是名相裴度。德宗朝，淮西、蔡州等藩镇不听王命，拥兵割据。宰相裴度，毅然亲自出马，身自督战，以其巨大的威望，号令诸军，不数月悉平之，取得中晚唐朝廷少有的胜利，朝野相庆。
　　
　　强藩平，皇上骄，忘乎所以。奸邪小人揣摸帝好，夤缘以进。皇甫鎛、程异，一夜之间，俱被任命为宰相。制下，朝野骇愕，至为市井负贩者所嗤。裴度极陈其不可，帝不听；他耻与小人同列，上印求退，又不许，反疑他为朋党。最后，裴度反为皇甫鎛、程异所构陷，被贬出为河东节度使。
　　
　　而另一边，宦官势力却在稳步膨胀。本来，“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后李辅国从幸（肃宗）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怙宠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子仪北伐，亲王东讨，遂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为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蘭錡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长庆缵隆，徒郁枕干之愤，临轩暇逸，旋忘涂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尽怒。甲第名园之赐，莫非伶官，朱袍紫绶之荣，无非巷伯。是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内则参秉戎权，外则监临藩狱。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剪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李训）谋之不藏，几乎败国。何宝之徒转蹙，让珪之势尤狂。五十余年，祸胎愈煽，昭宗之季，所不忍闻。”（《旧唐书•宦官传》）
　　
　　可见，宦官的势力，是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武臣及地方势力的权力越来越重，为了加强皇帝的力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到最后，由侍从而为公为王，由监军而直接统兵，已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中枢，成为了皇帝与大臣的居间人，将大臣与皇帝分割为二，不仅大臣受困，皇帝也成为笼中之鸟，其命运多半由宦官决定，至演出穆宗被弑宫中而无人敢管的极端事件。
　　
　　唐文宗时，决心剪除宦官。非常之局，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人。李训、郑注，本为奸邪小人，钻营而进，受到文宗的重用。他们也确实不负帝恩，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设谋欲将宦官一网打尽：奏称金吾左仗院石榴夜来有甘露，请帝往视。帝先派朝官去看，朝官回奏不敢确定。帝复派宦官前去探看。这时，李训已预埋伏兵，准备一举尽除中官。不幸的是，命运不济，行事不密，中官刚进门，隐隐闻见里边有刀兵声，立即止步，急返回去，挟持文宗逃走。接着，出禁兵，“遇人即杀”，李训及朝臣吏人六七百人被屠。郑注率外兵赶来，行至扶风，闻训败，乃还。监军张仲清已得“密诏”，迎而劳之，于府中伏兵杀之，家属屠灭，靡有孑遗。——这就是有名的“甘露之变”（见《旧唐书•李训郑注传》）
　　
　　事变之后，朝廷成为宦官的一统天下。“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连德高位崇、名满天下的裴度，也无所作为了，他心灰意懒，“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业，岑僚幽胜。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不问人间事”（《旧唐书•裴度传》）。
　　
　　天下成为内而宦官、外而藩镇的天下，胡作非为，此消彼长，至亡而已。最后，拥帝自重的宦官到底不敌拥兵自重的强臣：黄巢乱后，朱温崛起，先杀宦官，后弑昭宗，终而代唐自立，结束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其收场，与汉末惊人地相似，仿佛就是历史的重演。
　　
　　6、这样的社会控制论
　　
　　唐朝，盛于玄宗，衰于玄宗。历史给文臣们出了一道大难题：他们日思夜盼，盼望天降明主、强主，而使天下安定，人世太平。玄宗皇帝就恰恰是这样的明主、强主，他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安定、太平和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富足。他是个了不起的皇上，有作为的皇上。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太强、太有作为了，因此也便日益逸出朝臣们的监控之外，特别是到了晚年。于是，盛极而衰，一切的麻烦也就来了……愚暗的皇上如死狗，死狗扶不上墙；英伟的皇上如猛兽，猛兽为害如洪水。传统文化，究竟该如何措手呢！
　　
　　传统文化，将“国家”凝缩于“皇上”一人身上，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控制论”，历史的实践也证明，这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设计。但是问题也由此而生。其他问题不说，单是一个“小皇上”、一个“老皇上”问题，传统文化就从来没想出根本的解决办法。翻开历史，朝政动荡乃至动乱，大多数系由小、老皇上所引起。
　　
　　玄宗的悲剧，即是“年龄”的悲剧。年龄，这不是他个人的错，人总是要老的。随着老之将至，人的心性、性格、精力、心理等一系列方面，就要发生变化，非人力所能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是设计、主体施行、并全力护持此种文化传统的中国士人的悲剧。在世界范围内，大概再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人更像中国传统文化人那样，那样念念不忘、刻骨铭心地关心世道的“治乱”了；然而，历史却总是那样恶意地开他们的玩笑，捉弄他们，看他们的好看，总是那样恶意地嘲弄他们的智慧，蔑视他们的忠诚！
　　
　　7、宋朝不杀士
　　
　　汉末三国，唐末五代。
　　
　　汉由小皇上而引致外戚专权，由外戚专权引致宦官专权，宦官专权引致地方诸侯崛起，凌替中央，而形成三国直迄南北朝三百年间“强臣专政”的时代。为对付强臣之势，传统文化由内道外儒、朴质严谨的两汉文化型态，转换为内儒外道、华美明艳的魏晋文化型态。
　　
　　唐由老皇上而引致武臣及藩镇专权，由武藩专权引致宦官专权，最后，宦官和皇帝在与武藩的对抗中彻底失败，诸侯崛起，凌替中央，梁、唐、晋、汉、周，走马换代，复又成为近六十年“强臣”的一代。最后由赵宋一统天下，方始安顿下来。有鉴于唐人的教训，宋朝从一开始，就着意调整其文化型态，成为彻底守文的一个朝代。
