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爸爸做生意亏损欠下一堆债务，带着妈妈去投奔做工程的大伯，把我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可是自从小叔家生了一个小堂弟后，他们就忙着照顾他去了，我渐渐习惯一个人吃饭。日子像碗里的粥，寡淡寒酸没有营养，有时我吃着吃着会突然哭起来。庆幸的是这样的事情逐步在减少，忘记在哪里看到一句话：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这话救了我。
张鸿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傍晚，在我家大门口偷看我边往嘴里塞冷饭边流泪，然后把我拉到他家里的餐桌上，依稀还记得我当时大口咬红烧肉的画面。
电灯坏了，床单被老鼠咬出一个大洞。我垫两条凳子上去换掉钨丝烧坏的灯泡，用扫把将老鼠戳死在沙发角落。如果不巧遇到催交水电费的胖阿姨，也学会了变换十种可怜的表情请求拖延一些时间。渐渐的，我发现我不在伤心地向爸妈提起他们走后我的日子任何悲惨。
后来经常会想起，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张鸿在照顾我，他会爬上凳子帮我装坏掉的灯泡让我在下面扶着凳子，会帮我把老鼠赶出房间，早晨会在书包里放上两个苹果分我一个，会在我上完舞蹈课累得不想走路的时候用自行车推我回家，会在夏天的黄昏陪我去采大把的野菊花，甚至在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把他妈妈的卫生巾偷出来给我。十几岁的少年，那时候在我眼里，就是天空。
把电视切换成视频模式，再将那张盗版CD推进机器，在王菲孤清的歌声里进厨房挖一勺冷饭用清水煮上。瞥了眼篮子，将几片垂头丧气的莴笋叶子抓出来一并扔进锅里，少许盐，这就是我的晚饭了。
天一层层地暗下来，新换的灯泡闪了几闪又灭了，我搬凳子爬上去查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转头发现外面有刚升起的一轮弯月，流浪猫的叫声在昏暗的光线里呜咽，我腿夹着凳子发呆，夜突然就来了。张鸿离开我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那所城市叫厦门。
学校小卖部的里屋永远坐着抽烟的少年，周二下午的两节体育课，我拿着一瓶矿泉水钻进去休息，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那个迟到的高三学长，他熟练地撕开锡箔纸在桌面扣两下，一支烟探出，他用嘴将它叼出来侧头点上。我对这套动作莫名的反感。
这个学长住在我家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每天上学路过巷口时，总会看见他一手插裤兜一手拿着钥匙吊儿郎当的出现，那次同桌双儿把学长指给我看，说学长喜欢我。
终于我逃了课，在一个灰蒙蒙的初春早晨，揣着仅有的100块钱搭上一辆停在路边揽客的中巴车。挡风玻璃上贴着到长沙火车站，不知道是被怎样的心情驱使，我本来正要去上学却突然转折，鬼使神差地上车落座。
10元钱的车票将我带到了长沙火车站。在此之前，我唯一一次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去北京参加舞蹈汇演。厦门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还是那么遥远而陌生。挤挤攘攘找到售票的地方，我抄着手尽可能自如地和大家一起站在长长的购票队伍中，仿佛有目的地，生怕被看出是个逃课的学生。我一直紧抠着口袋里的钱，想我的钱不够买票怎么办，没带学生证让不让买票。我想，或许那个时候我其实根本没有出逃的勇气，我有的也只是幻想一下过程的勇气而已。果真，还没轮到我，我就从队伍中逃离了。
我拿着书包沿着来时的路走回，找了一家小小的面店坐下。我小心翼翼地向老板娘打听回去的车还有没有。她说多得是。妹儿你慢慢吃了再去都得行。
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一个邮包，打开是一双芭蕾红舞鞋和一张天鹅湖的碟片。于是，我经常在家自己换上红舞鞋拼命想要立起来旋转，可是粗糙的水泥地总是让我摔了一跤又一跤。
冬至那天，爸爸妈妈回来了，带我去吃火锅，爸爸埋着头喝酒。隔着一直热腾腾的锅子，妈妈不停的往我碗里夹午餐肉和土豆片。妈妈说，子舞，你就别报考舞蹈系了，换个专业吧，我打听了一下，学费和置装费等一年怎么也要一两万以上呢，你作文写得好，师范类中文系也不错啊。吃完火锅的当晚，他们他赶着回去处理事情去了。
好久没有哭过了，夜里躲在被子里畅畅快快地哭了一场，似乎要把所有的伤心和孤独洗刷干净。衣服上残留的火锅味道在房间里静静弥散，我哭累了，间或从迷糊中嗅到几丝余味，于是爬起来将衣服晾到了阳台上。寒夜里有几颗叫不出名字的星温和地亮着，我和它们对望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孤单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跳舞，练功什么的累死了还经常受伤。然后我接到了张鸿的电话，他告诉我，元旦的时候他回来看我。
那个元旦假期的某一天，阳光暖暖的照在的窗户上，我莫名的很早就醒了，听到外面噪杂的声音，听人们在议论，凌晨时分有一辆车把张伯父和张伯母都接走了，听说张鸿从厦门回来了，在长沙被车撞了……
有天想起来清算陪在身边超过十年的人和物，发现除了亲人之外，仅有几本旧书、那双红舞鞋，和一个沿用至今的QQ号和一个网易邮箱。虚拟的载体却记录着生命的进程，就像我经常盯着那个这辈子都再也不会亮起来的QQ头像，心里想，假如QQ会变老，那只企鹅的眼角须得添上几缕笑纹。
我考去了城市，老屋亦转手他人。
一年回去一次，也只是为了去那座新坟前坐坐。总有些旧友会离散，因为各自走在不同的路上，必将去往不同的方向。学会判断和放下，只是成长的其中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