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从先秦文学到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再到明清文章；古代诗词，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古代历史，从《史记》到《资治通鉴》等等；再加上古代科技，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论著，那真是汗牛充栋，枚不胜数。这一切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无不是古代文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在唐诗里，杜甫“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李白“安能使我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文人风骨；李商隐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进退维谷“徒劳恨费声”的无奈和无助，跃然纸上，穿透纸背。在宋词里，至今仍流露着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哀怨婉约的眼神；闪耀着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刀光剑影；回荡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嘱托。

孔老夫子一句“学而优则仕”，两千年来，一直或成就或贻误着古代文人，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没有专门的作家司职的机构，没有作协和文化部，文人们如同散兵游勇一般流落在民间，他们人生的终极或者说最高目的就是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一般的说，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是排斥的而非融合的，政治主要是立场和原则问题，而文化更多的是情感和思想问题。文人的天性大多是自由的率性的，一旦踏上仕途，和政治联姻，他们要么改变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侍从文人，虽然表面上飞黄腾达了却已江郎才尽，如唐代的沈诠期和现代的郭沫若；要么改变社会高举“达则兼济天下”大旗，坚持自我天性和文人风骨，屡屡进谏终因不谙官场游戏规则而见颜犯怒，其结果或左迁或罢黜，没有杀身之祸就算万幸，司马迁为李陵游说而遭宫刑是也，韩愈谏佛骨入宫被贬潮州是也。

我们商洛籍的著名作家兼世界名人贾平凹先生在一次讲学中说：“文学是不幸者的事业”，诚哉斯言。正因为司马迁的不幸，才成就了《史记》；刘勰一生未娶未仕独居破庙写就了《文心雕龙》；韩愈，苏轼等屡遭贬黜而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我不是在称道文人的不幸，而是因为不幸成就了这些伟大的文人，因为不幸者都是寂寞的，还因为“陶思文均，贵在虚静”。

屈原的后继者还将永沉汨罗，李白的粉丝们仍在醉卧长安，柳永的追星族还将痴心红楼。与文化为伍的人与常人不同，他们自古以来就生存在两个世界里：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对于文人们来说，这两个世界完全融合而又格格不入，这就决定了文人生存的难度，同时也决定了文人的命运，所以一些文人成了官场红人文坛小人，一些文人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叩拜和祭奠这些文人以及文化。历史这扇门太沉重了，历史的走廊也太黯淡太悠长了，但是，文人们耗尽生命推开了这扇厚重的大门，一步步走过了这遥远而又黑暗的历程。一幅幅远古的壮景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个个谜底裸露在文字里，这样，历史这尾金鱼在我们的眼里变得伸手可及，历史这条河流在我们眼里变得清澈见底，透过文化这扇窗户我们的眼眸走向古代，是文人帮助历史恢复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