　　
　　无论如何，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上，赵匡胤确是一位特别杰异的皇帝。传统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历程，到他这一代，终于走到其逻辑最高点：从文到文，文化归巢，彻底安居了。
　　
　　赵匡胤本人并非文人出身，评书说他一根杆棒等身长，打遍天下几十州，最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皇上。大概既往中华的历史流血流得太多了，到赵匡胤，文化终于养育成一位历史上最有“人性”的皇上，一位不嗜杀人的皇上，由他为下一个三百年彻底守文的时代奠基揭幕。
　　
　　历史上，不杀功臣的皇上有两位，一位是汉光武帝，一位便是宋太祖，而太祖尤较光武突出。他用“杯酒释兵权”的既智慧又仁慈的方法，一举解决了每朝开国之初必遇到的“功臣难题”，使国家顺利地由战时体制过渡到和平体制。政制设置，地方官，不必说了，连边防守将，亦均由中央派文臣领任（一般是大学士），使行政及武事一并文制化。最后，临死之前，刻石留下一代遗命：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之《宋论》）这在全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伐南唐时，太祖特委温厚的曹彬为帅。《宋史•曹彬传》记：“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他吩咐曹彬说：“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并授予尚方宝剑，特旨：“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果然，曹彬不负使命：大军连捷，进围金陵城，“城将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疾非药石所能愈，愿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诸将许诺，乃相与焚香为誓。翌日，彬即称愈。”克金陵，曹彬整军入城，兵不血刃，秋毫无犯。李煜君臣，一体保全。
　　
　　曹彬一生战功卓著，而清谨克己，实为仁敬儒者。他位兼将相，却不作威势，遇士夫于途，必引车相避道旁。为帅知徐州时，有吏犯罪，具案以后，过了一年才杖罚之。人问其故，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然法亦未尝屈。”
　　
　　这样的事，决不只是发生在曹彬一人身上的孤例，狭而言之，就是太祖朝一朝的风气，广而言之，可谓有宋一代之风尚。
　　
　　宋朝士大夫所受“磨难”多，所谓磨难，也不过是经常遭贬逐。但今日遭贬，一段时间后，便复召回。真正像苏东坡那样，因“乌台诗案”而几乎性命不保（但到底还是保全了），其实是极少有的例外。即使在北宋后期，徽宗朝，在蔡京、童贯等奸臣当国的所谓腐朽年代里，士人的身家性命，一般来说，仍是有保障的。
　　
　　只是到了南宋，金兵压境，国事吃紧，方偶尔有杀士的情况，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岳家父子被杀那件事了。岳飞一案，使南宋遗臭历史，千年不散，给人的印象仿佛南宋是一个很血腥的王朝，而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最突出的反例是，金人占领中原。张邦昌被迫接受金人的伪封号。之后，张复渡江南投，宋廷也不过给他一个贬斥的处分，张羞愤自裁。这要在别的王朝，那可是要灭门九族的啊！
　　
　　南宋孝宗朝，殿前指挥使王琪，诈传圣旨，令扬州增修城墙。事发，宰相陈俊卿奏曰：“人主所恃者，纪纲、号令、赏罚耳。今王琪妄传圣旨，移檄边臣，增修城壁。所犯如此，不诛琪，何所不为！”但最终的处分结果，亦仅削官而已，并未杀头。
　　
　　8、宋朝政治最接近于孔孟理想
　　
　　唐人开朗，宋人文静。就治道本身而言，其实宋朝是最值得研究的一朝。它是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古代文化传统：德化为上，刑杀为下。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着意向这方面努力追求，终于，到了宋代，尚德戒杀，成为至上而下一代的风尚，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件极为意义重大的事件，值得文化史家们反复研究、思索。
　　
　　孔子讲仁，孟子讲仁政，老庄讲全生保命。但历史上大量的事实是，百姓之性命不得保障，官员的性命尤其随时处在危险之中。这种情况，至宋代，竟然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扭转，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吗？宋朝当然不是天国，不会没有苦难。孔孟的仁爱的思想，也不会按其本来的设计完全化为人世间的现实，但是比较而言，如果问哪一朝实现得最好的话，那么必定就是宋朝了。
　　
　　周敦颐，任安南军司理参军期间，有一囚犯，法不当死，而转运使王逵却欲深治之，无人敢争。周与之辩，不听。周于是将手版交上，要弃官去，他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王逵被打动了，终于听从了周的意见。这就是宋人的风度。
　　
　　仁宗朝，四十多年间，“吏部选人，一坐失入罪，皆终身不迁。”（《宋史•仁宗纪》）作为一朝的制度：官员只要冤判一案，便终身没了前程。这是多么严厉的约束！反看他朝，却往往正好相反：总是对“失出”罪（漏判）的处分大过“失入”罪（冤判）。两相比较，便足可见出宋朝的风格了。
　　
　　9、文士的派头
　　
　　宋朝的文臣，在历史上最为昂扬，最具有刚健的品格，独立不阿的人格，以及坚守“士道”、不畏天威的士格。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是因为，至宋代，帝王终于被文化驯服的缘故。由于文化的长久浸润，宋朝差不多每一代帝王都变得非常温厚，而且愈来愈温厚，就北宋而言，至徽宗，简直就可称为“文弱”了。
　　
　　大臣们在皇帝面前，真是气壮得很。蜀中大姓王齐雄杀人，被除名，不久又复官。龙图阁学士蔡齐奏曰：“齐雄恃势杀人，不死，又亟授官，是以恩废法也。”仁宗理屈气短，与蔡商量说：“降一等与官可乎？”蔡曰：“以恩废法，如朝廷何！”仁示再泛不起话来了，没有办法，只好复治王齐雄的罪。
　　
　　礼部尚书杨億，性耿直，尚名节。任翰林学士期间，曾草诏“答辽人书”，中有“领壤交欢”一句，宋真宗阅过，在旁边批注“朽壤”、“鼠壤”、“粪壤”三词，意在与杨億商量，是否可以考虑酌改其中之一。杨億接过稿子，抓起笔来“遽改为‘领境’”，头也不抬，退了出去。第二天即向皇上提出辞职，并且说明理由，说，他这是引唐人的先例：学士草诏有所改动即为不称职，为此他请求罢去自己的官职。真宗只好说好话，温语慰留；私下对辅臣说：“杨億不通商量，真有气性。”又有一次，真宗想册立一位妃子为皇后，想让杨億草制，派丁谓去说，杨億不答应。丁谓劝道：“勉为此，不忧不富贵。”杨億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宋史•杨億传》）终于不写。真有意思：使性子的倒不是皇上，而是臣子！
