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沉淀着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苦难和欢乐﹑幻灭和梦想﹑挫折和成功，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层面中永恒的尊严和美丽，体现着这个民族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的执着信念和高尚情怀。
中国古代文人的灵魂又是寂寞的孤独的，他们所阐述的人生和社会哲理，体现他们的爱憎标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那么探究他们生存的智慧和意义，并从中获取在困境中生存的力量，从而探究出中华名族长城般的魂。
（1）人生之初的血性激情
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信念——学而优则仕。
先秦诸子百家，只以法家独树一帜，为时所用，唐诗数李杜，宋词看苏辛，皆以文留名。只可叹:他们是时代的弃儿，历史的宠儿。
不管历史的烟云穿越多少阴鸷的时空，血性的文人们终究提笔道义，只因造化弄人，一腔热忱错嫁于诗歌历史的新郎:
“欲度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行路难》）象征含蓄地表达希冀出为世用的急切心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臣相》）引用古贤仕人以自慰，希望得到皇帝重用；“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痛饮美酒，胆气豪装。好一个鬓发如霜，又有何妨！词人暮年仍雄心未减，借典许志，渴望报效国家，为国立功之心切；“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密州出猎》），欲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爱国之志可谓卒章显志。
……
历史终究湮没于这多少的雄心壮志。他们的诗歌折射出一代代名流的愿望:出为世用。
（2）殊途同归诗歌路
中国古文人大多仕途坎坷后的一条路——走上诗歌的曲径通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尽在不言中。“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李白《行路难》）语句虽小，却写出诗人进退失据的极度苦闷心情。“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天雨屋漏，彻夜难眠，恼人的雨引出诗人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苏轼是一位充满矛盾、苦闷、而又竭力挣扎，希望在精神上解脱的大词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开大合之笔道尽千载离人情。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看剑、闻角、分炙、奏乐、点兵、杀敌等军旅生活展现在醉态、梦境、往事、理想和现实的壮志难酬的多层境界中，熔融词人满腹的悲愤和多少古今文人坎坷悲剧的命运。
纵观中国的古诗歌史，大多时代的文人最初都怀有一腔激情，欲出仕而报国，而终空其一生抱负心。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然而历史却给了他们欲哭无泪的悲喜剧。文人主观上是这样，偏偏自己的时代是那样，于是在极尽无奈中选择了古今文人惯走的一条路，一条寂寞着而诗歌着的路。他们写诗写词也仅仅是发发牢骚，谁承想，这一发发千古，在纸和笔中宣泄着心中的忧愤不平而已，谁想到后世之人贯以“名人雅号”。几千年前老杜是把世态看个通透“名岂文章著”“我的名声哪里是因为文章而显赫呢？” 杜老这一自嘲反把所谓千古文人的寂愤和无奈暴露无遗。是的，他们从未想过什么以写诗词而出名，他们想的仅是两个字“报国”四个字“为世所用”。历史从未给过他们一个真正的机会，他们的出名也仅仅在表象上被人牵强附会，他们的思想实质上是旷古久远的历史伤痕，是历久弥新的不为世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李狂人总结得好“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么人生，这残缺的人生啊！还剩下什么！剩下在狂歌纵酒中麻醉着、积极着、他仍要吟长风破浪之时，挂坐帆来济世沧海。
酒，给了他生的勇气，同时却给了他一条更为寂寞的路。
中国的诗歌史太需要这些落第不仕的文人呢！中华民族的魂就是这些千古文人在极度现实的油盐酱醋中几尽潦倒之时，也要呐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3）中国古文人思想、诗歌着的根源
其源于儒道的殊途同归。
儒道两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思想，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孔孟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人伦关系以及条条框框的做人原则为文人走向圣人之路（主观是出仕报国，则在客观上是诗歌的路）铺好了砖石，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修治齐平”。老庄则剖析宇宙自然万物的深层奥义，追求人与宇宙的契合无间，人与“道”的和谐统一，为文人走向仙人之路架好了云梯，探寻的是乌托邦的“无为而治”。儒和道代表了中国文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深沉凝重，后者率性恣肆，分别造就了现实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的诗人，如杜甫李白。重道的浪漫主义和重儒的现实主义派是两条不同的路，但都同归于诗歌的路。“时代选择激情，历史选择深刻”李白为时所选（时代选择他盛唐的赞歌并非初时的理想抱负），杜甫为历史所选（其反映天下兴亡百姓的苦难史（诗））。
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深深地伸向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们是社会、时代、人类思想和感情的代表。
千古文人的伟大皆在于此。他们狂放、抑郁、希望、失望相互交织、冲突，他们的狂笑长吟中，笑出了他们“大济苍生”的抱负和他们无力笑出吟出的血泪，他们的诗歌中，理想、现实、黑暗、光明、愤慨、伤怀相互结合碰撞，他们的记实之笔道出了他们推己及人的兼济之心，压缩凝结了大众无力承载的苦难。他们是时代的歌者，是精神的创作者，是不朽的缔造者。他们的痛苦和幸福是社会和历史的痛苦和幸福。
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大同世界。尽管思想上的路并不尽相同，他们同样怀着崇高的理想，执着的追求，以自己的方式不懈地诗歌着，寂寞着，奋斗着，也在客观上繁荣着祖国的诗歌史。
他们的大同，也是孔孟与老庄的大同，是儒道的大同，是两派完全不同的人同以诗歌的方式追求真理、探究人生奥义的精神上的大同。
因而历朝历代的文人也只有选择寂寞着而诗歌着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