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忙季节开始了，秀丽的小山村，景色分外迷人，布谷声声，柳丝绦绦，到处都开满了鲜艳的桃花、橙花、梨花、油茶花、油菜花。放眼望去，一片红，一片白，一片黄、一片紫。田野里劳动的人，这儿一群，那儿一群，鞭声、水声、笑声、歌声，构成了一个喧嚣繁华的世界。啊，哪儿来的这么些牛，看黄牛、水牛、花斑牛，一头头又大又肥，有的在田间拉着犁跑得飞快，溅起来一个个褐灰色的水花！有的在田坎上，悠闲地啃着还嫩绿的蓍草，摇着尾巴，倒映在水田里，仿佛就是一副精美绝伦的画。

　　山在水中走，人在画中游，在这如诗如画的山乡里行走，无疑是一种绝美的享受。这是我退休以后第一次跋山涉水，来一次故地重游。在老战友薛志兰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阔别将近四十年的三百山南麓，与古长陵相邻的黄地湖。黄地湖这个小山村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而它却因为，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兵工厂所在地而远近相闻，路人皆知。爬过几座山，翻过几道粱，我们终于看到了位于断崖下的兵工厂原址——黄地湖村祠堂。

　　四十年前这里有世居王氏人家三十几户好几百人，而如今只能看见破旧的，只有黑黝黝的瓦房，和和不少荒芜的梯田。当我们走近时，偶尔遇到三两个老人。老人告诉我：“自从八十年代中旬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这里居住的人口逐年减少，直到去年年底，剩下的只有十几户人家，而且多为老人。稍有文化和路子的青年男女，都相继离开大山，到山外或者城市谋生去了。”

　　黄地湖村属于岭南山脉的延伸部分，它位于海拔高度1100多米高的辽峰山半山上，这里有一条流淌千年不曾干涸，被人们称之为天河的高山河流，村民们仅靠河流边上的两条盘山路与外界相连。在村子的东北角，有一所特殊的小学——黄地湖小学，目前，这所学校里面只有一个老师和2名学生，被称为岭南山区“最孤独的学校”。老师从1987年起在此执教30年，见证了生源日渐流失过程。而如今这所小学仅剩2名学生，都上4年级了，两名学生都因家境困难，无力离开山区到外面去读书的。

　　听说县自来水公司拟在三年后，将整个黄地湖村，乃至村口以西的大坝头村全部征用，以切断流淌千年的白龙河作为县城和周边几个乡镇自来水供水的水源地时，这里仅剩的两三户人家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这位一直坚守在小学的老师——杜坤林，更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大山到县城去养老了。

　　唯一的小学老师杜坤林今年57岁了。他在这所学校的教学岗位上已经待了三十余年。从最初的上百名学生到现在只剩下2个，杜坤林不仅在经历适龄学生的流失，同时也在见证了村里年轻人的外出，黄地湖村的逐渐“变老”。

　　剩下的两名学生王诗龄和王超都刚刚满了10岁，读四年级。过去一年来，仍有几名同学相继转学，王诗龄，王超觉得愈来愈孤单。王诗龄的父母离异，平时跟着爷爷生活，家境困难，到镇上读书每月要400元的路费，爷爷拿不出，只能留在黄地湖小学就读。

　　王超因为爸爸妈妈都在村里耕作那五六十亩高产糯稻，虽然县城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留王超一个孩子在县城上学没有人照顾，只好跟父母留下来了。听说这里要做拦河坝储水，王超就有可能在政府正式征用土地之后，与王诗龄同学一起到城里去读书。

　　黄地湖小学不大，教学楼是一栋二层小楼，楼前的小操场上竖着一个国旗杆，师生仨常会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

　　一块黑板、一个讲台和两张书桌，简易的布置让教室显得更加空旷，天气晴好时，阳光会从木制窗户照进室内水泥地上。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照片，彼时这间教室里还有4名学生。

　　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水泉小学每学期也有学生流失，代课教师魏敏芝为了看住学生，独自进城寻找辍学学生，最终实现了“一个都不能少”的诺言。