　　
　　更有甚者，辅臣有时不给皇上留面子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换了普通人也会下不来台的。李沆为中书侍郎时，一天晚上，真宗遣使持手诏送给李沆，欲册刘氏为贵妃。李沆接过诏书，当场引烛烧掉，对使者说：“但道臣沆以为不可！”结果，真宗真的没能册刘氏为贵妃。
　　
　　《石林燕语》载：宰相韩琦为山陵使时，两宫为奸人所间，闹不愉快。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帏御封至，要韩琦颁发执行。韩琦持之不发，赴烛焚之。使者惊曰：“有事当别奏论，安可辄焚御笔？”韩曰：“此某事（这是我的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有顷，外传有使再至，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韩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真正宰相气派，快哉！为他朝连做梦也不敢想象。
　　
　　民间盛传，八贤王赵德芳有御赐金鞭，可以上打君，下打臣。民间戏曲称，佘太君曾质问于帝前，使君王也无话可说。中国最著名的“清官”包拯，铡驸马，连皇上、太后也救不下。所有诸如此类传说故事其所以集中产生于宋朝，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只可能出现于宋代。
　　
　　10、士道立，媚道息
　　
　　宋代，传统文化所设定的所谓君道、臣道，在历朝中实现得最好。强有力的辅臣，以天下道义自任，对君王进行强有力的辅弼匡正，理直气壮，坚决不让步；君王也认为这是正常的，应该的，予以接受。
　　
　　太祖、太宗是有宋最雄图大略的开国皇帝，为臣下所畏惧，但遇事依然遭到大臣们的堂皇谏争，毫不含糊。
　　
　　太祖赵匡胤，夏天在后苑纳凉，召翰林学士窦仪前来，起草有关边事的诏书。窦至苑门，见太祖光脚、“岸帻”（头巾掀起露出额头）坐在那里，便退立门口，不进去。使者“怒而奏之”，太祖闻报，没有怪罪窦仪，而是马上整衣束冠，然后才召窦仪入内。进去以后，窦仪首先即谏太祖“宜以礼示天下”，“太祖敛容谢之。自后对近臣未尝不冠带也”（《国老谈苑》）。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足可见出宋人行事的风格了：即使小事，也寓以“大道”的含义（“以礼示天下”）；正是借助于此“大道”，朝臣们坚决地维护了自己为士的尊严，要求皇上必以正规严谨的礼貌待士，不得随便，更不可侮慢。
　　
　　太宗至道中，李继隆奏转运使司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驿驰取转运使卢之翰等三人的头来。钱若水立即出班论争，要求，请先推验，然后行法。太宗盛怒不已，拂衣而去，退入内宫。若水留廷中不退，好久，太宗出来，诘责道：“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汝为贤尔，乃不才如是耶！”若水对曰：“李继隆外戚，贵重莫比。陛下据其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有罪，天下何由知？鞫验事状明白，诛亦何晚焉？陛下不以臣无状，使得待罪二府，臣当竭愚虑不避死亡补益陛下，以报厚恩。献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获死，故不敢退。”（《宋史•钱若水传》）太宗意解，乃如若水之议，经查，事属妄传，李继隆于是反被罢官。
　　
　　淳化中，太宗谕从中书省选人出使朔方，中书侍郎吕蒙正以所选人名报太宗，太宗不许。几天后，太宗复问人选，三问，吕蒙正三次以其人对。太宗生气，投书于地曰：“何太执耶！”朝班中，人见龙颜发怒，都悚息不敢动，蒙正面不改色，徐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耳。……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说完，从地上捡起奏书，徐怀之而下，神色不变。退朝后，太宗谓左右曰：“蒙正气量，我不如。”终于采纳了蒙正的建议，派那人为使者，结果，非常称职。（《宋史•吕蒙正传》）
　　
　　宋徽宗历来被斥为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实际，徽宗不过庸而已，并不昏，倘若不做皇帝，徽宗诗书画并佳，为人谦虚有度，是符合传统文化标准的一名好文士。徽宗因懦而慵，这才导致蔡京、童贯等权臣的弄权横行，缙绅侧目。左正言陈禾，独不畏惧，抗疏劾童贯等人。论奏未终，徽宗不悦，拂衣而起。陈禾揪住徽宗的袍襟不放，要皇上听完他的讲话，因用力过猛，一下把袍襟给拽下来了。徽宗叫道：“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激切。徽宗终于被打动，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这时，内侍请皇上易衣，徽宗却之曰：“留以旌直臣。”未加罪，反予以表扬。但第二天，童贯及御史中丞卢航奏陈禾狂妄，出语不祥，陈复被谪“监信州酒”。说徽宗庸就庸在这里，既有意旌奖直臣，又排不开近臣权臣，最后弄得个国破身掳，留下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使人怒其庸，复怜其弱：“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可怜的人，美好的往日只在梦中了，而近来连梦也没有了！陈禾“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不幸而被言中，谁说言官之言多危言耸听、不必当真去听？
　　
　　11、绝对负责任的监国者
　　
　　纵观有宋一代，历朝历来不治的政治痼疾，如外戚问题，宦官问题，武臣问题，宋朝都没有发生。这不能不说是宋朝特有的政制所取得的极了不起的成功；而其政制的本质就在：彻底的文治化。
　　
　　宋朝的太后们，时常是极有权威的，但是，却也很难越出文臣们所设定的畛域去，大权实权，实掌握在文臣的手中。故而，在宋代，也曾有过几次“幼主”当国时期，但却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政治很平稳。
　　
　　鲁宗道，字贯之，仁宗朝曾任参知政事。仁宗初即位时，章献太后刘氏临朝，执掌朝政。她大概有点什么“想法”吧，有一次问鲁宗道：“唐武后何如主？”鲁宗道当即回答说：“唐之罪人，几危社稷。”太后听了，不吭声了。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问辅臣，众人不敢对，宗道独不可，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又一次，皇上与太后一同去慈孝寺，太后欲乘辇先行，宗道止之，曰：“夫死从子，妇道也。”太后听了，只好让皇帝先行。（《宋史•鲁宗道传》）
