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是一个革命”，但《让子弹飞》却不是一部向辛亥革命百年献礼的影片。或许正因如此，寂寞高手姜文不可思议地凑一场贺岁档的热闹，比捱到2011年凑一场更宏大、壮观、普天同庆的政治贺岁档，更接近我们对姜文的“常识”。

历史这东西充满了马克思说过但不总被提起的“偶然性”，革命的历史尤其如此。无论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作为革命的开始，还是革命过程中爆出一段始乱终弃的故事，亦或是革命结束后谁要替谁娶谁，对于革命的演进、电影情节的推动，都没有本质上的意义。这就是姜文的电影叙事，一种类似于后现代审美的狂欢碎片的拼接、缠绕，折射出一种复杂的革命观，一种并不纯粹的历史观。

张麻子说，“麻匪遇到土豪，这事本身不复杂。”复杂就复杂在了革命的伟大、高尚，哪一帮、哪一派都要占有它的道德优越性和舆论制高点。因此，置对手于死地还算不上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置对手于不义，这样才拥有了革命对反革命的道德话语权，就像张麻子和黄四郎的斗法过程中，擦枪走火只是革命的身体层次，抹黑对手才是革命的道德境界，尤其影片临近结束时张、黄争取鹅城民众的荒诞场面，几乎是对我们过往神话般的历史判断的戏谑：“历史的主体”可以是人群，也可以是鹅群。

把麻匪、土豪、骗子，解读为革命者，并非有意对流血牺牲的先贤的不敬，而是在严肃地探讨革命者的素质——麻匪的意志、土豪的决绝和骗子的智慧。革命这东西不是揣着理想和刀子，就能一蹴而就的浪漫故事，革命者与革命者、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革命者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