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我考取了中等学校。那时候能上中专，比现在考取大学还稀奇，还高兴。因为 考取了学校，无论是中专还是大学，都意味着以后一定是吃国家饭的人。我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兴奋异常。父母正张罗着给乡亲们放电影呢。那时候，我们家乡流传一个顺口溜：“上大学，真高兴，欢欢喜喜放电影，今天放个《地道战》，明天放个《上甘岭》。”

那时候放电影，一场二十元钱。二十元钱在那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家里出了个吃国家反的人，对于掏这二十元钱，不但不心疼，而且都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我家一高兴，连续请了两场电影。记得头一天晚上是《少林寺》和《神秘的大佛》，第二天是《洪湖赤卫队》和《五女拜寿》。

我爹对我妹妹说：“闺女，你今天别看电影，也像你哥哥一样好好读书，多读些书，将来考上大学才好啊。”我妹妹把嘴巴撅起来很高，说：“爹，我才不呢，哦，我们自己家请电影，自己家的人不看，还专门给别人看，我多冤啊。”爹打着哈哈说：“孩子，爹跟你闹着玩呢！”爹是个很少开玩笑的人，可是，自从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爹常常笑得合不拢嘴，时不时地和周围的人开玩笑。

因为当年的知青张少郎的到来，我们家放电影的时候，村里破天荒地出现了电影海报。张少亮是1970年到1975年期间下放在我们村的知青，他十分擅长画画。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物理老师。1984年夏天，他离开我们村整整九年，再一次来到我们村里看看。他这一来，就刚好遇上我家请电影。张老师原来和我哥哥是同学，加上他下放的时候住过我家里，所以，他一听说我家请电影，十分高兴。我哥哥开口请他画几张画玩玩，让村里的人开开眼。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张少亮画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立在仓库的大墙上，曾经在县城评比时得过奖。张老师说：“还玩什么，要画，我就干脆给你家画一张电影海报吧。”在农村画电影海报，不要说是在我们村，方圆 十几里地也许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吧。我爹娘自然也十分高兴。好酒好菜地招待我的老师张少亮。也许是喝多了些酒，这一次，他画的海报有些走样——————那个少林寺里的李连杰有些胖了，神秘的大佛里的刘晓庆又有些瘦了。不过，在农村能够看到电影海波，大家已经十分心满意足了，哪里还管它走不走样呢，何况，农村的人对于李连杰和刘晓庆其实印象都不是太深，没有几个人觉得海报画走了样。

第一天放电影，天气不太帮忙，刚刚把挂电影银幕的两根杆子埋下去之后，原来晴好的天气很快就变了，显得十分闷热，而且，很快就下起雨来了。

父母赶紧请人帮忙，把挂银幕的杆子取出来，重新把那两根杆子埋到了村里的大会堂去了。爹让我把自家的大方桌搬到大会堂去。我放好了大方桌，那桌子是放电影机的。然后我又在大方桌角上插上一根长长的竹竿，再用绳子绑牢竹竿子——————那竹竿是用来挂电灯泡的。

那大会堂可大了，可以坐下一千多人人。哦，你不知道吧，我们村可是全县有名的村子。在1979年就有自来水塔呢，村里家家户户也都有了像模像样的自来水用了。不信的话，你看看大会堂后面那高高的水塔就知道了。

大会堂是平时社员们开大会的地方。自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这大会场派上的用场慢慢少了，因为社员都变成了村民，队里的干部也和社员们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搞大集体那时候的优越感了。这个大会场慢慢变成了各个社员存放稻谷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阳历八月的尽头，各家各户的粮食该卖的卖了，该交的交了，所以，这大会场就显得分外空旷，正好拿来放电影。

到了晚上，雨又停了，电影开映的时候，大家端着板凳，拿着椅子，三三两两地来到大会堂看电影。其实大家都喜欢在大会堂看电影，不喜欢在露天看电影。之所以开始放到空旷的晒场埋电影杆子，纯粹是原先村里的老队长倚老卖老地发号施令，说晒场上比大会堂容纳的人更多，假使有更多的外村人来看电影，也好容纳得下。其实，大会堂已经够大了，即使来上五个、六个村子的人，照样可以容纳得下，只是或坐或站而已。村里的老队长为什么喜欢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呢。据我爹妈说：这不是刚刚实行责任制吗？那个喜欢指使别人的老队长要是再不使用一点权利，他慢慢也就失去了指挥别人的机会了。他这纯粹就是最后过一过权利的瘾。爹妈又都是老实巴交的人，老队长怎么说，就怎么做呗。

终于可以在大会堂看电影了，村民们都十分高兴，四五个村的人都来到我们村的 大会堂，一千多人，满满当当，虽然座无虚席，可是，也并不显得拥挤。 村民们都说我家运气好，说要不是这场雨，还不能来到大会堂看电影，即使晚一天下雨，也不能两天都在大会堂看电影。

