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盖棺论定和谥号”
陈宣章
史学研究中的说法：“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等等，还有专门词语：“盖棺论定”，指人死后装殓入棺，盖上棺材盖，才能下结论。因为活人会有很多变数，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
《可斋续稿后·挽史鲁公》：“盖棺公论定，不泯是。”《明史·刘大夏传》：“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唐·白居易诗《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韩愈遭贬时有一首《同冠峡》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但是，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说得好：“古称盖棺论定，观於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
“定论”、“结论”往往是暂时的、局限的。事情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影响历史评价的因素也会无穷无尽。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常常会有所改变。有了新材料、新发现，就要重新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常常会改变定论、结论。
古语：“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很明智，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历代皇帝总想为自己树碑立传下定论，结果常常相反。历史上，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评头论足。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任何一代人下“定论”企图剥夺后人评说，都是徒劳的。哪怕是刻在碑上，后人也有“颠覆”的可能。
有些人被以往的“定论”、“结论”束缚思想，一切以此为准：千方百计地搜集材料，为这些结论、定论作证，甚至阉割、歪曲历史事实迎合这些结论、定论。这是十分荒谬的。这种“盖棺论定”的迷信思维模式在人物研究中表现尤甚。把“定论”、“结论”作为僵死的教条，必然不允许深化、发展地研究人物，必然不允许别人提出新的看法。
国人讲究“传统”。然而，传统思想是孔孟之道，不是马列主义。孔孟之道与马列主义完全不同。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人特别迷信教科书（即“教科书情结”），许多“定论”、“结论”往往是受教科书的影响。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非、功、过本身是史实，并不是由“金口玉言”论定。例如：陈独秀的是、非、功、过，不能由政治决议代替史学研究，不能用政治文件取代史实。历史人物，哪怕最后做了坏事，也不能抹杀曾经的功勋。这就因为是“历史”。
古代常常由御用文人修史。所谓的正史，对本朝往往歌功颂德，文过饰非，对前朝常常歪曲丑化，一笔抹杀。而本朝的轶闻遗事则由朝外民间流传，以致无从考证，成为“野史”。
“盖棺论定”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有害无益。邓公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同样，研究者的结论也不能代替读者思考，读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与判断。
歇后语：小孩看电影——好人、坏人。“盖棺论定”思维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也总要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且一切过错都归咎于反面人物，一切功劳都归因于正面人物；天真地认为，如果没有反面人物，历史将顺利发展。对于历史上的人物，还常常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评价，并且形而上学地“贴标签”。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
人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历史客体整体过程的认识，只能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认识局部和现象，逐步认识其整体和本质。首先要知道史实的真面目，当然，必然有一部分历史现象暂时不被认识，要到一定条件下获得修正、补充和发展、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
《资治通鉴》里的王莽、杨广就是这样：在没有登上最高权力顶峰时，都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得到士大夫甚至老百姓的好评和拥戴。王莽羽翼渐丰后，就扶植亲信，排除异己，用铁的手腕毒死平帝，篡夺汉朝天下；“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沉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此声名籍甚，冠于诸王。”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广逐渐掌握大权，在隋文帝年老病中就调戏隋文帝爱妃，切断宫中与外界联系，并害死了隋文帝。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变化过程。
