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不仅是流放的灵魂，还有精神的枯竭；落寞的不仅是黑夜的眼睛，还有黎明的泪滴。

为文化殉节，为文化的没落献出生命，这是王国维先生慷慨奔赴的无望的文化困境。其情可悲，其文人的气节令人肃然起敬。究其原因，这与其说是王国维先生的悲剧，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文人的灵魂被绞杀的悲剧。1927年，略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时值国民党独裁专政、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文人此时亦是风声鹤唳，政治的黑暗和血腥，前途无望的愁云，文人孱弱血性的贲张——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突破不了历史的烟云。余英时老师认为，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标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传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换，这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余英时老师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文化自身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边缘化。”

而今步入21世纪，同样伴随着高亢的理想主义的幻灭，中国文人、中国文化不能说是没落，只是由理想主义走向了现实，就像湖南卫视红极一时的栏目“让理想照进现实”，只是中国文人的理想在哪里？知识分子的理想在哪里？甚嚣尘上的娱乐快餐，网络文化的便捷消遣，文化早已丧失它的深沉。或许大众不需要独立思想，也需要批判精神，他们更需心灵的鸡汤，娱乐的、便捷的、容易消化的心灵鸡汤，用不着营养，用不着智慧和哲理，用不着醇厚清香，只要能入口就行，只要能抚慰空虚，填补文化缺失的郁郁寡欢。因此我不由得感叹：今日之中国文化气势恢宏，万千气象，岂止是“百家争鸣”？简直是千军万马“踏破铁鞋入梦来”。如若不信，打开一些大型网站，言情的、玄幻的、穿越的占据了半壁江山，不对，大有一统文艺河山之势。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不管你写作功底，只要你够贱，够媚俗，够不遗余力、移花接木，够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英雄”不问出处，你也可做个“文化人”！我既不是愤世嫉俗，看着草根成就文化人就眼红；也不妒贤嫉能，总指摘旁人的浅薄，因为我就是一草根，我就是一浅薄之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是不容置疑，但是今日文化之沉渣泛起，乌烟瘴气，岂是用娱乐文化可一言蔽之？“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真正的文化正道，路在何方？只怕是长此以往，“误入藕花深处”，从而“沉醉不知归路”！

做个真正的文化人，总该有真正文化人的一些精神吧！

王国维先生认为，“深湛幽渺之思，迂远繁琐之讥”，追求纯粹之文化精神，这在当下这确实需要勇气，还需要一份定力。 外界“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觥筹交错，夜夜笙歌，丰腴的物质带来了享乐的诱惑，文化人还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还能在闹市的街头“穷物极理 格物致知”吗？虽说现代社会“犬儒”盛行而大行其道，轻浮轻佻之文风吃香喝辣，但文化人起码的气节和文化人天生的精神脊梁，不应在功利、浮躁的现代社会中消失殆尽。文人不用做“苦行僧”，也可歌舞升平，也可觥筹交错，不用“卫道士”的伪善包装，不用满腹经纶，不用为文化殉节，但是我认为有三种意识和思想应是我们称之为“文化人”的底线：忧患意识、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

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所以忧患意识中国文人从来不缺。因为灾难与忧患就像孪生姐妹，要想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忧患是必备的生存素质。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伏”的辩证忧患意识，让我们明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福与祸，生与死，其活得超然，死得安宁。孟子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要潜藏着祸患的危机，我们要想安身立命，时时在心底要有忧患的种子萌生，即使灾祸降临也能从容应对。范仲淹更是将文人的忧患意识上升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拷问我们时下大众的生存状态，忧患意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渐渐迷离在自我陶醉的“大国崛起”。忧患意识不是患得患失，不是文人的多愁善感，更不是纠结于个人蝇营苟利，他是一个民族情结，是一种文化沉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之乐而乐。”优什么？乐什么？为什么而忧？为什么而乐？范仲淹式的文人忧患意识已融入天下苍生，民族命运和历史兴衰的洪流。因此忧患意识是文化人身上抹不掉的烙印，如果丢失了忧患，就丢失了文化传承的内涵。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做个文化人，没有独立思想能行吗？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没有自己的见解和属于自己的思想，无异于行尸走肉耳！莫说做文化人，就是一普通老百姓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尤其是处在文化纷呈，思想跌宕冲撞，亟需仰视我们精神星空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 《双城记》里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不能拒绝社会的融入，否则我们真成了社会的边缘人。融入今日之社会，独立思想比智识更重要。华南师大教授刘良华博士曾有一句名言:“一个有着强大偏见的人, 才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这话或许有一丝偏激，但不乏真知灼见。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这是多数文化人的共识。我们要想在黑压压的精神没落的世界找到思想栖息的寓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打开的一扇窗，关上便是心灵桎梏的黑屋。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批判，不是一时激愤，更不能作文化人宣泄情绪不满的借口。我认为批判它是建立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存共荣的基础上的。批判是为了进步，追求真理，拯救沉沦和堕落。孔子说，“吾每日三省吾身。”孔圣人还需“省”吗？“省”什么？人，包括圣人也是有缺陷的，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圣人正是通过“内省”，发现并批判自己的弱点，继而能正视能矫正，成就“圣人”的一世美谈。一代伟人毛泽东言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更是开启了批判的大门。批评和自我批评，沿袭至今成了党国信奉的箴言。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把批判的精神内核演化成了对真理的追求。文化人，没有批判只求苟同，或是批判就是翦除异己，实际是背离了批判的实质，求同存异的实质。

自命清高和超凡脱俗从来就是中国文化人的无冕皇冠，这是其被边缘化的劣根性。但如今却走向另一极端，文化搭台，娱乐唱戏；文人自甘堕落，不学无术推波助澜。没有愤懑，因为中国文化人的优雅；没有肤浅妄语的眼泪，因为文化人对文化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