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
年都会来一次这里,看看隆起的小土坡,想想躺在下面的那个人。以前她常说,她是上辈子欠我的。现在,是我欠她的了。
我不喜欢她,一直不喜欢。她长得太难看。麻子脸,两条腿一只长一只短,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袖子摁鼻涕。
当然,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对我太凶。什么样的芝麻小事,她都能把我吼上一顿。她还常常打我,从床底下抽出竹条子打,别看那竹条子细细软软,落在身上跟火烙了一样。我考试考得不好,她要打;砍柴没砍满篓子,她要打;失手摔碎了东西,她也要打。
有一次她吩咐我到镇上去买花生油,我被人耍了秤,买回来的油少了一两多。她硬是逼着我回去要回来,我不肯,她劈脸就是两耳光。到后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和人撕扯起来,我的胳膊都被掐青了。回来后她却对我身上的伤视而不见,第一句话就是:油呢?
我总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走了十几里路去问外村的二伯。二伯说:“哪能呢?你二婶亲手接生的哩。”二伯又说:她起先不是这样的,以前她是村子里数得着的漂亮闺女,一双眼睛贼亮,大辫子油乌乌的,说话声音软得像棉花。可结婚两年后,你爹突然中风走了。祸不单行,半个月后她去山里挖药笋,失足从崖上摔了下去,腿断了,脸上也落得坑坑洼洼。她的脾气,大概也就是那时候变坏的吧。
我听了有点可怜她。晚上破天荒地给她打了一盆洗脚水,可她把盆子“哐啷”一摔说:一个大男人做这种小事干什么,没出息,还不滚回去写作业。我只好蔫蔫地出去了。
她唯一会给我好脸色是在我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她用手一遍遍地摸那成绩单,摸得上面像烫过的衣服,一点儿皱褶也没有,完了还要用浆糊仔细地把它贴在墙上。而且当天的晚饭,她必定会给我做一张肉饼。
我是不在乎她给不给我好脸色的,但在乎那张肉饼。我不知道爹在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反正自我有记忆起,家里的饭桌上就很少见荤。
为了那张肉饼,我念书很拼命。
但初二时,新开了化学课,什么一氧二炭三硅磷,我一听就犯晕。为了期末考试不考砸,我只好学邻桌的女生作弊,用圆珠笔在大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大片。但女生有长裙子遮着,我穿的是短裤,所以老师很容易就发现了。
我是被她像拎小鸡一样拎进家里的,她“怦”地一声把门关上,顺手抄起一把扫帚就向我扑来。当然,如果有可能,她也许更愿意变成大卡车,像碾一块糠饼子一样把我碾碎。这一回我的身体不像是被火烙,而像是被放进油锅里炸,疼到后来连知觉也没有了。但我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她说:你怎么不哭?我说:我就是不想如你的意。她气得声音都发抖了:冤家呀,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后来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后我爬起来就去了化学老师家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放学后都去化学老师家里补一小时的课。补完课我就去山上砍柴、捡废品、帮同学家糊纸盒子,换钱交补课费。她问我要不要她帮?我说:谁要你的臭钱。她居然笑了,好,有志气。
当然,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我其实还是要依赖她的。我穿的衣服鞋袜,吃的饭菜汤水,交的学费资料费、考试费,哪一样不得靠她?她拿一个红皮账本,把我的每一笔花销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说:这些都算你借我的,等将来你要记得还给我。我简直是震惊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我不屑于和她多费口舌,还就还,有什么了不起。
我更加拼命地念书,用她的话说,除非你考上大学。要是你以后像我一样种田爬地,那就得一辈子才还得起。
我可不想一辈子和她纠缠。
但事与愿违,高考前一天我突然发高烧到41℃。摇摇晃晃地撑到考场去,那些卷子上的字全都变成了黑压压的蚂蚁爬来爬去。一个月后考试成绩公布,我离录取线刚好差了一分。
她让我复读,我没有。我觉得自己的这场病有点天意的意思,既然老天爷不让我走读书这条路,我还是趁早选另外的好了。再说,我也想尽早离开她。
我决定去广州打工,求她给我500元路费钱,可她说:你除非从我尸体上爬过去。后来我到底还是去了。因为我说:不用你死,我先来。跑进灶房里拿了菜刀就往脖子上搁。她慌了,只好哭:冤家呀,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不过,她只给了我407元。她说:我算过了,到广州的车费是357元,我还多给了你50元。
我什么也没有多说就走了。她不知道,到广州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每天只敢吃一包方便面,晚上就睡在人行天桥的桥洞底下。到后来连方便面都吃不上了,就去水果市场捡别人丢的烂了一半的梨呀桃呀,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恨着她。
