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辛亥革命》近来热播，可以说是吸引了相当多人的眼球，原因就是打着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礼片的旗号，但是说与《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相比，地位还是有那么点尴尬。
　　从表面上看，这部电影力求延续《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那样的主旋律的基调，但是看似都是主旋律，差别却是很明显。中国历史的逻辑讲究成王败寇，建党和建国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党，而《辛亥革命》虽然是推翻帝制和清王朝，但建立的是中华民国，讲究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两者差别甚巨。
　　从制作上看，因为主旋律之间的根本不同，加盟班底也不可同日而语，韩三平打着向党献礼的口号一呼百应，众明星没人敢说不，而《辛亥革命》虽然也号称众多巨星出演，基本是成龙独自撑着局面，其他赵文瑄、孙淳、姜武、李冰冰等人的号召力毕竟有限。当然了，明星扎堆儿不一定就是好电影，但是不得不承认韩三平建立的这种明星轰炸的电影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效益。
　　最后，更为重要的一点，也是最为敏感的一方面，现在“革命”基本等同于敏感词，大肆宣扬革命推翻政府的做法，与我们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相悖啊，这样的电影怎么可能称之为主旋律的献礼片呢。
　　电影开篇的镜头是秋瑾就义的镜头，宁静饰演的秋瑾走在街头，缓步走向断头台，伴随着画外音响起：“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为何事。
　　革命是为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
　　这个段落颇为煽情，估计是导演张黎想来个开篇点题，主要是为了阐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这段话总让人联想起《十月围城》中的孙文的阐释，同样关于革命：“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如果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革命之路，异常艰辛，有杀戮，有牺牲，有战争，有炮火，是对人性的最大磨砺和考验。而且革命并不预付美好的未来。革命只为摧毁一切，从来没有想过革命之后会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秋瑾慷慨赴义时的话，还是孙文说的话，其实都是透支了革命的意义。而辛亥革命则是这样一种典型的革命：看似成功，实则失败。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总结解释，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的弱点导致的，孙中山妥协之故。
　　《辛亥革命》中，导演张黎主要铺陈了几场革命戏份：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阳夏保卫战等，但是这些战争场景有些为电影而电影，与剧情本身并不太大。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标志，但据张鸣教授考证，其实武昌起义完全都是一个偶然，没有必要渲染它的历史性意义。
　　孙文这个角色在影片中处理的还是太主旋律了，有点假大空。四处募捐，跟海外银行家大谈革命，岂不知资本家只重利益。这样符号性太强的角色基本都是脸谱化了，没什么可塑性，每次露面都是大义凛然，呼喊口号。反倒是孙淳饰演的袁世凯在影片中最为出色，把一个阴损，精明的政治家形象刻画的十分形象。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逼迫皇室退位，孙文让出大总统后，袁世凯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大总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剪辫以示支持革命的那个场景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革命就得有革命的样子，所以我要做足革命的样子。”
　　在袁世凯的导演下，革命是一场秀，是一场表演。革命的舞台上，有许多革命者因为信仰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深信自己的牺牲可以换得一种光明和幸福。但是历史不允诺未来。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看似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所能改变的仅仅是一种时代的表层。
　　按照张鸣教授的说法，之所以给我们这种错误的印象，那是因为革命看似带来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但是却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从辛亥革命后，进入了一个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哄抢历史前台的混乱局面，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的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
　　 张鸣教授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谈到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时说，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这种困扰和焦虑影响了以后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