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当年，邻人送我一盆吊兰，置于院中。使原本空荡荡的小院，陡增了几分生气。
初春时节，妻子捉回几只小鸡，养在檐下的纸箱内，谁知那些小东西不甘寂寞，趁主人不在，越箱而出，在院中寻食嬉戏。兴之所至，竟将那翠绿的吊兰叶片化为腹中之餐，气得我将小鸡通通地关了禁闭，也算是对那吊兰的一点慰藉。
然而，没过多久，那吊兰盆内却又冒出了一叶新芽，几场春雨过后，竟生气勃勃地抽出了一片片嫩绿的叶片，比早先还水灵、可爱，此后，我对这死而复生的吊兰自然多了几分关心，那吊兰似乎也颇为感激，长得格外繁茂。
谁曾料到，深秋那一天，由于我的疏忽，竟让吊兰又遭厄运。那日，寒流忽至，朔风怒号，我却埋头于灯下爬格子，忘了将吊兰移至室内，次日清晨，只见吊兰的叶片披着一身白霜萎头蔫脑地垂挂在盆边，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我连忙将它移至房内，期盼着它再次起死回生。可惜，没几天，那冻伤的叶片全部枯萎了。我好生懊恼，总觉得对不起那曾装点过我生活的吊兰。
冷空气过后，气温渐渐回升。不久奇迹再次出现了，从枯黄的吊兰丛中又顽强地顶出了一簇新芽。冬去春来，吊兰的叶丛中款款地抽出了一两条纤细的葡匐枝，枝上又滋生出一丛丛的嫩叶片和白生生的气根，几场春雨过后，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又飘出了幽香。我做了三个托架，小心地将吊兰悬挂在檐下。微风中，那葡匐枝在悠悠地晃动，犹如婀娜少女在翩翩起舞。
夏日，全家赴京探亲，匆忙中，我这个马大哈，竟又将吊兰孤零零地挂在檐下。待探亲归来，那吊兰早已被炽热的阳光夺去了生机，只剩下黄巴巴的两条葡匐枝无精打彩地耷拉在盆边，好似在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养花人摇头叹息。
此刻，我心中突然生出一种预感，这吊兰不会死。果然，一场霏霏细雨之后，一叶嫩芽终于破土而出，它又活了！
此后，这盆命运多舛的吊兰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陪伴了我多年。而我，也从这吊兰的坎坷经历中悟出一条颇为有益的人生哲理。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磨难之时，想到这盆吊兰，内心便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好像，我这辈子注定了将与小屋结缘。
四十多年前，我与她在水乡小镇的同一所学校教书。我住在教学楼的小阁楼上，她则住在楼对面的半间平房小屋里，我们的小屋，除了搁一张单人床外，再没有更大的空间了。就在这样的小屋内，我俩相识、相恋，直至相爱。那年春节，我们回到扬州完婚。婚后，匆匆返回小镇，我将被褥一卷，盛放衣服的箱子一拎，就搬进了她那小屋，开始了我们的蜜月生活。
小屋内，一张单人竹床，两只箱子，外加一张课桌和脸盆架，这就是我们小屋内的全部家当。
后来，随着学校住房条件的改善，我们也搬出了这间小屋。十来年后，我们居然住上了近八十平米的单门独院。院中，还种上了飘着清香的栀子花，养了几只母鸡。每天，女儿放学回家都伸出小手，从鸡窝中掏出热乎乎的鸡蛋。
温馨的小屋
二十多年前，我们为尽孝道，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小院，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新的工作单位皆表示，工作可以安排，住房无法解决。无奈，我们只得栖身在岳父名下的一居室内，重回到了更漫长的蜗居生活。那老式的一居室，面积只有三十多平米，客厅极小。我们一家的日常起居几乎都在卧室内进行。已上高中的女儿，夏住阳台，冬住客厅，一张单人钢丝床陪她度过了少女时光。
就这样，我们在这小屋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眼瞅着京城大地，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我们也期盼着何时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宽敞住房，但在疯涨的北京房价面前，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那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想。妻子暗自懊悔，当初不该草率回京。
我倒十分想得开，还常在妻子面前夸起蜗居的优越性。住小屋好，那巴掌大的地方，你打扫卫生可比那住大房子的人家轻松多了，更无需请什么小时工，多花许多冤枉钱。住小屋好，那暖气费、水电费、物业费，要比那住大屋的少好多吧。住小屋好，一家人聚在一间屋子里，谈天说地，热热乎乎。即使夫妻拌个嘴，想分居也没地儿啊。一席话，说得妻子扑哧一声，也忍不住笑了。
