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在微信上提醒我，今年10月28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是父亲诞辰90周年纪念日。其实父亲诞辰是农历十月三十日，因今年十月没有三十日，只有把二十九日当纪念日，就像有的年份没有腊月三十日，就把腊月二十九当除夕一样。

我想又不是什么显赫人物，老家也没有纪念先人诞辰的风俗习惯。到时能有人拿点祭品到父亲坟上祭祀一下就行。没人祭祀，只要心中有就行，没必要特别的纪念。

不过今年国庆节前，到铁山看望我40前小学时的马老师。马老师给我讲了一件事，不禁让我感受到父亲对我们无声的爱。

马老师在大队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父亲在大队部做火夫。马老师说有一年我父亲对他说：“马老师，**这书恐怕读不成了”。马老师问：“怎么了”?父亲说没钱读了。马老师说：“**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将来一定有出息，你一定要让他读书，没钱我借给您”。于是马老师借钱给我父亲，这样我才接着上了学。

马老师只代了我半年课，也就是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初中就去了另一所学校。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不过马老师在大队小学代课没两年，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马老师便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就没有再代课了。因此马老师认为我是他代过的学生中最聪明、最有出息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老师借钱给我父亲让我上学这事我从来没听我父亲说过，不过这也符合父亲的性格：只做不说，默默奉献，不求回报。1977年暑假后上初中二年级时我确实是晚了几天上学，莫非是因为这个原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走进教室时，有同学喊，老班长终于来了。当时也有从另一所学校并过来还不认识我的同学，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等了几天的老班长原来是如此这般人也。

后来我读高二下学期的报名费，又是父亲找学校的老师借的。这次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报名费不知是19.5元还是29.5元，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家里又拿不出来。不过这次再没有说不给我读了。因为高考已经恢复两年了，而且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已经看到了跳出农门的希望。于是父亲主动找到学校一位曾经下乡支农在我村蹬点工作过的老师，帮我垫付了高中下学期的报名费。这样我才得以读完高中，顺利地参加高考，跳出了农门。父亲后来再也没有说过借钱这事，但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这位下乡支农的老师姓冯，女的，当年应该算是大龄女青年，很文静的样子，就住在我邻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轮到我家吃过饭。高中时虽然没代过我的课，却对我很关心。当年高考前夕，我情绪有点波动，不知道怎么被冯老师知道了，冯老师反映给班主任，班主任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冯老师，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以后回老家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冯老师。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有过帮助的人一定不能忘记。

我参加工作后，妹妹上学的费用基本都是由我负担。不过有一学期，可能是1990年，单位没有接到项目，我待岗在家，且有一个1岁多的儿子嗷嗷待哺，经济上很拮据。妹妹上学前我只给了50元给父亲，父亲接过钱，只轻轻说了声：“还不够”。说完轻轻转身走开了，很无助的样子。后来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借到那不够的钱的，也一直没听父亲说过。好在当年妹妹就毕业参加了工作，先是分配到县里远镇的一间仪表厂。幸好我待岗在家，有时间托人找关系调整到了县城的一间酒厂，也就是现在红遍全中国的中国劲酒厂前身。

父亲一生好点小酒。我记得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父亲曾与人合伙在家中用谷子酿过酒。后来妹妹的酒厂发展越来越好，每年都有员工福利酒拿回家。可惜妹妹工作后没几年，父亲就驾鹤西去了。

父亲为我们上学借的这些钱是怎么还的，父亲也从来没给我们说过。

我从小记得父亲好像什么都会做。在农闲时，总是带着胶水和自制的锉刀，走村串巷给人修补套鞋、雨伞;或是用猪棕毛做毛刷子;或是用高粱穗杆扎扫把;或是用黄荆条或废铁丝编篓框或铁线蓝子，后来就是用那种扁宽的包装带编提蓝、菜蓝。父亲1999年去逝时就有还没编完的蓝子，还给我们留下一份卖给村里人蓝子的未收帐单，好像有20多元。有一年回家，在武昌火车站出站口我妻子的肩包背带被小偷剪断了，一回到家父亲就默不作声地修好接上了。

父亲为我们上学借的这些钱，估计都是靠父亲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勤劳灵巧的双手修补、编织的物品换来几分几角几元钱，慢慢积攒起来还给老师的。我们却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六人，让我们读书上学怎么不容易、怎么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