　　
　　鲁宗道刚正，为外戚所惮，称他为“鱼头参政”。确实，这样的鱼头是不好咽下去的，而又越不过去。由此，才有力地保障了，政治在既定的规范中运行，不出现危险。
　　
　　皇位继承问题，是又一历史难题，多少王朝为此流血冲突，裁了跟头。虽然民间有宋朝“狸猫换太子”的传说，但总起来看，在这方面，宋朝还是做得最好的，突出的例子便是真宗继位。
　　
　　至道三年，太宗病重。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心疑有变，立即在笏板上书“大渐”二字，派亲信召来太子入侍。宣政使王继恩等谋立楚王赵元佐，太后也有这个意思。及太宗崩，吕端先引王继恩入书阁，使检太宗先赐墨诏，而锁置其中。然后，急入宫去见太后。太后说：“宫车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真宗既立，垂廉引见君臣，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廉，上殿亲自审视确是真宗无疑，这才下阶，领群臣拜呼万岁。（《宋史•吕端传》）——这便是宋宰相的风度。
　　
　　当年，太宗欲相吕端，有人说吕端糊涂，太宗曰：“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真可谓巨眼识人。
　　
　　宰相风度是一回事，而最关键的，还是宋朝的制度和文化为此种风度的产生和实现提供了条件。
　　
　　12、帝王之师，庄严肃穆
　　
　　宋朝，几乎每一代帝王，都对宰相敬畏有加，视为严师。
　　
　　太祖有一次在宫人处见一镜，背面志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召问窦仪，窦仪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年号。”太祖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宋史•太祖纪》）
　　
　　太宗“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同上）。朝宴群臣时，李沆侍宴，太宗目不转睛，一直盯着李沆转，对人说：“沆风度端粹，真佳士也！”（《玉壶清话》）一代雄主，竟为士人风度所倾倒。
　　
　　真宗手诏与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当场焚毁，真宗亦不怪，就依李沆之意，不封。李沆死后，有人荐梅询可用，真宗曰：“李沆尝言其非君子。”而终不用。（《宋史•李沆传》）
　　
　　仁宗听龙图阁学士孙奭讲学，孙奭讲到前代昏君亡国的历史时，必反复规劝。有时仁宗注意力分散，“意或不在书”，孙奭便停讲，拱手静默以待，这时仁宗每为之肃然而重新认真听讲。（《宋史•儒林传》）《宋史•仁宗纪》评曰：“（仁宗朝）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朝中，正气始终占压倒之势。
　　
　　英宗“临政，臣下有奏，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英宗纪》）
　　
　　神宗，“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宰相”（《神宗纪》）。以王安石为严师，尝问安石为治所先，安石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如何？”安石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又有一次，帝语安石曰：“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宋史•王安石传》）俨然是严师与不长进的学生之间对话的口气。
　　
　　哲宗时，道学大师程颐任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学。程以师道自居，每侍讲，面色庄严，哲宗畏之。为此有人认为程态度倨傲，说这样做不合适。程颐答：“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岂敢不自重！”（《邵氏见闻录》）
　　
　　徽宗荒，钦宗懦，二帝虽用人失当，破国辱身，而与辅臣的关系，一如乃祖乃宗，或更有过之。南渡以后，南宋历代君王，也大体是这么一种情况。
　　
　　13、唐人尚性情，宋人守境界
　　
　　两宋皇上，已然全然被“文化”所淹渍，所降服，成为“文化”的笼中物，而失去“皇帝”一向所有獠牙巨齿的“野性”。其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宋代至深至厚的文化风尚所造出的结果。
　　
　　唐人亦守文，但尤尚性情，其守文是为了将性情更加装点梳理得风流倜傥。唐人，其皇上，其朝臣，其文士，可以说是无人不风流，无人不个性。
　　
　　宋人的守文，则走向极点，他们不是以文装点个性，成就个性，而是文本身成为至上的目的，将个性淹没在文的海中，以牺牲个性达成文的完全实现。性情本身，只有成为“文—道”体系中一个规范的符号，方才获得其意义。
　　
　　唐人如一团烈火，以洒脱为上，不拘一格，恣意燃烧，漫无际涯。宋人如一汪清水，整齐一律追求一种“境界”，以达到水平如镜。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呢？一言以蔽之，曰：冲淡自然。其为人如此，为文如此，为政亦如此（尚简）。淡泊平和，成为两宋最高美学追求，成为全社会一致的美学理想。
　　
　　先说学术。中国的学术，从先秦至唐代，以儒、道为两大支柱。唐中叶以后，佛教中国化，产生禅宗。禅与道，其风神面貌，其实又可归结为同一范畴的东西。儒、道、禅这三大文化核心，交相为用，或内道外儒（汉），或内儒外道（魏晋），或内道、内禅外儒（唐），用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从而形成不同的整体文化风貌。但究其实，儒道（禅）二元，实未真正融和为一，总是若即若离，对立统一，或貌合神离，或貌离神合，你表我里，你里我表，二元分明。这种情况，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儒道（禅）二元终于融和为一，难分表里。儒为自然冲淡的儒，道（禅）为自然冲淡的道（禅），儒道（禅）合一，为人为文为政为学，内在的神理，一线贯穿，归入同一种境界。
　　
　　为人，唐人尚飘逸，其本质无非是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即不受束缚。宋人喜淡泊，是故意将文化的“束缚”加诸人性其上，使人心完全寓于淡泊之中，而弃去其余一切的杂俗之想，这才为高，为雅，为美，为有“境界”。可谓：唐人求脱出，宋人求融入。
　　
　　为文（诗文），无论哪家哪派，尽管在文与道、诗与理的关系上有过激烈的论争，但却一致都以淡泊平和为最高美学之境：
　　
　　北宋第一个有影响的诗论家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道学大师程颐说：“天工生出一枝花。”
　　