古代帝王除了姓名、年号之外，常常有庙号、尊号和谥号，而且见于史书。这是帝王及后代为了避讳，也为了定历史“结论”。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一般开国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也有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清·福临（顺治）称世祖，其子玄烨（康熙）称圣祖。隋以前，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才有庙号，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有庙号。庙号叫高祖或太祖的，一般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时，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被后世嘲笑，也造成庙号称“祖”的泛滥。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唐以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王绾、李斯）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之语。但真正上尊号始于唐代。开始时，尊号字数较少，如：唐高祖李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后来就加长，如：乾隆皇帝尊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前面加上庙号“高宗”达25字）。为皇帝上尊号需要举行相关的仪式和庆典。
宋·范祖禹《唐鉴》：“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唐玄宗生前先后六次加尊号：713年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742年两次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748年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749年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753年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皇帝逊位为太上皇，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例如：758年唐肃宗上唐玄宗“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尊号。
元朝皇帝一生仅一个尊号，最后三个字都是“孝皇帝”，例如：元世祖尊号“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明清皇帝嫌恶前朝有尊号的皇帝荒政失德，生前拒绝为自己上尊号。尊号实为谥号。明·嘉靖帝曾自称“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和“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宝境万寿帝君”，均非尊号，大概是迷信道教的道号。
明清皇帝为皇太后上尊号叫“徽号”，始于明英宗复辟后为宣宗孙太后上“圣烈慈寿皇太后”。清朝则始于康熙为孝庄文皇后上“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此后每代皇帝均为在世的生母和嫡母上尊号。清·同治帝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每逢庆典徽号累加，最后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而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
谥号指王、公、卿、大夫（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按传统说法，谥号始于西周，比庙号早八百年。一般说，凡称某某祖、某某宗的就是庙号，凡称某某帝的便是谥号。谥号有“盖棺论定”的意思。谥号与尊号不同，又纠缠一处，难以区别。尊号乃帝后禁脔，谥号非帝后独享；帝后在世为尊号，崩后所加为谥号（常把尊号带入）。
古代文献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一般来说，隋以前皇帝多称谥号；唐至元朝皇帝多称庙号；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他被瓦剌俘虏，代宗即位，后被放回成了太上皇；代宗病重，他发动政变重新做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某些特定场合称其全部名号（庙号、尊号、谥号合称，应注意区分）。有时候，未做皇帝的，死后追尊为皇帝，如曹操、司马懿父子。还有多尔衮，死后被福临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但不到一个月，福临囚禁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等人，然后宣布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成宗义皇帝的称呼当然也废了。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古籍中，对一些王侯将相知名人也常称其谥号，如：岳飞作岳武穆、海瑞作海忠介等。夏商时没有谥号，直呼其名，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谥号制度形成于西周。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史记·殷不纪》：“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商纣王姓子名辛，帝辛并非谥号，而“纣”是后人给他的“恶谥”。周天子有谥号，诸侯并不全部赐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除了诸侯，卿大夫、贵夫人也有谥号，还出现私谥。
先秦时谥号常一个字，如：秦穆公、晋文公；也有两三个字，如：魏安簧王、赵孝成王、卫睿圣武公。秦朝废谥号（亦无庙号），秦始皇认为：谥是以子（嗣皇帝）议父（先帝）、以臣议君；下议上就是不敬。汉初恢复谥法，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先帝下葬前由礼官议谥，嗣皇帝定谥，而且涉及大臣、亲贵、士大夫，如：萧何谥“文终侯”。汉标榜“以孝治天下”，从惠帝起，谥号都有“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但史家略去“孝”或“帝”字，称“孝惠”、“惠帝”。
《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是种讳称，谥法又叫易名礼或更名典，是古代礼制的一部分，带有强烈的封建等级色彩。《礼记·郊特牲》说：“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谥号含褒贬，分为上谥（表扬类）、中谥（同情类）、下谥（批评类）。最高褒扬是文、武，还有成、桓、昭、穆、景、明、睿、康、钦、定、德、献、昭、烈、庄、宣、懿等等；惠帝都平庸；质、冲、少往往幼年即位而早死；冲、殇、愍、哀、悼、思等表示同情兼有不同程度贬意。厉、灵、炀、幽、畅等贬字不多；末、献、顺等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孙权是特例，谥号“大帝”，绝无仅有。《白虎通义·谥》：“人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也。”“谥者别尊卑，彰有德也。”
