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行贿受贿同罚，则人人都是罪犯？”

陈宣章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曾经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之一（另一家是《申报》），其间经历几次曲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刊，后由解放日报主管。现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新闻晨报》、《新闻午报》、《新闻晚报》。其中，《新闻晨报》发行量达到70万以上。我是长期订户。

记得《新闻晨报》的《晨报评论》有一篇晨报特约评论员长平（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的文章《行贿受贿同罚，则人人都是罪犯？》读后甚感惊奇。该文章被广泛转载，影响很深。

文章一开始说：“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抛出一个激进的主张，呼吁行贿与受贿同罚。事实上，从9月1日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行新规，这个话题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文章又说：“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层面，行贿和受贿都被认为是两种性质的行为。从道德上说，行贿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专门腐蚀官员破坏规则的，也有被迫出钱买个平安的。但是受贿相对简单，就是拿了不该拿的钱财。从法律上看，行贿受罚比受贿少也是正常现象，因为行贿罪是指给官员钱财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且要一万元起价；主动交代或配合警方查处受贿者的，还可以从轻或免于处罚。”

早在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继续严肃惩处受贿犯罪分子的同时，对严重行贿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惩处，坚决打击。事到如今，对行贿的打击非但没有加强，似乎还多有放松。

为什么呢？因为行贿“黑名单”本来就只是一个信用记录体系。“在行贿非罪化的社会，这个体系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法律也力有不逮”。

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受贿与行贿作相同评价，给予同等处罚。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如此。文章说：“不过这让我想到一句民谣：先抓后审判，保证没冤案。这说的是腐败成为官僚体系的润滑剂，离了它没法运转，因此几乎每一个官员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联合国公约严惩行贿，这句民谣会不会对所有人都适用了，变成了全中国人人犯罪？”

“可悲的事情就在于，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的人群太大了。有人的职责就是给表格盖公章，你找他盖一个公章天经地义，但是他把这个公章当成了索贿的工具。你必须行贿，他才能工作，给你这个正当的所得。受贿成为官员们正常收入的一部分，行贿也成为公民办事的正常花销。这种情况下，若要以行贿罪论处，那么行贿者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了获取自己的正当利益，竟然遭到双重的惩罚。”

确实如此。我是一个医生，历来憎恨收受红包，对“斩病人”之事也反感。“不收受红包”自己可以做到，但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不“斩病人”，科室人员没有奖金就会不满，就会不好好工作。在社会上，我又是一个“服务对象”，难免求人。例如转业时分配房子：管此事的“*老太太”对我们先给房子“看一看”，如果不满意，只要“塞红包”，就能够改善地段、增大面积、改变层次朝向等等。如果一个人“塞红包”1000元，属于行贿又不一定进入“行贿黑名单”或者“行贿非罪化”，算下来非常合算。即使增加1平米，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反过来看“*老太太”：转业回上海的人每年有多少？有几个不分房子的？她早已富得流油。那时候“万元户”就非常吃香，她是什么“级别”的富婆？受贿与行贿怎么能作相同评价，怎么能给予同等处罚？

政策是具体的人掌握，而且还有政策不透明问题、具体管理人员有解释权、更重要的是管理权。因为“索贿”的手段高明，事情常常变成了“行贿”。“吊诡的是，法律上的正当利益，在现实中变得模糊难辨了。假如大家都受到官员的怠慢，你通过行贿或者行贿更多而获得特别通道，相对于还在被怠慢的其他人来说，你这个利益的正当性又如何呢？”

“同时，对于多数人来说，行贿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一点钱不够可以再多一点，贿赂一个人不够可以多几个人，这是一个口子，让人能够看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假如行贿受贿同罚，你不敢行贿，但官员办事的态度依然，你又该怎么办呢？恐怕只好继续玩出新的花样来。”

《宪法》、《党章》、《刑法》等等的说服力、约束力在现实中变得软弱无能。本来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在搞钱权交易。怎么办呢？你对他毫无办法。你要投诉，要有真凭实据；你要举报，也许信就落入他的手中；你向他的上司反映，也许那是一伙的。一方面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排除异己；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搪塞告发。据说，在一群贪官中当一名清官是难上加难。

“在严惩行贿之前，必须要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官僚机构的日常运转。”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