　　政治家王安石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文学家苏轼说：“发纤秾于简洁，寄至味于淡泊。”
　　
　　道学集大成者朱熹说：“（作诗要）平淡，不费力。”
　　
　　陆九渊心学信徒包恢说：“诗家者流，以汪洋淡泊为高。”
　　
　　总括两宋，受到推崇的，不是唐人李、杜，而却是南朝的陶渊明。平淡自然成为宋代一代的审美理想。
　　
　　为政。太祖、太宗开国初确立的为政要旨，成为宋代一代的政治指南，铸成宋代政治一代的不变风格，那就是，尚简去繁。宋人为政，最恶多事，无论是政事、民事还是边事。这既成为他们的政治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成为最终走向败亡的根源。
　　
　　神宗“新政”之后，朝中党争大起，改革派和守文派，争得焦头烂额，如火如荼，不可收拾。但为政从简，却为两派一致所主。保守派欲守宋朝固有之传统，不必说了；改革派王安石当初鼓动神宗进行改革，其改革可行的论证理由就是：“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以后，徽宗、蔡京也追求这种“简易”，却遭祸难；高宗、秦桧也追求这种“简易”，失政误国。环境变了，他们的追求没有变，遂成为致败的根源。而这恰好也说明，宋朝的皇上，是怎样深地陷入文化的网中，不可自拔。宋朝的失败，其责任多半应由宋朝的士大夫负责，而不是皇帝。
　　
　　宋朝士大夫张开一张文化的铁网，已然把帝、后逼上了绝路，只能老实入网，绝没有后撤半步的余地。
　　
　　被宰相韩琦誉为“世人标表”、“以为不可及”的赵挘�曾任神宗朝的参知政事。赵挸ず袂逍蓿�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资业，不养声伎，惟蓄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余无长物。其人品风度大为神宗皇帝所倾倒，问：“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挾偈籽沸唬�更上疏详论，提出“任道德、委辅弼、别邪正、去侈心”等十事，神宗深纳之。（《宋史》本传）——就是这样：务必使皇上进入清虚之境，越少作为越好。赵挘�以其文化义理、更以其不俗的人格，将皇上彻底征服。
　　
　　欧阳修，宋代人望所归，影响朝廷深巨。号“六一居士”，自己解释其义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六一居士传》）《宋史•欧阳修传》评曰：“超然独骛，众莫能及，天下翕然师尊之。”与赵捦�一风貌。
　　
　　南宋杜莘老，清修独处，骨鲠敢言，名动一时。其淡泊风度极为高宗所倾倒，尝赞叹曰：“闻卿出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宋史》本传）
　　
　　南宋第一刚臣胡铨，以一编修小官的身分，上疏反对与金人议和，乞斩秦桧，被贬窜二十二年，视死如归。隆兴元年归朝，孝宗皇帝赐酒于秘阁，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皆天地祖宗之灵，留卿以辅朕也。”胡铨泪流满面。接着，皇上兴奋不已，亲自作歌一曲亲自演唱，为胡铨的归来道贺，曰：“朕每在宫，不妄作歌，只侍太上（高宗）宴时，有旨令唱始作之。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胡铨听了，没有致谢，却正色谏道：“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正当勉力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孝宗皇帝当即收敛笑容，肃然道：“卿真忠臣也，汲黯、魏征亦不过是。”（《宋史•胡铨传》）
　　
　　14、志在行道，道高齐天
　　
　　这些以天下道义自命的士大夫们，早已将“道”与自身视为一体，皇帝无论多么崇高，究竟是形而下之俗在，只有匍匐于道之下，老老实实接受、恪守“天条”。
　　
　　徽宗崇宁初，程颐之学被攻击为邪说，诏下河南府，尽逐学中生徒。时马伸任西京法曹，没有遵行诏令，反亲自去找程，要求入门求学。程颐固辞，马伸往返十次相求，最后提出宁愿弃官相从。程颐这才收下，说：“时论方异，恐贻子累。子能弃官，则官不必弃也。”马伸风雨不顾，人中伤之不顾，终于随程学完《中庸》而归。每对人说：“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心，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不行也。”又曰：“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日何日？沟壑乃吾死所也！”使行广陵时，行箧一担，图书半之。（《宋史》本传）真正宋人风格。
　　
　　这种风格，在北宋开国初，就结结实实奠定了基础，成为士人牢不可破的信条，成为士林的基本传统。对此，宋太宗当时似乎还没有彻底领悟，于是文臣就毫不客气，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至道初，钱若水任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次太宗谓若水曰：“士遭时得位，纡金拖紫，延赏宗族，岂得不竭诚报国乎？”国家给了士人那么高的地位和荣誉，这成了要求士人竭诚报国的当然理由。这话在常识范围内是不错的，但在深层的精神领域就说不通了：自来学士以国家自命，以天下自命，以道义自命，如何进入官场以后却以市侩式的交易原则来对待国家，国家给我好处于是我竭诚回报国家？这也太不了解学士、太有些小瞧人了！
　　
　　于是钱若水不假思索当即回道：“高尚者不以名位为光宠，忠贞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若以爵禄荣遇之故效忠于上，中人以下所为也。”士人担荷的是宇宙间的神圣道义，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对话者是无限和永恒，是至上的造化，如此之心之志，岂区区名位爵禄所得牢笼范围？岂人世间转瞬即逝的蜗角功名蝇头小利所得摇动？穷达不易其志，宠辱不萦其心，是其当然的本色，若以荣遇之故而效忠效命，则至多不过中人以下水平，不足与言大道了。
　　
　　太宗听了，只好表示同意。但在心底里还是未能搞清楚“帝”与“道”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作为皇上，他就是绝对的至上了。有一位官员叫刘昌言，因事被太宗罢了官，太宗心里对自己拥有的权威沾沾自喜，于是私下里打探刘昌言的反应，他问赵鎔：“见昌言涕泣否？”赵鎔是阿谀之徒，为了让皇上高兴，不惜编造谎言，说：“与臣等言，多至涕泣。”太宗听了，大为高兴，很满足，踌躇满志地说：“大率如此！进用时不悉心补职，斥去时即汍澜涕泗。”一幅长髯师傅数说黄口乳子的样子。钱若水正好在场，实在看不下去，驳正道：“昌言实未尝流涕，鎔等迎合上意耳！”当面煞风景，硬是将皇上心造的幻景给击破。
　　
