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正确意味着绝对的错误

夏延民

质疑这个词是中性词，它的结果是两个，对或者错，但是质疑本身没有错。笔者举个例子：革命战争时期，凡是从外面传递进入内部的信息都会被甄别，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信任的同志传递过来的，首先做的不是认同，或者把情报当成真的，而是进行分析，或者通过另一条情报线进行确认。这当然是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这事关重大，必须事事质疑，反证后才能相信。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还如此不信任，因为处境险恶，情报的操控权不在我，在对方，质疑是为了保护自己。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应当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按照某些同志的观点，这还得了，怎能随便批评高级官员呢？难道领导的能力还用质疑？针对十年文革对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彭真说：“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这种结论是用惨痛的教训换来的，如果当时允许党内党外的质疑，就可以把这种灾难避免。天下哪有什么神仙，一个人脑袋再好使与国家全体民众比起来也是渺小的，如果再加上权大私心重，灾难就成了民族的劫数。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是血色的，是在民族经过十年苦难后的惨痛教训总结。如果当时允许质疑，允许群众提出异议，而不是打压，十年灾难就可以避免。一个国家，如果十年的发展停滞，你觉得对这个民族是不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五部分 作者：邓小平 原载于人民网）这里笔者不再赘言，相信任何人都明白，如果文革中邓小平这些老人不被打倒，他们的意见和对相关政策的质疑能够得到重视，还会有那个非人的十年？

对于公权力者而言，绝对正确意味着绝对的错误。明末的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容不得臣工任何质疑，而且明知错误也咬牙不肯承认，最后煤山上一个歪脖树下结束了悲剧的一生。无乱多么的强大，一旦事有不遂，就万劫不复。小学生都知道，啄木鸟对于树木是有益的，虽然它会用嘴对树木进行手术，但那是治病。《啄木鸟》杂志是中国公安系统惟一大型公安法制文学期刊。而起名啄木鸟难道就是说这个社会有病了，公安文学是治病的药？不是，是一种防患于未然，是一种职责的展现。这同时也是一种质疑精神，通过文学的影响，来对这个社会的风气进行影响，通过文学的质疑，来推动中国法制的进程。

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容不得异见或者质疑所造成的恶果。习近平主席为什么提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难道这不是对权力容易作恶事的一种质疑？而恰恰是这种质疑，才能推动权力的阳光化、有限化。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质疑任何权力者，这正是我准备以最大的诚意来相信权力者，没有前面的质疑，就不会有后面的信任。

《人民日报》刊文，说中国青年暮气重，为什么有如此一问？概因这个社会让青年人失去了质疑的精神，奋进的精神。当一个社会没有活力的时候，青年能做的就只有快速的心理老去。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少年暮呢？

西方教育史上有个经典故事，女主角是马克思的女儿珍妮，有一天她问父亲最喜爱的格言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怀疑一切。针对不理解的事情可以怀疑一切，而针对为我们服务的公权力，必须质疑一切，因为怀疑是被动的，而质疑是主动的。鲁迅先生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如是笔者引申一下，质疑是对公权力的一种鞭挞，可以让公权力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