头一天的电影开始了，大家一如既往地等着大队书记来讲话。放电影以前，我们这里的十里八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到电影开映的时候，不是大队书记讲话就是队长讲话。每到这个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干部来讲话。其实，那几年，无非是传达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恢复高考的消息，对越自卫反击的消息，生产责任制的消息。高考考取的人家，如果是分数高的，一般都由干部传达高考的分数。

从村里到村里的大会堂，还有一小段路程。这路上，要经过一段社员们的自留地。那里种着各家各户的蔬菜，菜地里，不断传来青蛙的叫声。蛙声此起彼伏。菜地里，西瓜、茄子、香瓜、黄瓜涨势正旺。不过，随着责任制的实行，大家的菜地都经营得不错，再也用不着到别人的菜地偷瓜果吃。

这一次放电影，大家都等着干部来说话。突然，放映员说话了。放映员是个很漂亮、下放的大龄青年，他二十七岁，已经放了十年的电影，大家都喊他海波。据说海波因为追求一个心爱的姑娘，连城也不回了。那个姑娘终于被他诚恳的心感动，据说，最近打算嫁给他了。海波那鸭嗓子一样的声音说：“社员同志们，责任制已经两年了，大队干部说，今后，大家都是真正的主人了，再也不搞什么干部讲话了。要是开会，也用不着在放电影的时候。“这时候，观众们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突突突”发电机响了，灯泡亮了，人群顿时一阵欢呼。 海波也许是晚上喝多了酒，一糊涂，竟然把电影名字报错了，他说：“今天放映的是《洪湖赤卫队》和《五女拜寿》。”看，海波把第二天的电影当成了当天的电影。大家一听这电影的名字，都觉得索然无味，因为这两个片子这两年大家已经看得够多的了。可是，等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这才发现，电影并不是海波报出的那些电影，而是非常好看新电影。也难怪，那两个片子都是大家很少看过的，一个是《少林寺》，一个是《神秘的大佛》，都是武打片，而且都拍摄得十分精彩。虽然这片子在城里放过不少，可是，到农村来还是很少的。大家高兴地看着精彩的电影。穿梭在观众里买冰棍的、卖香瓜、卖葵花籽的女人来回走动，不断地叫喊着：“冰棍，卖冰棍了，五分钱一根。”“香瓜了，又甜又脆的香瓜了。”大家纷纷围过来，买了冰棍、香瓜、葵花籽又继续看电影。这卖冰棍的，其实，大家都认识，她就是前几年那个歪带草帽挎着小篮子的批斗典型——————强项婆十月菊。那些年，她做小买卖常常被带着胳膊箍的工商人员抓住，杆秤也常常被没收。后来，十月菊一看见胳膊上带着箍的人就犯怵，以至于坐下了病了。自从1979年以来，十月菊做小买卖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十月菊一边卖冰棍，一边也自顾自地吃着冰棍。好家伙，这十月菊的胃真不错，一口气竟然能吃下三根冰棍。人家问她，你这赚的还不够你吃的呢。十月菊自豪地说：“辛苦赚，快乐花呗。”十月菊遇上卖香瓜的，大家都以为她们会吵起来——————这是她们以前常有的一幕。可是，强项婆十月菊遇上卖香瓜的，不但没有耍出她惯有的泼辣，而且拿出两支冰棍送给那个卖香瓜的。之所以称十月菊是强项婆，那是有根据的。在东汉的时候，有个叫董宣的县令因为办事不看皇帝的面子，触犯了皇帝。皇帝让他俯首谢罪，他拒不低头。这个十月菊也是一样。有一次，工商人员不但没收了她的杆秤，而且让她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可是，她就是不肯低头。几个人把她的头摁下去，她那倔强的头又一次高高地昂起，所以，人们都喊她强项婆。真的是世道变了，以前，这几个做小生意的人一见面就像是乌眼鸡似的，个个都怒目相向。

第二天的电影真的有些乏味。但是，大家都喜欢在大会堂看电影，所以，来的人其实仍然很多。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放到一半，突然片子断了，我们一家都担心又有人吹口哨、喊嘘声，可是，一个也没有，大家看电影的秩序很好。我猛然想起了六个字“苦心人，天不负。”我看着良好的秩序，我想：这不是“善良人，天不负”吗？我的父母善良得在村里都出了名。

这两天的电影，我都是头天晚上很兴奋，第二天早上很疲劳。为什么呢？我第二天早上必须起早到大会堂去打扫卫生。那么多人看电影，扔下的香瓜皮、冰棍纸、葵花籽壳，满地都是，我起码得打扫半个多小时。

那时候的电影，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