　　但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是很难从他的心理体系走出的，即使强力也不容易将其从心里蜃楼中拖出来。太宗就是这样，经过上面两次事后，太宗事实上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吕蒙正被罢相后（改任仆射，副相），太宗不由自主故态复萌，又对钱若水说：“蒙正望复位目穿矣！”完全一种手持骨头、把玩逗狗者的心态和言语。这一次钱若水是再也不可忍受了，必须彻底予以揭穿，于是对曰：“蒙正虽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尝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苟贪禄位，诚不足贵！”太宗听了，再不吭声了。（《宋史•钱若水传》）
　　
　　是的，真正高尚的，是那些素心的岩穴之士，他们高标出世，与天为一；而官场中人，苟贪禄位，有什么可称道的！区区名位，有什么值得珍异的！皇上啊，你再不要以官爵为骨头逗猫逗狗了，那是无效的！——钱若水的命意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要让皇上明白，什么是“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全退”的真正的士道，“感动之”，征服之，扭转皇上的固有心态，将其从“帝王至上”的臆想中拉出来，而置于正确的帝王与士人的关系中来。
　　
　　就整体而言，宋代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代：先秦诸子所设定的道义至上的理论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育发展的结果，是传统文化逻辑展开所达到的顶点，也是最后一站。至此，传统文化系统模式，已走到其逻辑发展的尽头，最为辉煌，同时也再无路可走了，除了走下坡路。元代继宋代之后，虽为异族统治，但中期政权稳定下来以后，仍以温和政治为主导，可视为是宋代文化的余脉。至明清两代，连余波尾声也一并消失殆尽，只好追远返祖，表面上是复古，翻版秦汉，骨子里当然极不自然，极度扭屈，正如植物开花结实以后，自当以籽实为新的起点开始下一轮新的生命发育的历程，而却不然：拒绝籽实落地发芽，反而老树要吐新芽，返老还童，再度青春，结果是，看上去既丑陋无比，自己又周转不灵活受罪，等待最后的寿终正寝是其唯一的有意义的等待。
　　
　　15、变法势在必行
　　
　　宋代，按照传统文化的理想，将政治纳入文化的系统之中，一向反复无常、难以驯服的“皇上”难题，至此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福音。在宋朝，皇上很少有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即使偶而出点格，如宋真宗大修庙观，徽宗的一系列荒唐，等等，但总归有限，未能造成对既定政治及社会的大危害，与前朝迥然不同。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人称中国传统文化为“孤岛文化”，意谓：汉族传统文化发展最为先进，而其周边，却为发展落后的外族所包围，犹如一座孤岛立于广水之中，总是处于被逼、被入侵的紧张状态之中，无法从容迈开其历史的脚步。这说法是不错的。然而，这是一种宿命，地缘生存环境，无法由人选择，只有认命。
　　
　　宋代的文化，既是彻底守文的文化，是淡泊宁静的文化，是循规蹈距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种文弱的而不是强悍的、自保的而不是攻击型的文化。这决定了，宋朝如何对付边患，成为本朝一道不解的难题，一道从开始就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的难题，无法逾越。
　　
　　在最好的时期里，宋代的生产力水平及富庶程度，要超过唐代，然而，相比于汉唐，宋朝却是最弱的一朝。如何集中全国的力量，扭转局面，使国家不仅繁荣而且强大，这应是宋朝必须思考解决的中心课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宋人没有规避这一问题，他们曾几度努力，试图去解决，态度是真诚的，下手是顽强的，然而，结果却是失败的。这不奇怪，他们所开展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不解的悖论之中：改革矛头所指，正指向其守文性质的文化，而这却原是他们苦心孤诣一手营造的最神圣的理想，当然是丝毫不能触动的；其改革，无疑是自己向自己宣战。
　　
　　神宗朝，由宰相王安石领头变旧法，倡新法，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新法的内容有均输法、青苗法、助役法等数条，打着“公私两利”的旗号，本质上是为国理财，为国家收利，以扭转财政，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如此改革，当然是在追求事功，追求效率，因而不可避免，要牵动整个文化体系的深层变动，牵动全社会、牵动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政治官僚系统的深层变动，将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引起这些人的拼死抵制。
　　
　　为了集中策划推行新法，安石首先在中央官制上进行改革，推出一个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安石本人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凌架中央政府之上，领导改革，一切重要条例、政令，由其出之。王安石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达成功，决不罢手。
　　
　　16、变法势在必败
　　
　　变法立即引起强烈震动，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势浩大。王安石所倚用的中坚，唯吕惠卿及儿子王雱等数人，其余不得不引进大量新人，反对派谓之“新进少年”。“老成人”成批被贬，搁在一边，这些人中，有“巨公耆儒”、“天下宿望”如欧阳修、司马光等一班政界兼学界的领袖人物，道德家，文章家。
　　
　　学界几乎一致反对变法。当时天下“显学”有五派：周敦颐所创“濂学”，张载所创“关学”，程颐程颢兄弟所创“洛学”，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所创“蜀学”，此外就是王安石自己所创“新学”。这五派中，除王安石自己的新学之外，其余四派均反对变法。
　　
　　宋代讲学之风最盛，声势浩大，每一学派，弟子成百上千。濂、洛、蜀三派，反对新法，态度最坚决；关学一派，张载本人虽然也认为当变，而主张渐变，即无形而化，反对“顿革”，本质上至少也是反对“王安石式的变法”。张载与王安石曾有过一次会面，结果是不欢而散。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只有独行闯关，强行颁行：科举考试统一用“新学”为标准，以求扭转风气，推进变法。
