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周朝的历史文化，是因为周朝的历史文化比较开放、豪放、武风强盛，而且是华、夏两族全面融合的时代，是中国从部落氏族组织形式向封建制国家演变的时代，并且确立的封建制延续了2000年。
　　
　　周朝首创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大制度促进了姓氏文化的形成，使中国的文明从落后的氏族向先进的奴隶制国家演变，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速地扩展了周室的管辖范围，使华、夏两族不断融合，不断扩大，这也使周朝国力迅速膨胀，特别是受封的各大诸侯国因所受的利益深厚，使得周朝历史跨度长达近800年之久，这也使周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
　　
　　虽然商、周两代君主都实行过土地分封政策，但周朝的分封制显然不同于商朝的方国制，比商朝更趋于完美。
　　
　　商朝的方国制是商王族支系子孙被陆续分封于各地，而且是在商朝管辖范围之内，从分封对象来看，说明商朝是单一民族主义国家，类似于现代中国的大汉族主义。方国不止王族后代，还有各部族首领统治的国家，虽说是属国，但与其说是国家，还不如说是氏族繁衍的聚居地。这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商朝统治者出自东夷族，却经常为了人力资源和兵员补充而出兵娘家东夷族发源地，毅然发动屠母之战，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是个极其不团结的民族。
　　
　　周朝的分封制则是将华族、夏族两大民族的上古首领之后大规模地分封到各地，以安抚各民族的逆周情绪，同时将王族子弟分封于中原、汉阳各地，以屏卫周室。王族子弟与外族子弟无论种族，一律按照功劳、血统远近来决定爵位的高低、封国的大小，这是在顺周的民族内部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商朝，商朝则是王族的地位要比其他属国的地位要高贵。而分封的土地不在周室固有领土之内，而是在四夷横行的领土上，一方面起到镇压四夷的作用；另一方面更重要，四夷自周朝建国以来便与周朝不断地发生军事冲突，让王族子弟和外族后代身处四夷之中，分明是让受封诸侯直接与四夷征战，不断地积累作战经验，从而增加周室的军事实力，让周朝汲取华夏武风之精华，为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超级大国作了充分的准备。其制定的礼乐制度则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政策，汲取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使周的文化内涵更博大精深，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虽然从民族政策上看只是狭义民族平等政策，但这却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平等政策，是中国的民族启蒙政策。
　　
　　分封制促进了中原以西的夏族和中原以东的华族的团结，在战争兼并中不断分化、融合，使周朝的民族呈现多样化，并一致对抗东夷族，经过周武王初封和战国时代伊始的周威烈王册封三晋这两次分封，华、夏两大民族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东西大融合，最终使黄帝姬姓夏族与炎帝姜姓华族完全合二为一，并同化了先秦时代最强大的民族——东夷族，最终形成了兼容能力最强的华夏族。
　　
　　宗法制则诞生了姓氏文化。华夏大地从周初的十几个姓激增至秦朝的成千上万个姓氏。主要是姬、姜、嬴、芈这四大姓，前三姓原先皆为母系氏社会，在父系氏社会皆以嫡长子继承制，支系支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为主，嫡长子继承宗姓，而支系子孙则分化出成千上万的氏。纷纷以国为氏、以地名为氏、以采邑为氏、以官职为氏、以先祖名字为氏，使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芈姓则是幼子继承制，是楚国的专用姓，但国君不姓芈，姓熊，为熊氏，其余支孙均不姓熊，也不姓芈。四大姓中，嬴姓、芈姓皆出自姬姓，姜姓是一个孤姓，没有分姓，只有分氏。所以姬姓是先秦华夏第一大姓。如果说嫡孙是家族管理领导者，那支孙则是华夏文明的传播发扬者。姓氏文化形成的主要功劳当属支孙。五帝从血缘关系来看，根本就不是禅让制，而是名副其实的世袭制，因为颛顼、帝喾、尧、舜皆是黄帝后代，并全部继承了姬姓。如果是禅让制，那依据华、夏二族的盟约，五帝之位应由炎黄二帝的子孙轮流执政，而不是由黄帝一族的子孙垄断权力。在五帝时代，炎黄子孙根本就是胡扯，因为当时黄帝在阪泉之战中击败了炎帝，雄踞中原。炎帝能够当上部落联盟首领是因为黄帝为了化解东夷华族与夏族的民族矛盾，由于炎帝德高望重才请他来当首领。但由于炎帝一族是战败族，所以军事实力完全比不上黄帝一族，炎帝只不过是黄帝手中用来安抚华族情绪的一颗棋子罢了，当然，其子孙后代根本无权担任联盟首领，皆由黄帝一族接管，军政大权也完全落在在黄帝一族中了。炎黄子孙真正形成时期是周代以后，华夏族的融合达到了极点。夏、商、周三个王朝统治者的祖先皆为姬姓黄帝之后。所以，姬姓家族统治了中国大地至少2700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家族，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贵的家族。
