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故乡作家潘年英的一本《塑料》，自选文集，分散文和小说两部分。在封底，有一段介绍文字（估计是作者的自我评估）：

“这是一本用文字反抗世俗黑暗的书。喧嚣时代难得一见的大气凝重之作。一种真正来自民间大地的声音。一种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写作……”

书的文字质朴，让人有思索之处。但这几句话，我以为并不真实，尤其是作者自以为是的“一种彻头彻尾的体制外写作”。作为一名自觉的人类学学者和勤勉焦灼的作家，潘年英所犯下的这个错误，也并不让人分外的吃惊，无非也再次重复地印证了中国特色的政治那无处不在的黑色遮蔽以及无坚不摧的强暴。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体制是个有限概念，可以具象化为政府，甚至能分解成一个个有编制的单位。寄身在这样的编制中，工资与档案是个体生存的马达与传送带。也就是说，在单位内就是在体制内，出了单位就以为逃脱了体制，立马会恢复自由身。

真的是这样吗？

不准说话是众所周知的不自由。而更大的不自由，仍是不准沉默——逼你言不由衷地说谎。奥威尔说：“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能随意杀死或折磨一个人，但是，意识形态却能把整个阶级或种族当作抽象之物来叛决。”体制的机器是权力，而权力的编码则是意识形态。需要警醒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权力一厢情愿的单方作为，它需要权力对象的迎合与拥抱，才会惺惺相惜。换成形象，就是暴君和群众是最默契的搭档，专制最可怕的后果，竟然就是——造就了与它的理念一致的反对者。一个施虐，一个受虐，却一样的快意恩仇。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尔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说：“暴君统治下的群众只有两种，一种是狗，一种是牛。狗跟狗合不到一块，碰着就咬，可是对主人俯首帖耳。牛合群，但照样反抗不了主人，主人叫干什么，再不情愿，也只得去干。”作为任何的个体，力量总是有限，而一旦进入群体之中，他的个性湮没，立刻情绪化和低智商，而包藏祸心的政客党棍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群体的心理特征，产生魔法般的心性控制。

体制确保了权力的再生产，循环利用，永不止歇。而人性就在体制的磨合之中消耗元气。在这个意义上，体制之内，工作是一种受辱，职业成了帮凶，因为要生存就不得不放弃个体的尊严，于是，灵魂就被贱卖了，人，沦落为权力指令的接收器，血肉之躯被改造成元件程序。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没有空白之地。”

新民谣说：“全国都解放了，你跑得到哪里去？”

这毛骨悚然的判词，对所有的人都作了宣判。如同空气一般，意识形态弥漫社会，填充着每一条生存的缝隙，人，只要还在呼吸，就会不得不中毒。对一个渴望氧气的人而言，活着必定痛苦不堪。所以，体制才是自由人士真正的敌人。也所以，即使你不在单位，不在编制的行伍之中，不领工资，不入组织，保持沉默不唱指定的赞美诗，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乞丐，你也不能说你成功地脱离了体制，除非你想自欺于人。

面对坚固的体制城堡，质疑与拒绝是最有效的抵抗。从这里出发，一切优秀的文本都是对体制的猛烈开火。杰出的文本，都“反体制反潮流”。

潘年英的小说代表作《塑料》，是个值得审视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性”，是人类最古老最有效的武器。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性的隐喻。在《塑料》这篇小说中，赵教授的痛苦不是别的，竟然是性，性承载了他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交媾，也是时代与人性的通奸，更应是体制对个体的强暴。没有足够的性自由，人是无从寄托的，非常容易变成奴隶与畜牲。写恶是为了映善，写黑暗是为了曝光，写绝望该是憧憬希望，写幻灭是为了“应作如是观”。可惜，潘年英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把赵教授的性问题上升为抽象的隐喻，功亏一篑。在我的小说《被施洗的河》之中，也是一个“性”的隐喻。那条纯洁的河流，与其讲是被唐蜜这个妓女（一个纯洁的女人）污染的，不如更当视为是体制的毒素所注射的，她的施洗，正是用孤注一掷的绝望来反抗恶，而那个记者张成成，则是一个不甘沉沦的挣扎者。

没有乌托邦的烛照，文本只会沉沦为欲望的书写。

这样推论，还有谁敢表白自己是站在体制之外呢。

2008、6、8于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