汉献帝死后曹魏给他加谥号，他做皇帝时没有这个叫法。三国的文艺片里，在他做皇帝时就叫他献帝，那是胡说八道。难道献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会把皇位献出来？
古代临葬定谥，关系到死者一生评价。盖棺论定，褒贬悬殊，用什么字不用什么字，成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楚太子弒父，谥父为灵，岂料其父尚未瞑目，急巴巴地睁着眼睛似有所语，太子即改谥为成（史称楚成王），这时才瞑目（因为成字比灵字要好得多）。这是“未死而谥”的特例。另外，卫灵公因变乱逃亡在外，北宫喜与析朱鉏平乱，帮他归国。卫灵公竟赐谥北宫喜为贞子、析朱鉏为成子（子是爵位）。此为“生而得谥”。
唐宋谥法发展，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同时也作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唐高祖李渊谥号破皇帝一、两字旧例，用“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武则天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
历朝对赐谥对象资要求格很高，帝王后妃外（主要是文武大臣）赐谥者需功勋卓著，或品节昭彰，或其行为有重大影响。唐代至清末规定三品以上才能请谥。立谥成了贵贱尊卑标志之一。立谥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但后来赐谥范围日益扩大，节妇烈女、孝子烈士、方术之士、皇帝乳母、功臣父祖纷纷被赐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称帝，追尊其始祖力微以下共十四帝，又从始祖以上追尊极远之祖，又共十四帝。历史上谥不符实者大有人在。唐·李虞仲说：“如今近者二三年，远者数十年方请谥，人死既久，只好采诸传闻，难以考信，至于那些诔状之文，亦多浮词。”定谥权掌握在皇帝手里，个人好恶影响，更难做到名实相副。例如：秦桧死后，宋高宗赐谥忠献（危身奉上、智质有圣）。宋宁宗时追夺原谥论，改谥缪丑（名实相悖、怙威肆行）。这叫“美谥追夺”。
唐宋对亲贵、大臣死后赐谥有议驳制度，即由太常博士议上，若名实不相符，给事中可以驳奏再议。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朝廷赐谥大臣也可有褒有贬。例如：唐·萧瑀谥号贞褊，贞表示端直，褊表示多猜疑。
明清则由礼部奏请拟谥，皇帝核定，礼部有时会多拟几个以备皇帝选择。故谥号仅赞美程度轻重之别而已。唐朝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等谥“文贞”。北宋李昉、王旦谥“文贞”，宋仁宗叫赵祯，为避讳，文贞改为“文正”。大臣之谥极于“文正”始于司马光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宋·夏竦死，太常博士拟为文正，司马光反对而改为文庄。宋朝谥“文正”者：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蔡沈、黄中庸、郑居中等；苏轼死后70年（南宋乾通6年）追赠太师，谥文正，是隔代追谥。金朝谥“文正”者：虞仲文、张行简。元朝谥“文正”者：耶律楚材、耶律有尚、窦默、许衡、吴澄、刘秉忠、廉希宪、王寿等。明朝谥“文正”者：李东阳、谢迁、孙承宗、刘理顺、倪元璐、方孝孺（方孝孺因拒燕王草即帝位诏之命而被杀，诛十族。这是史上第一个诛十族者。福王时追谥文正）。清朝谥“文正”八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台湾郑氏朝廷谥“文正”者：陈永华。李东阳死前，杨一清来探视，告诉他，死后给予谥“文正”。李东阳竟然在床上向他磕头。有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历代失政、失国的帝王是否都是恶谥呢？未必。例如：弒父的楚穆公、东汉的桓帝。若失国者由新朝定谥，较容易得到恶谥。但是，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明·崇祯帝谥号“庄烈帝”（后朝上谥前朝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重文抑武，宋臣谥号以“文”为荣，谥“文”者140多人，谥“武”者仅20人。明清谥法基本固定：明·皇帝谥号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明成祖谥“后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清·皇帝谥号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例如：康熙帝的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清代大臣谥号，只有曾入翰林或授大学士才可谥“文”字。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明清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
历朝历代对孔子一次次谥号，绝无仅有。最后清世祖谥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孔墓碑书为元成宗谥“大成至圣文宣王”。
“私谥”始于周末，汉代盛行，不是由朝廷赐予，而由亲戚、门人、故吏为著名文士学者所立谥号，如：东晋陶渊明的私谥靖节征士；北宋林逋的私谥和靖先生。
民国后无谥号，但是有尊称，如：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此首称最早始于1924年7月20日国民党广州青年党员大会；最早在报刊上称孙中山为“国父”者是卢绍稷：“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斗；孙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之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为国父。”（《东西两国父》）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说了一番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大概也是“盖棺犹难论定”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