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块地（1）

——这是按照事实去还原真实的事件，只是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地名，都用化名。一场地方政府不作为而且有关工作人员还火上浇油地激化矛盾的流血事件可能在今年的9月份以后随时暴发！

樊老伯对惹官司的那一块林地的来龙去脉，知道得就如自己的指掌一样清晰。那是解放前二年他十岁左右时发生的事了——

解放前二年的大年三十夜，全家三十多人正点着豆油灯火吃团圆饭的时候，四个不速之客，在暮色里无声地“闯“了进来。

爷爷、伯伯、父亲、叔叔几个人觉得蹊跷，相继站了起来，就着豆油灯火那微弱的亮光，审视着来人。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当中一个被绑的人是认识的——那是距离半里路的窝仔村人樊首兴。一番探问下来，才弄清了一行人前来的目的：首兴因赌博，欠下了大耳窿的债务，成天躲避着债主不还，害得债主派人四出寻他。在这大年三十的晚上，趁他回家吃团圆饭时，被债主派来的人抓个正着。被人打得忍受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他央求来人跟他到一个人家里去，当晚就了结债务。就这样，首兴带着追债的人到来了。在国、共两党大战的时期，大耳窿到来，得不到圆满的债务结果，常常采取残酷的手段，轻则斩脚断手，重则置人于死地。连续几年来，这样的事情可说是大年期间听得最多的新闻了。

首兴在被暴打时，可能是求生的欲望驱使，急中生智，想起了去年大年三十也被大耳窿追债而得到我爷爷首肯，吩咐叔叔出面作了认头（担保）而得以逃生的厢蕃来。叔叔是自己开办私塾的教书先生，还被逼兼着保长的职务，在村里可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叔叔是乡里最后的一个秀才，说话常是细声细气的笑脸，帮起人来从不计较得失。出于有生俱来的怜悯之情，爷爷和父辈几个人简单商量后，统一了意见，爽快地又是由叔叔作了认头（担保），立下了以教书稻谷作担保的字据，帮了首兴死里逃生。

大年过后不久，首兴也象厢蕃一样，死皮赖脸地说他没钱还债，只有几十亩的山地一块，转给叔叔，算是还清了大耳窿的债。债务是叔叔作认头（担保）的，以后别人追债，只是追叔叔了，与他再没有关系了。要了山地，债务之事就一笔勾销；不要，他死猪不怕开水烫，干脆来个死不认账算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水田也不值钱了，那山地更是一文不值。虽然首兴的那一片长着灌木、杂生着部分乔木的山地物不抵债，只是出于对生命的怜悯，爷爷自我安慰也是给家里人安慰，说算是花钱救了人一命。就这样，无辜地欠了别人的真金白银，招来了毫无用处的物件。

自小，樊老伯听长辈常常骄傲而自豪地说起，从清朝末期以来，自祖先得了一个“登侍郎”的封号以后，一代代地，都严格要求子孙以“善良孝悌”、“敦厚睦邻”处世，恪守着耕读的传统，勤俭持家，一代代名正言顺地享受着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五号之家”称号。一家成年人成天都戴着政府颁发的“五号之家”的高帽子生活在乡村里，得到乡里人长年的羡慕和尊敬。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的一代代人，都是老实本分，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慈善的声名，就这样一代代地被乡人传颂下来了。

解放后，善心在乡里无人能比的家庭，却因叔叔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而被评为“地主”成份，与自己家庭条件几乎没有差别的伯祖父家却是中农。叔叔曾经为这不公平的评定到乡里抗争过，还遭到了严厉的批斗和殴打。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形势下，村里的农会就是皇帝。当农会会长的伯祖父的小儿子，就是自己的近房叔叔说：“本乡里所有当保长的都被枪毙了，而你当过了保长，还留下你的小命，就算是法外开恩了，还继续申诉，到时就枪毙你！”这个近房的叔叔，对作为他堂兄长的叔叔，也不留半点的情面。地主与中农的差别，在那个时期却是天渊的距离。爷爷在蒙受“地主”成份的压力下，把一个三十多口的和睦之家，一分为四。叔叔不知是出于赎自己家庭的罪，还是体恤爷爷和兄长们今后的生活水平，竟坚持把自己当初作认头（担保）而还欠着的债务，都划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好几代都是清清白白的善良之家，却在本份老实中招来了这样羞辱祖先的横祸。爷爷和伯伯，含着这飞来的不白之冤，忍受得了被接二连三抄家和断粮的折磨，却忍受不了隔三差五的批斗，相继离世。父亲也在三年的饥饿中，成了馑鬼。成了专政对象的近三十年里，叔叔被批斗已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了。而樊老伯，因在兄弟中为大，父亲没了，就代替父亲经常地被村里的人批斗。因出身不好，而丧失了成家立业的大好时光。至现在，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五保老人。

