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泽明，一个时代的符号，死后被日本媒体誉为“映画天皇”的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世界级电影大师，其电影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气息和哲理深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影人和他同时代及后辈的电影人，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对电影学本身的开拓性探索已被时间证明必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我就试着就他的电影及其所表现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做出一点小小论述，借以表达我对这位大师的崇拜和敬意。

提到黑泽明的电影，不能不从那部石破天惊的《罗生门》谈起，此片奠定了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地位，也标志着战后以日本电影为代表的亚洲电影开始被欧洲主流电影圈所认可从而使日本电影代表亚洲电影走上世界电影的舞台。《罗生门》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哲学内涵开启了人类向现代主义电影探索的大门。时至今日，研究该剧及其文化内涵的文章及论述仍见诸报端和网络，张艺谋前几年的《英雄》也仍被看作是对该剧的拙劣模仿，我们暂且对此观点存而不论，至少《英雄》的叙事手法即多角度叙事这一构架方面应被视为与《罗生门》有相近之处，但其表达的完整性和完美程度因与《罗生门》差距甚远而遭人诟病，《英雄》绚烂华丽的视觉效果对比其干瘪无味的故事内容及《罗生门》的艺术完美性也只能视作是后现代数码制作技术对于传统电影语言及哲学性文学性的异化及反动。这样，我们对《罗生门》的历史意义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论及黑泽明电影独特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及他的家庭背景及出身。黑泽明的父亲是一名日本陆军军官，他对儿子从事艺术非常不满，试想在二战浓烈的为国捐躯的氛围下，身体强健高大的军官之子不参军却从事与战争毫不相干的艺术及电影业实在是让传统的儒家式长辈无法接受，但当我们逐一细数黑泽明的电影不难发现其军人家庭的出身及日本武士道文化的熏陶仍在其精神气质及个人性格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这与其电影的精神气质互为参照使我们对黑泽明的为人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也为精神分析派传记学家写作黑泽明传记及研究其性格提供了参考。据说，黑泽明在片场的确有“映画天皇”的架势，对于演员的表演非常苛刻，对自己的艺术非常严苛，在拍《天国与地狱》时曾因铁道旁一幢二层民居阻挡了拍摄角度而强令工作人员将其夷为平地，另外，众所周知的是当他于七十年代复出而遭受惨败时曾一度想要自杀，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难令人想到传统日本武士因失败而杀身成仁的文化特性。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与黑泽明合作近二十年一直出任其电影男主角的另一位电影大师，当然是著名影帝船山敏郎了。记得有位学电影的学妹问过我“为什么黑泽明一定要用船山做其电影的男主角十几年不变？”，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对黑泽明电影的精神气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大家撇开船山在《罗生门》《七武士》《蜘蛛巢城》等古装片中的英勇彪悍的日本传统武士造型不谈，即使是在他们早期合作的当代剧《野良犬》中船山普通的刑警造型，当他皱紧双眉思索案情或流连于下层的街市之间时，一举一动都仍是满副英武稳重的理想中的日本武士的气质。这种与所要表达的人物浑然一体的表演气质在稍晚期的《战国英豪》和被人诟病为斧斫之作的《红胡子》中更是有了出神入化的效果，《战国英豪》中威仪神勇的大将军即使在落难时仍是一副高傲的贵族风范与那两个街头市侩形成鲜明的对比，《红胡子》中愈加成熟稳重的船山以其不动如山般稳重和泰山压顶仍面不改色的英雄主义气质赢得了当年“威尼斯影帝”的头衔，也使以他为代表的日本式硬汉的形象在世界电影人物画廊里留下了光辉而魅力无比的一副肖像。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提本人十分钟爱但被人们略有些遗忘的黑泽明的两部作品。先说《静静的战斗》，此片讲述一个日本军医在为士兵动刀时不小心割破手指而染上改该名士兵所患的梅毒的事情，船山敏郎扮演的军医在遭受此种命运作祟的意外打击后默默地坚持着治疗，在旁人不解的眼光下提出与未婚妻分手并要求已复员的那位士兵积极治疗。此片结尾处伤心欲绝的军医向曾经诋毁并蔑视他的女护士道出心曲的情节实在是使人记忆犹新无法忘却。军医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各方面不解和异样的眼光，在他的心中对未婚妻肉体的欲望和健康的正常人的情感需求却不曾磨灭，一位英武潇洒的青年人忍着啃啮心灵及肉体的性病病魔顽强的与自己的生之欲望作着无法言说又迫不得已的斗争，他的表白可以视作是对人类存在之痛的宣言，让人不由地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情节（黑泽明也钦佩于陀氏的小说，曾翻拍过陀氏的《白痴》），在《静静的战斗》中黑泽明不自觉的表达了其电影一贯的主题：面对命运的舛噩和敌人的威胁，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出决策来解决什么。黑泽明在黑白片时期给出的答案就是英雄个人的独挡一面，独自承担一切不公与厄运。结合日本传统武士道的精神特质，我们可以断言黑泽明在早年信奉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独断专行，正如《静静的战斗》的军医一样，无论情况有多困难及险恶，英雄必须挺身而出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和无穷的生命力，用双肩扛起这个衰颓的世界，这又让人不禁想到他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日本二战后面临美国占领军“统治”及国家亟待重建辉煌之时，黑泽明作品塑造的男子汉形象也颇具中国传统中君子的特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让我辈这些热血青年看了真是满腔豪情心潮澎湃。这些电影中蕴藏的现代主义元素即存在主义的深刻思辨，也是奠定黑泽明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重要特征及因素。再看看黑泽明心中的“存在者”船山还没出现以前他是怎样塑造并解答存在主义的决断这一棘手问题的吧。在战后他拍竣首部影片《我对青春无悔》中黑泽明让演绎大家闺秀见长的美丽洋气的原节子扮演了加缪所言的“西绪福斯”的角色，原节子饰演一位丈夫因参与反战运动而被政府判罪杀害的教授家出身的贵小姐，在丈夫死后，她独自一人来到了偏僻落后的婆家，在周围原始人一般的贫苦乡下人的眼光的不解与蔑视下毅然担起了照顾公公婆婆的责任，冒雨在水田中插秧收获，忍着高烧病痛在地里劳作，最终获得公公婆婆认可的结局。影片结尾没有告诉我们原节子是否甩掉了“日奸”妻子的恶名，这似乎有关社会整个风气的问题与我们所总结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独自承担”不相干，从黑泽明的观点看，我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我努力挣扎奋斗了，那么我就对青春无悔了。说到这，想补充说明一下，那么年老了的七八十岁的黑泽明的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了呢，熟悉他《影武者》《乱》《梦》的观影者自然知道他确实变化了，但这不是我们在此要表达的内容暂且留他一笔就此打住。