　　
　　熙宁三年，后宫两皇后，慈圣光献皇后和宣仁圣烈皇后，也加入反对新法，对神宗皇帝“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王安石）裁损之。先生重为之解，乃已。”（《宋元学案》卷九十八）
　　
　　七年，天久旱不雨，神宗本人也开始怀疑新法，安石罢相。明年，安石再相，再罢；元丰三年，退居金陵。元丰八年，神宗卒，哲宗立，次年改元元祐，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
　　
　　安石变法注定不能成功，因为，它直接与整个文化系统相冲突，没办法绕开：
　　
　　第一点，变法旨在取“利”，与宋朝的文化意识形态直接不相容。尚义弃利，既是中国古老的道德传统基石，到宋代，更成为追求淡泊宁静的宋朝文化的灵魂、命脉之所在。现在倒好，一下子要倒过个儿来，理财收利，高尚其事，成为热闹时尚，那是为传统文化及传统派人士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纵观反对派的意见，几乎一致首先瞄准攻击的就是这一点。
　　
　　这是不奇怪的。这关系到宋人整体文化系统，以“道”为核心，而展开其细密的一整套网络，诚如后来朱熹和吕祖谦所总结：“以‘道体’和‘性’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目的。”（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一章）这里，不容许掺入任何半点杂质于其中，何况是“利”——那更是毒药，将彻底败坏、瓦解这个体系！
　　
　　宋人通过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刻苦努力，才培养营造出这样一个文化体系，才将一千多年以来绝难制服的君王网入文化的网中，使之驯化，入道守文，沉静下来，而有了一个绝难求得的安定沉稳可靠的政治系统，从而开辟了以德化天下，实现尧舜理想的美好前景。当此之时，有人贸然竟要改变这一切，那岂不是要在黄河大堤上开荒种粮，极其危险的吗！
　　
　　而且更有甚者——第二点，安石变法，为了突破文化的包围，有效推行新法，在他手里，空前加强了“相权”。这一点，更是将直接危及到既有政治系统的平衡和平稳，造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造就“权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是宋代士大夫们最感到恐惧的了。总结既往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宋人清楚地知道，欲造就良好政治，必定是：既不要雄武太有作为的皇上，更不能要专权擅政的权臣。这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脉所在，是关系到王朝治乱存亡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则多收少收几十万万青钱，也就确乎是区区小事了。张载不反对变法，却反对“新法”，其秘密正在于此。
　　
　　难道说宋朝那么多名公巨卿都那么浅陋没有见识，对本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竟毫不萦于心？不，对此他们心里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他们的确处在两难之中：因循不变，可能有危险的后果——亡于外，但毕竟不是马上；骤然顿变，将亡于内，而且后果立至。最理想的，看来就是走中道了，那为哲学家张载所推崇的“渐变”。而历史没有使宋人选择这条路。
　　
　　17、后果
　　
　　后果不久就产生出来：哲宗元祐间，宣仁太后听政，旧派上台，尽覆新派。两派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必然造成的后果是，取胜的一派其权力将得到异常加强，向“权臣”的方向发展。司马光就其权势而言虽然还不构成权臣，而其德望却超级膨胀，名满天下，征服人心，人称“真宰相”；死后，“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岭南封州父老，亦率具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宋元学案》卷七）司马温公敦厚一生，死而有知，该是很安慰了。但是且慢，作为臣子，他却也着实有些太风光太惹眼了！要知道，还有皇上呢，他将怎么感想？恐怕就不是安慰，而是忌妒、恐惧、厌恶了。
　　
　　果然，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太后崩，哲宗亲政。六个月后，绍圣元年三月，便开始对旧派的清算，罢斥旧派人员，追夺司马光等人赠谥。以后，越来越加深入，进一步追贬司马光等，兴“元祐党”狱，一大批大臣被贬斥，“送涪州编管”，追毁出生以来文字；个别人，甚至被杀掉了。
　　
　　哲宗时重用章惇，权势渐著。徽宗即位，贬章惇，用蔡京，相权更大。在蔡氏的主持下，对所谓“元祐党”人展开无情打击，恶毒围剿。崇宁二年，颁“元祐党碑”，列名九十八人，刻在碑上，立于朝堂。次年，诏重订元祐及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立碑朝堂。对这些人及其子孙，永久禁锢。崇宁五年，慧星出西方，徽宗以星变，避殿，减膳，大赦天下，诏毁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蔡京罢相。暂时缓和一段之后，次年，大观元年，蔡复相，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议人充选”（以上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六）。党祸依然在延续，时紧时松，直至徽宗禅位，钦宗立，蔡京罢。
　　
　　就在宋朝廷发狠打击党人的时候，金人于混乱之中，批亢捣虚，直抵宋京，如入无人之境，徽、钦二宗被掳，北宋亡。
　　
　　这便是宋朝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为了追求长治久安，发展出宋朝的守文文化；由守文文化培养出稳态的守文政治；这样的文化及政治，必定不讲事功和效率，由此引发国家的贫弱；贫弱的家力不能应战外族的挑战，于是开始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变法，骨子里变的是宋朝的文化和稳态政治，这是宋朝的命脉所在；由是引发政争，政争打破了政权的稳态结构，不惟没能收得变革之效，反加速了祸乱的到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安石变法，欲巧反拙，倒成了直接责任者。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必须慎之又慎。安石对本朝的文化模态的“静态”本质未遑深思，不恤人言，轻易动作，使静态的文化系统骤转为动态，结果，没有收到实效，反而使系统从有序堕入无序，堕入混乱。哲宗朝，乱萌已著；至徽宗朝，加速向纵深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亡国。徽宗文弱无能之君，从本意讲，他是旨在欲复动为静，却没有以动止动的大手段，而是一头扎入深宫，掩耳盗铃，钻进道教的死寂死静之中，外面任由蔡京胡为；而就在王朝内耗之时，外患也便乘虚而入了。