被评为地主成分后，已十多岁的樊老伯，就常常在首兴强塞过来的山地上砍柴。虽然在分家时叔叔自己强硬要下了自己作认头（担保）时所欠下的债务，但由于叔叔一家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柴，所以，樊老伯也就得以就近地在这个山上打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另一条村因地势低洼常被水淹，由当时的小乡政府决定，全村搬迁到这个山岭的山脚下安居，不久，二村合为一村。这个山岭的侧边，有一条通往其他村庄的道路，路边的那一片山林地，新搬迁过来的人都知道，属于自己叔叔的（因为爷爷、奶奶、伯伯、伯母以及自己的父亲都已离世，一家之中都是以男人为主），也知道叔叔这块地得来的不值。叔叔一直来始终如一地和睦乡里，宽厚待人，还常常接济贫困的人家，其善行在乡里都是赞口不绝。出于对叔叔的尊敬，规划村庄用地的山岭，横向约四百米，纵向挖掘四十多米，只是占了叔叔的几尺山地，作为建村的地基。近房屋处的山地，因为挖掘了泥土，就形成了一个上山的几近笔直的十多米高的陡坡，在这个近居屋的陡坡上下非常费力。除了村屋建设占据叔叔的林地那一小部分外，大家都不敢在叔叔名下的那块地上占用一丁半点。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批斗和镇压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臭老九”的政治运动更是轰轰烈烈。农村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高呼声，从电影、广播到村中、地头，到处都可听到，地主、富农在农村已成了任人蹂躏的下等动物。但是，那块山林地的植被大体上还是原生态的灌木间杂着乔木，斜顺的山地，最高处高出新村砖瓦房二、三十米。那个时候，台湾相思树苗推广，叔叔看到自己的山地已被侵占了一小部分，觉得要想个妥善的办法去应对了。于是在接近村庄边缘的山林地上，依山的纵向种上了一百几十颗台湾相思树，作为界置树，任由其自生自长。虽然，当时山上的灌木每年都由生产队统一砍伐然后按人口进行统一的分配，但在原来属于自己土地上种树一事，全村人、全乡人都是如此，包括当时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谁会提出反对的意见和抗议。在淳朴而善良的村民眼中，别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搬迁过来的村庄里有一个叫樊统蕃的人，见叔叔种上台湾相思树之后，可能进一步触动了他图谋此地已久的私心。一天，他又到叔叔家来对叔叔说：想在叔叔那块地的最低处建房，解决家里人口多住房难的问题，恳望叔叔可怜可怜一下，同意他在山脚平缓处建一座砖瓦平房。这个樊统蕃，在兄弟中排行属老大，比叔叔小近十岁，自小家里就十分贫寒，解放后的家庭成份是贫雇农。小时候，无钱读书的他，跟着乡里有名的南拳教头，学得一身功夫。解放后，在师父的指派下，他也成了一个教头，因而在世代崇尚武术的乡里，逐步有了名声。此人就是借着拳头的功夫，渐渐地自大起来。随着六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他原来的住宅已无法满足居住的需要，但一时又找不到宅基地，就多次前来恳求叔叔，说他只是暂时在那块地的边缘建一座一排过三间的泥砖瓦房，如果叔叔到时需要收回，他就把地退还，决不长期占有。天性善良的叔叔，虽然也知道当初英国人占领香港、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来龙去脉，但是，对一直以来都以口头决定事情，然后以信义为原则的乡亲乡里，却没有去想得那么宽、那么大，竟在一片怜悯之心的驱使下，答应了他。这一答应，就如同引狼入室，竟酿下了今天要走上上访之路的结局。

樊统蕃建起了新房，却开始露出了狐狸的尾巴。首先，在屋后面的林地上砍掉与其房屋大致平衡的好几尺宽的杂树，并快速种上了台湾相思和小叶桉树。叔叔发现了，就前往指出他的错误。统蕃却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你的地？你真不知羞耻！解放了，土地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哪里是你的？难道国民党回头了,你们这些地主要翻天了？复辟了吗？”叔叔理直气壮地说：“我当初是花了冤枉的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解放这么多年了，谁都知道这地是我的，一直也没有谁胆敢在这块地上胡来，你当初想在此处建房，不是也要得到我同意才敢动工吗？难道这样都还不是我的？你说是你的，为什么当初建房时要三番五次地恳求我？”统蕃听了，用蛮横的话说：“谁说是你的？难道地主翻身了？谁给你这样翻天的本事，竟敢前来颠覆无产阶级的专政了？你有本事，就到政府去说说，政府判决是你的，我就把所种的树木都拔了。政府不判决，我就不但要种树木，还要向山上扩大种植的范围！”后来，当时的公社干部为此前来调解，但统蕃就凭借着人们忌惮他武功的拳头势力，竟用强硬的口气说：“国民党还能回头就是他的，不能回头，这地我就占定了。谁来为地主富农作主，我这个贫雇农就跟谁没完！不信，就走着瞧吧！”因为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被贫下中农整天叫喊着，谁有半点偏向“臭老九”的话语或行动，都会被冠上“臭老九”的罪名被批斗，成为专政的对象。对于当时的公社干部来说，统蕃把土地纠纷之事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后，也不敢继续秉公办理，就让此事在双方的纠纷中，致使摩擦不断地升级。后来，生产队在全村大部分的山岭种上了橡胶，叔叔的那块地在接近山顶的一小部分也被生产队占用去种植橡胶了。林地边连接邻村的路旁，大队部又顺着山边的纵向辟出了约100米的地块用作打造和晾晒砖坯瓦坯的用地，还在山边建起了一座砖瓦窑。

为了阻止统蕃的强占势头，叔叔和堂弟也在统蕃种下树苗的边缘种上自己的树苗，用行动宣示山地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由于自己住地离山地稍远，在纠纷中却让统蕃一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双方所种的树木，叔叔家除了与统蕃相接壤的无法生长外，其他的都得以成长。而统蕃家却一步步地强占到了叔叔家长成大腿粗的树木边缘，仍常常在叔叔家人不经意的时候，偷偷地砍伐叔叔家的树木。只是缺乏当场的证据，堂弟媳在山岭上看到被砍掉的树木的新鲜树墩，常常会咒骂一些农村中比较毒辣的话语，发泄满肚子的忿气，时不时会引来无事找事的统蕃家人，双方唇枪舌剑，甚至轻微的肢体接触，成了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