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之命运
麻雀，它总是拣那些最细的枝落，而且不停地跳，仿佛一个冻脚的人在不停地跺脚，也好像每一根刚落上的细枝都不是它要找的那枝。它跳来跳去，总在找，不知丢了什么。
它不知道累。除了跳之外，它的尾巴总在一翘一翘的，看起来像是骄傲，其实是保持平衡。
它常常是毫无缘由地扑棱一声就飞走了，忽然又毫无原因地飞回来。飞回来的这只是不是原先飞走的那只，就不知道了。它们长得看起来一模一样，像复制的。
它们从这棵树飞往另一棵树的时候，样子是非常可爱的，那是一团中途划着的几起几落的弧线，仿佛不是飞，而是一团被扔过去的东西——一团揉过的纸或用脏的棉絮团儿什么的。
它如果不在中途赶紧扇动几下它的小翅膀，那就眼看着在往下栽了，像一团扔出去的东西降落在弧线上突然重新扔高，它挽救了自己。
它不会翱翔，也不会盘旋，它不能像那些大禽类那样捉住气流，直上白云苍空，做大俯瞰或大航行。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个楼房到另一个楼房，与人共存，生存于市井，忙碌而不羞愧，平庸而不自卑。
它那么小，落在树上就是近视眼中的一个黑点，是逗号还是句号都看不清楚。低飞，跳跃，啄食，梳理羽毛，发出永远幼稚的鸣叫，在季节的变化中坚忍或欢快，追逐着交配，有责任感地孵蛋和育雏快乐的活着。
它是点缀在人类生活过程当中的活标点：落在冬季枯枝上时，是逗号；落在某一个墙头上时，是句号；好几只一起落在电线上时，是省略号；求偶的一对儿追逐翻飞，累了落在上下枝时，就是分号。
麻雀和人的生活最贴近，但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经常被人伤害，却总也不远走高飞放弃贴近人时的方便，所以总不见灭绝。人们给它们起的名字是麻雀，不知道它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认为对方是“麻雀”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的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有农民在1955年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毛泽东咨询动物专家能不能消灭麻雀。当时的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说，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但就在几天后，毛泽东与14位中共省委书记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当时是这样清算麻雀罪过的：一只麻雀秋收季节每天吃四两，四只麻雀一天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在“以粮为纲”的当时，粮食可是宝贝，所以麻雀就是中国农民的天敌。而捕杀麻雀，还可作为农民的副食品。有的地方专门收购，每只一分多钱，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实践，人们总结出消灭麻雀的手法有“轰、打、毒、掏”等；铁丝夹、笼子捉、筛子扣、弹弓打、胶沾；捉，用手电筒夜里照，麻雀见光，睁不开眼，只要不惊动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还有诱捕，在一张大网里面拴两只麻雀，网外拴一只喜鹊，招来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网绳全部掳获。
《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日一篇新闻报道：“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6249只。”
在民众盲目跟风的同时，也有部分人是冷静的，他们决心拿出证据为麻雀平反，结束这场闹剧，也是生态悲剧。鸟类学家郑作新和同事们走遍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848只麻雀标本，逐个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郑作新考察成果。但相对于铺天盖地的喊声，这点声音根本微不足道。
中国动物学会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上，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民众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参会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的搞运动。
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10月将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是后面一句补充基本上没有理会，是“四害”就铲除。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7598001只。
在中共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仍说：“麻雀现在成大问题，还是要除”。与此同时，很多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科学家明白，这是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失去了麻雀的制衡，才导致了虫灾，于是更多人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在众多科学家的呼吁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于1959年11月27日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据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下发张劲夫的报告。
次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文件上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将“除四害”的内容修改为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至此，麻雀才得以翻身。
众所周知，以人类选举之常识，如果对候鸟不熟悉，选鸟者多半只能投反对票或弃权。而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在成长岁月中，几乎都有关于麻雀的记忆。这一切，无疑为麻雀当选提供了广泛的民意条件。选麻雀为国鸟，大概是因起“为鸟谦”，是“生活的鸟”，选它为国鸟便是让“生活的鸟”上升为“理想的鸟”——将生活当做一种思想，何乐而不为？
麻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说明它是鸟类在世界百折不挠的草根力量。尽管命运多舛，险象环生，但终究能在种种艰难困苦中逃出。难怪有人感叹，麻雀这惊世的命运，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么？而且，麻雀作为中国诸多城市仅存有非家养鸟类，对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其象征意义显然远大于丹顶鹤。更重要的是，以数量计，以麻雀之鸟来喻中国之人口似乎也合适。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若尊麻雀为国鸟，人倒也不失为对个体命运的价值弘扬。然而，争来争去，谁都知道，没什么鸟可以代表国家。有关国鸟的评选，充其量只能佐证一个国家有着怎样风尚与观念——因国家之形象体现在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里，而不在于某只鸟的花色品种及其鸣声是否婉转。因此，不知麻雀的命运到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