　　而在黄地湖小学，杜坤林也曾打算在9月新学期到来时，将这两名学生转到到山外的学校去上课，“毕竟外面条件会好一些”。

　　如果不被征用做水厂，杜坤林离开，这所学校也将面临关闭，对此，从业30多年的老教师言语间颇为失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对学校、孩子都有感情”。

　　去年还有4个学生，今年就剩两个了。当我和战友薛志兰来到杜坤林的老师教师办公室时，杜坤林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三十年来的教学生涯，和生活经历，以及自己和两名学生之间的故事。

　　“每周的音乐课就带两名学生唱唱歌，因为山里没有电，有电脑也用不上。”杜坤林老师说。

　　“你们村子附近还有其他学校吗？”我问道。

　　“这里有3个自然村，只有这一个小学，也没有初中，初中到县里去上。教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既当老师又当校长。”杜坤林说。

　　“除了语文、数学课之外，其他课程比如音乐、美术、体育都是你自己来教？”我的战友问道。

　　“对，这些都教，音乐课上的话我不会五线谱，就是教唱歌。美术课一般是画个简笔画。”杜坤林说。

　　“你既要当老师又要做校长，可谓身兼多职。你的日常生活怎么打理呢？”我问道。

　　“这要感谢我的老伴。自从我师专毕业被分配到黄地湖小学以后，我单身一人度过了整整五年。就在我准备申请离开山里到县城附近的小学去任教时，在一次学生家长会上，我认识了当时是代表家长来开会的村姑王岚英——现在的老伴。也许是我俩有缘，从那次见面以后，便相互爱慕，一年之后我俩遍成了夫妻。”杜坤林微笑着，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杜老师接着说：“我俩结婚以后，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婆一直都在陪伴我，直到我的两个孩子要读初中了，她才跟孩子一起到我的城郊老家安身，一直坚守到孩子们上了大学。在孩子上大学以后，她也曾想再进山来打理我的生活起居，但因为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也需要老伴来照顾，从此我一个人也陷入了孤独。由于学生愈来愈少，课外的事情也就慢慢少了，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搞一些种养，现在除了肉类需要到长陵的三标墟请人带，鸡蛋和蔬菜等农作物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了。”

　　“亏了你！你真的很不容易。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也曾在乡下带过十几年，但论生活条件我比你好了几十倍。你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而且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这样的人，这样的教师在现实社会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真不知道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你。”我不无感慨的说道。

　　杜坤林告诉我，在现实社会里有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比如，去年学校里还有4个学生的，今年就只剩下王诗龄和王超两个学生了。他俩都是有特殊情况的。像王诗龄还在这里上学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在镇里上学虽说可以享受“两免一补”，但来回的车费都没有人给免，车费一周来回就得100元钱，一个月就得400元钱。他和爷爷一块生活，家里负担不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失去学习的权力吧。再苦再苦我也得坚守下去。如果政府真的会征用这里的田园山岗，我就会坚持到这个村全部迁出为止。

　　“只有两个学生，你也会按照正常进度来教学，比如布置作业、考试等等？”我问道。

　　“对的，作业该批改就批改。期末考试到山下的小学参加，也是让他和其他同学比较比较，看看自己在全乡的名次。”杜老师回答说。

　　“两个同学，万一一个没有来他会不会觉得很孤单？”我好奇地问。

　　“当两个同学在一起时他们就结伴而行，相邻而坐，万一一个因为生病等原因没有来上学，他俩中的一个就自己一个人上下课，自己一个人踢足球，偶尔会到校外溜达溜达，我有时候看他枯燥了，就带他去山上听鸟叫散散心。但他年级小，爱玩，经常给他讲道理，但听不到心里去。”杜老师有些遗憾地说着。