　　
　　18、岳飞死定了
　　
　　南宋王朝，依然未能解决转换文化模态的难题，未能由静态文化系统转为动态文化系统；在某种意上说，似乎更加深了其超静的性质——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庞大细密的体系完成于南宋，就是表征。故而，从高宗开始历代皇帝，有的平庸，有的也还可以，但没有一个能做到动员全国。皇上也急，士人也急，而就是无法使整个文化及国家行政系统整体性地动员起来，变成为外向的、具有某种攻击性的系统，活如被麻翻在黄泥岗上的杨志一杆人，心动眼动身子不得动。主体仍处于静态之中，只有临事而起，局部动员，防御招架而已。
　　
　　岳家军，崛起于宋廷南迁之后、社会秩序（从而文化模态）已被战争完全打破的北方中原之地，而不是起于更有号召权威、更有组织力量的南方朝廷所在地，这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北方的社会及文化秩序被打破，没有了束缚，才诞生了不要束缚惟求效率、完全动态的岳家军。
　　
　　因而这样一支部队以其强悍的力量，机动的本性，神奇的效率，必定也与南宋王朝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南宋静态的文化系统来说，它是异质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怕的，其可怕正不异于金人。当年狄青就是这样，远征的辉煌成功，没有给王朝带来欢欣鼓舞，反而是惶惶不安；狄青只好辞去兵权，全国上下于是复归于一片祥和的宁静之中。岳飞没能这样做，不仅没能主动辞职，被罢之后，还与他的部队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因此他死定了！秦桧向高宗汇报，给岳飞定的罪名是“莫许有”，这使多少后人感到大惑不解：凭“莫许有”三字就能杀人，而且是一位高级将领？看来那秦桧真是比蛇蝎更毒，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万马难追、死心踏地了！其实大大不然：秦桧只不过是按他的王朝的固有文化性质正常行事罢了，他一点也不特异。“莫许有”当然不能成为一个普通人被处死的罪因，对于岳飞，却是必死的罪因：岳飞与其部队私下交通，未被证实，也未被证虚，也许有，也许没有；而王朝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不能押在“也许”的赌注上，这是当然的。因此岳飞只有去死！
　　
　　岳飞死，和议成，奔腾的长江，成为天然的长城，长城之内，南宋复归于一片祥和的宁静之中。在淡泊宁静之中，一首首意在言外、余味隽永的好诗被创作出来，相与唱酬；深邃的天人性命的哲学体系，被创造出来，亦学亦讲。如果不是偶而长江北岸的战鼓声传来，扰断人们的清兴，则“三秋桂子，士里荷花”，“此地乐，不思蜀”了。
　　
　　文化模态，作为整体，真是本性难移啊！这不是哪些个人的错。宋人，确也不是无知无觉、麻木不仁的冷石头，他们也想变，起码适当地有所变，但他们就是无法转换他们的文化模态，这真叫人徒唤奈何……
　　
　　19、最后的挣扎
　　
　　南宋末期，宋人再一次努力，调整他们的文化系统，企图使之由静趋动，从而动员全国，掀起抗战的新高潮。
　　
　　宁宗即位，庆元元年，韩侂胄当权。二年，用右正言刘德秀之议：“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朱熹的道学被定为“伪学”，下令毁除。科举考试，凡涉及程朱义理的，一律不取，“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同上）好家伙，真比唐人的“灭佛”的气魄还要大一倍！朱熹及其门徒，都被定罪。
　　
　　朱熹本人原是主战的，但却要定罪他的学术，奇怪吗？不奇怪，因为，理学是静态的，是与时局所需的行动主义完全相抵触的，朝侂胄们一点没有看错。
　　
　　庆元四年，更进一步加大对理学的打击力度，定“道学”为“逆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宋史•朱熹传》）
　　
　　宋人由以儒为最高宗教走向反面，走向灭儒，希望通过这样的激烈手段，能摆脱死海一般的“文化环境”的困陷，稍稍有所振作，走出一条新路来。但谈何容易！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之下，韩侂胄不得不让步，妥协，而于庆元六年，用张孝伯之言：“不弛党禁，后恐不免报复之祸。侂胄以为然，追复（赵）汝愚、朱熹……伪党之禁解。”（《宋史•韩侂胄传》）韩侂胄的抗战事业，也全面失败，只好付更大的代价，与金人议和；他本人则被杀，身后留下一片臭名，为人不齿。嘉定元年，金人索韩的首级，宋廷开棺斫其首送予。自此以后，南宋王朝复归入死寂之中，直至灭亡。
　　
　　20、悖论：内与外，动与静
　　
　　从精神意气上讲，我们当然非常崇敬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恢复派。但是，就客观情势而言，宋人根本没有此能力，越动作，越加速加深陷入困境。结果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们无法摆脱他们的以淡泊宁静为灵魂的文化系，干脆利索跳脱出来，赤膀干一番事业。他们自己也着急，或者说更着急，但他们得的是神经瘫软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长着好好的胳膊腿，但就是调动不起来。
　　
　　这不能怪他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驯化驯服”的结果。想一想吧，当一头极度驯化的狮子被放到斗兽场中，怎么用劲也无法战胜一只狗的时候，这难道是狮子的错？这文化的威力是如此可畏：它连狮子都驯化成一头老绵羊，至于牛呀马呀小鸡呀免子呀，被捏塑成了什么模样，就更可想而知！可是，话说回来，狮子究竟是狮子，是要吃人的，不千方百计将其驯化又怎么办？
　　
　　这真是一个不解的难题，让人无法选择。我们只好说：人类的进步是世界性整体性质的，“孤岛文化”其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谁也没有办法。被欧人称为人类的光荣——伟大的希腊文化，也曾经经历这样的厄运，亚里斯多德的不朽著作，是在欧洲本土失传数百年后，至十二世纪从阿拉伯人手里重新找回，由阿拉伯语回译为拉丁文，才使欧洲人知道他们曾经有过的伟大祖先。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宋朝的覆灭，文化被野蛮征服，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后面还有更为沉重、更具悲剧性的命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