领到第一份工资时我只留下了100元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了她。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已还债100元。之后的三年都是如此。
第四年公司要实行股份制,每个职工都要交两万元钱入股,不然就视为自动辞职。我算了算,这三年少说也给她寄了5万元,虽然说是还给她的,但毕竟,那是我一把汗一把泪赚回来的。没想到她干脆地说:不借。她还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气得我连夜就回了广州。因为没钱集资我被迫跳了槽。新公司聘用我时填招工表,填到家庭关系一栏,我犹豫一小会,写了“无”。人事科的胖子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父母双亡。胖子用惊讶又怜悯的眼光看着我。
我是真的当她死了。我再没给她寄过一分钱、写过一封信,打过一次电话。倒是她托人给我捎过好几次东西。其中有一次捎的是肉饼,那人说:你娘说你最
爱吃这个。我听着心里一动,但也只是一动而已,就把包袱往茶几上随手一搁说:那都是以前,现在我早就不怎么吃了。
勤奋努力,我终于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又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之后我和她的关系缓和了些,过年过节都会礼节性地回去,看起来我们处得还不错,可我知道,我和她还是有隔阂的,只是以我今天的地位,不想让外人说三道四而已。她好几次提出要来城里看我,都被我借口忙拒绝了。我是有我的小算盘的:我落难时她没有帮过我,现在我好了她也别想沾光。
可她还是来了一次,就是这次我发现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耳朵变得有点聋,还咳嗽得厉害。妻子怕孩子感染,借口家里住不下带着孩子回了
娘家。偌大的复式楼就剩了我和她两个。这也是我成人后少有的和她单独相处。我有点不自然,她倒是很兴奋,不停地唠叨我小时候的事,又感慨我终于出息了。我说:这还不都是您的功劳?她好像没听出我话里有话,笑眯眯地用脚蹭蹭大理石的地板,摸摸真皮沙发,望望窗户外面流光溢彩的灯火,很满足的样子。
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她回去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二伯的电话,二伯说:你娘死了,脑溢血。我听了有些惊讶,但并不太悲伤,一则因为她62岁了,这样的年龄去世在农村算得上白喜事;二则我对她本来就不怎么有感情。
我是一个人去奔丧的。尽管我知道在老家,给至亲奔丧不带齐家人是件非常说不过去的事。但妻子嫌路远不愿意折腾,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我也就没有勉强。见我是一个人,二伯有点惊讶地张了张嘴没出声,二婶却不满了。当即说:到底不是自己生的,养不亲。
她的声音不大,落在我耳里却像惊雷。
她真的不是我亲娘。娘生我时大出血,我一落地娘就没了。做货郎的爹带着我到处漂泊,到了她现在居住的村子,她一见我就喜欢上了,天天往爹跟前凑着要跟我亲热。那时候她还是黄花闺女,整个村里数得着的漂亮能干的姑娘,一双眼睛贼亮,大辫子油乌乌的。
我疯了似的摇着二婶的手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一直瞒着我?二婶说,她结婚时就和你爹说好了,一辈子不生娃,把你当亲生的带。为了这个他们还离了各自的老家,搬到现在这个谁也不知道他们底细的村子里。
二婶转身递给我一个红皮本子,是那个她在我面前摆弄过很多次的账本。其实,那哪是什么帐本啊,里面全都是她写的日记,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
她写,我让你去讨油不是在乎那点秤,是不想让你被人欺负,你是没有爹保护的,在外面一定要自己强悍起来。
她写,我又打了你,每次打你我都觉得像打在自己身上,可是没有办法,不狠心点你怎么能成才呢?
她写,你出门我只给了你那么点钱,你会不会觉得娘很小气,自古
英雄出寒家,英雄都是一个“穷”字逼出来的呀。
她写,我很高兴你没有继续缠着我借钱,这说明你真的是个有骨气的孩子……
她写,我不怕你怪我,我只盼着你快长大。自从你爹突然走后,我就觉得生命是很无常的,要是我有一天也走了,你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怎么办,所以我逼着你尽快出息……
本子后面的封皮里夹着一个存折,是我还给她的5万元钱,她一分也没有动。
看着看着我流泪了。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号码,几乎是吼着说:你赶紧回来,带孩子一起回来。说完我就冲进灵堂,抱着她的身体号啕大哭,哭得连声音都哑了。我喊着:娘,娘,娘……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抱过她,也很少叫过她,这时候我恨不得把所有欠她的都补偿给她。
可是,她已经听不到,我注定要欠她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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