　　我了解到杜坤林的父亲也是个教师，曾经是他所在学校的校长，以前还被评为过“全国优秀教师”，杜老师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后来只去读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正好当时村里的学校缺老师，村支书和我父亲商量后就让他从外面进来教学了。刚进学校有八九十个个学生，1986年、1987年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个学生，1999年开始就有他担任学校负责人，那时也只有60多个学生了。

　　“学生数量在逐年地减少，多数原因是因为辍学还是转学？”我问道。

　　“很少转学的。主要原因还是村里太穷，年轻人到了婚龄后，都到外面生活，没人愿意留在村里。人口少了，学生自然就少，现在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已经没有年轻人了。”杜老师说。

　　与我同行的薛志兰告诉我说：“早在2000年，这个村里的人能顾上温饱后，年轻的，慢慢，慢慢地不愿意在村里呆了。而且多数都远走高飞，去寻找他们的理想的地方，圆自己的梦去了。比如我姑姑的三个儿女全部都去了广东，而且都是牵儿带女居家‘出走’。姑姑好些年前就过世了，如今只剩下我的姑父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村里，要不是杜老师的热心肠，给予姑父悉心照顾，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原来，杜老师目前不光是两个孩子的老师，还是村里孤独老人的“义子”。在黄地湖，大坝头这三天时间里，我从中了解到杜老师很多的令人感慨，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他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这里周边好几个自然村的群众都很佩服这位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做事的老师！他不但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像薛志兰姑父这样的老人在村里有好几个，无论离学校近的还是离学校远的，只要他有空闲都会隔三岔五地看望一下。杜老师觉得他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即使自己不是党员，出于一种善心我也应该这么做的。

　　我问杜老师：“你说你曾经劝王诗龄到山的外面去上学，他自己怎么想呢？”

　　“他当然想去外边的学校上学了，起码学习气氛好，小伙伴也多，但是他爷爷不让他去，家里困难，去不起。因为我教过初中，诗龄他爷爷打算让我教他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再让他去打工。我对他爷爷说，你这想法不现实，我就能教到六年级，初中课程那么多，一个人没法教。从现在起，还有两年他就要小学毕业了，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杜老师说。

　　当教师没钱给儿子盖新房

　　杜老师告诉我，1996年这里一共有5名老师，到1997年的时候就剩3名了，而且两个是代课教师，那里面还有两个是我的学生。现在老师们都到山外找其他工作了，趁年轻找点别的工作，比在这里干教师强。

　　当我问到那你杜老师为什么没换工作时，他非常爽快地告诉我：“其实我也考虑过换工作，但是一辈子都在干教育，离开了教育也没有其他特长。周围人总说，你这么认真勤奋工作，为教育做出贡献，应该会有回报的。但现在我也不求能转正了，我的想法是干到60岁，干不动了，国家能给点养老金我也就无怨无悔了。”。

　　当我问到你杜老师在这里工作，每个月能拿到工资有多少时？他说：“在三年前，我的工资只有1000元钱出头，从去年冬开始涨到了接近2000元。我是一边教书一边干些农活。干教育这么多年，最让我痛苦的是，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因为我穷，拿不出钱，耽误他找对象。我也没钱给他盖新房，他只能去女方家当上门女婿。结果儿子反倒安慰我别难过，说他在哪儿生活都一样。”。

　　我问杜老师：“还有两年你的这两名学生就要离开了，如果政府不征用做拦河坝，那么这所学校还会有存在的可能吗？”。

　　“等到这两名学生走后，村里没有适龄儿童了，也就没有生源了，这个学校估计就要关闭了。我今年也58个年头了，也到了该离开的年龄了。等到他俩毕业走了以后我能到别的学校教书就去，实在是去不了，再说吧。”说到这里，杜老师神情似乎有些沮丧，但却没有丝毫的埋怨。此时的我，心里也像打了五味瓶。

　　那天，当离开黄地湖小学时，似乎有些恋恋不舍！这种感觉一直氤氲在我的脑海中。从老家回来深圳，这心里一直就记着这位老师，宛如似曾相识的一位老朋友，又好像在电影“一个也不能少”的镜头里看过他。

　　——丁酉年夏作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