以上我们分析了黑泽明黑白片时期的电影就其蕴藏的巨大的精神魅力和无比的道德承担作出了一点论述，现在想就黑泽明电影的现代性问题及其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作一探讨。黑泽明之所以被欧洲在五十年代初就接纳，并别公认为“现代主义”电影屈指可数的几大师之一，当然源于其电影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迎合或者说是其不自觉的演绎与参与。《蜘蛛巢城》非常成功的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嫁接到日本的土壤上，其撼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及超现实的叙事元素和日本传统文化元素诡异般地结合显示出黑泽明非凡无比的驾驭故事的能力和对现代性的精深研究，除了那部改变自《李尔王》的他自己的《乱》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题材是什么，表现手法如何，黑泽明都在重复探讨着存在主义的尖刻问题：“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个人应有的对于自身存在的态度”，《蜘蛛巢城》更是引入了“我们对于命运的摆布有何办法去面对”的命题，东方文明包括日本文明不太信奉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一般都是信奉祖先等神格人，所以黑泽明的存在主义似乎也是无神的存在主义，接近于尼采所言的“上帝已死了”需要我们独自承担作出回答，这也就有了《静静的战斗》中军医的宣言：我辈即是英雄，天塌下来我拼其一死也要用双肩来承担。此中蕴含着希腊神话中不断将滚下山的巨石重又推上山去的西绪福斯的熟悉身影。

写到这里，我对黑泽明的敬意也已跃然纸上了，想到一位年已七旬甚至八旬的老人仍然固我的指导着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将其视为生命惟一的电影，我们面对着“映画天皇”这样的谥号还能说什么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电影似乎已不被日本国内的观众及媒体关注，有种说法是黑泽明即使是在当年最辉煌时期在国内也根本就不怎么受人爱戴，反而是小津那样的温情作品总能摘取《日本电影旬报》当年度最佳影片的桂冠。这让人不由想到《梦》中的一个片段，士官长面对着从黑暗的隧道中整齐列队走出的一整团自己部下士兵的鬼魂，怀着无比的悲痛说：“你们都已阵亡了，回去吧，还在这里干什么！”我看着DVD封面上“映画天皇”一行大字旁黑泽明的身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想：毕竟那个造就英雄的二十世纪中叶的时期已经过去，人类走进新千年面对着“后现代”“后哲学”“后工业”“后911”的难题，可能也只能在偶尔翻看电影史或其他电影资料时才会想起您！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电影启蒙者：黑泽明大师）

黑泽明的电影及其精神气质 作者：王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