　　
　　所谓禅让制，是一种同盟之间跨越血缘关系的选贤举能的自愿让位制度。按照姓氏尚未合一的先秦时代，以及汉朝之后的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禅让制，全是藩属和主仆关系共存的世袭制。如果当代中国的主席选举制度不属于禅让制的话，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禅让制。禅让制只是古人对大同美好和谐社会的空想，从古中国的社会实情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中国历史来看，世袭制又可分为两大类，而且两大类在一个朝代内并存的现象非常多。从五帝到商朝结束都是父死子承，兄终弟及的王位制，其中五帝时代是两类并存，夏朝是父死子承为主，商朝是兄终弟及为主，周朝就完全是父死子承制了，接下来一直到君主专制结束一直是父死子承制。
　　
　　我喜欢周朝的历史文化，是因为周朝的华夷之辨与分封制相结合，确立了华夏族与非华夏族之间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朝贡与屏卫关系，这使得周朝以后的中华帝国连续数千年成为主宰东亚的超级大国，并且中华文明一直不断地延续下来，传播至海外，并在东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范围内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即中华儒家文化圈，使华人名扬海外。
　　
　　这种宗主国与臣属国关系不仅对外来民族，而且最早形成于周朝内部的分封制，包括土地分封、人口分封、权力分封。
　　
　　周朝的分封制具体表现在贵族爵位大小上，狭义可理解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春秋初期，天子的权力架空，军权被分散集中到诸侯手中，导致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国家从周初的800个骤减至战国时代的20多个国家。春秋中期至末期，诸侯的实力开始架空，军权分散集中到卿大夫的手中，比较典型的有鲁国三桓、晋国世卿。晋国世卿制尤为强盛。晋国从晋文侯时代的姬成师被封于曲沃开始，便开始策动子孙后代不断地发动兵变和叛乱，企图取代姬仇的晋侯后代的大宗地位。并于曲沃武公开始，曲沃代翼，成为晋武公。晋献公又大肆屠戮晋国公族，以及自己的同族——曲沃桓庄之族。至晋文公开始，晋无公族，卿大夫都是外族与公族旁支，并委以重任，这就增加了卿大夫的权力。自晋文公至晋悼公历经七代国君，晋国成为春秋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连续称霸中原几百年。而卿大夫在不断地蚕食晋君的领土与权力，曾经多次以盟主的身份代替国君指挥盟国军队作战。特别是晋国正卿范鞅曾于昭陵会盟十七路诸侯共言伐楚，显示了卿大夫权力之大。至三家分晋，卿权重回国君手中。所以，周朝的王权几乎是真空状态，贵族的权力远远要大于王族和公族，周朝几乎是一个贵族掌权的王朝。
　　
　　分封制与华夷之辨结合可形成广义理解，天子——内臣——外臣——朝贡国——四夷，这是大中华思想，是正统的华夏文明的主流思想。当这种思想传到国外时，尤其是中国的藩属国，例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皆形成了小中华思想，并在中国各藩属国之间以中国自居。由于日本经常入侵朝鲜与华夏，朝鲜把四夷后再加了一个称谓，也是对日本的专用名称——禽兽。当时在东亚地区，朝鲜和越南都曾是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土。现在，虽然这两个民族脱离了中国的控制，但在日本领土内的琉球群岛因为受中华思想的熏陶甚深，多次提出示威抗议，并强烈要求从日本分离出去，主动并入中国，并声称自己也曾是炎黄子孙。
　　
　　而藩属国争相以继承中华文明为荣的这一结果，其始创者正是周朝统治者。周朝文化所显示处的顽强生命力与无敌的同化能力使周朝存在了800年。周朝灭亡之后，其同化能力被后继中原王朝继承，汉朝、晋朝、唐朝、元朝、明朝等皆是大一统时代。虽然元朝是非华夏民族，但纵观历史，凡是入主中原的外来民族大多数被汉族同化，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不管被外国征服，还是征服外国，外国的民族始终会被汉族同化。华夏民族几乎是无敌的，倘若没有周朝，就没有现在的巍巍中华。
　　
　　我喜欢周朝的历史文化，是因为周朝的学术著作博大精深，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大，力量之强，几乎无人能比。出自周朝的，并且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学派主要是四家：易、法、儒、兵。易家第一古书，也是中国第一古书——周易，其书所包含的人生处事之道几乎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之中，自周文王著书以来，还未有一人完全精通此书的文化内涵。儒家则影响了东亚数千年，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兵家影响了全球数千年，凡著名军事家，必读孙子兵法。
　　
　　我喜欢周朝的历史文化，是因为我是周文王的后代。我是姬姓蔡氏，是周文王第五子姬度的后代，因被封于蔡国，以国为氏，故称蔡叔度。蔡国立国600年，国虽小，但时间跨度之长，令我很自豪。周易是我的老祖宗写的，我更是引以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