待到女儿出嫁之时，老家的兄嫂、表妹母女代表家乡亲友来京祝贺，我们原想安排他们住在饭店，他们则大不以为然：没事，挤在一起热闹。新婚前夜，我们一大家子七口人，硬是挤进了那间小卧室内。大床、小床加地铺，大家聊起兄妹情谊，情真意切，彻夜难眠。
后来，我干脆置了张沙发床 ，有客至远方来 ，大床让给客人，我俩睡沙发。两床紧挨在一起 ，聊起家常来，平添了几分温馨和亲切。
自打宝贝外孙女出世，我们的小屋就更热闹了。只要月月大驾光临，总吵着要和姥姥睡。乃至月月上幼儿园的三年，姥爷我就整整睡了三年沙发。每晚，那月月从大床蹦到沙发，来回折腾，笑语欢声，也让我们享尽了天伦之乐。
近几年，岁数大了，兄弟姐妹的亲情使我们的来往频繁了许多。年已古稀的大姐和兄嫂都常到我这儿过年。三位老人依然坚持不住饭店，竟异想天开，横着挤在大床上。妻子没辙，只得在大床边加上几张凳子，以提高床的安全系数。而我那外孙女也爱凑热闹，非得和姥姥、姥爷挤在沙发床上，和几位老长辈打起嘴仗，乐得老人们嘴都合不拢。
看来，我们这辈子也许只能在这样小小的蜗居内度过，但我总觉得，只要拥有纯真的爱情和浓浓的亲情，哪怕再小的小屋，也是最温馨的。
手足情深
阔别数年，我与老伴又回到了我的故乡——古城扬州。得知我将回乡的消息，生活在安徽黄山脚下年近八旬的大姐与在黄浦江边哄孙子，年过花甲的妹妹都几乎同时回到了家乡。
这一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已齐聚故乡了。年逾古稀的哥哥亲自与侄儿开车去火车站迎接，担心我的腰伤，哥哥抢着拎起沉重的行李箱。轿车沿着宽阔的文昌西路，向市区疾驰。在路边的绿树丛中，一幢幢高楼、一幅幅美景映入眼帘，家乡的巨变让我们的双眼目不暇接。
回到哥哥位于瘦西湖畔的家中，一盘热乎乎的扬州包子端上了桌，我们品着香茗，尝着已好久未曾吃到的家乡包子，好香啊！
哥哥是家中的顶梁柱，父母年老之后，他作为长子自然担当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从省城南京调回了扬州，令我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感到汗颜。父亲二十五年前去世之后，他把母亲接到身边，我们每次回扬，也总是住在哥哥的家中。多少年来他总是非常关心我们，三天两头主动打电话嘘寒问暖，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兄弟之间的骨肉亲情。
姐姐已先我们一日回扬，姐姐见到我们分外亲热。看到姐姐气色红润，我们自然异常兴奋。拉着姐姐的手，问长问短。姐姐早年曾是扬州纱厂的一名女工，后随军和姐夫去了大西北的甘肃，姐夫转业回到安徽，姐姐便没有了正式工作，姐夫前几年去世后，姐姐每年辗转北京、马鞍山、黄山的儿女处生活，好在儿女都很孝顺，姐姐也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只要我一回扬州，姐姐就立马赶回扬州；只要哥哥一到北京，姐姐闻讯就从她儿子那儿搬到我这蜗居，哪怕与哥哥嫂子三人挤在一张大床上也乐意，真是姐弟情深啊！
回扬后，稍作休整，我们就和姐姐一起，匆匆赶到居住在螺丝结顶老屋中的大弟处。大弟也已年过六十，六年前就因中风后遗症而行走不便，刚走进巷口，就见到大弟正拄着拐在巷中遛弯。叫一声大弟的名字，大弟见到了大姐与二哥、二嫂，自是喜出望外，我们扶着大弟，走进老屋。聊起大弟近来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他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成家最迟，婚姻大事到四十岁才算有了着落。如今虽已年已六十二岁，唯一的宝贝儿子才上大学。前几年，大弟媳妇下岗，他又突患中风，病休在家，孩子年幼，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作为做二哥的我，自然每逢回扬州，总是在他手中塞些钱，而大弟见了我们，总是眼含热泪，我们也是好言相劝，鼓励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扬州的日子里，兄弟姐妹，除了大弟因腿脚不便，其他五个总是常聚在大哥家，一边搓着麻将，一边聊起各自的家庭和孙辈的件件趣事。大哥大嫂总是张罗着从菜场买来河虾、鱼丸等各种时令美味，还断不了剁来香味扑鼻的老鹅，让我们大饱口福。大哥的儿子、女儿还分别在饭店摆了两桌丰盛的酒席，色香味俱佳的淮扬菜和家乡的大螃蟹，让我们感受到小辈对长辈的那份尊重和热情。
父母生前最疼爱的老儿子——小弟，再过两年，也将退休。他如今依然每天在公交公司开班车，工作负担不重，班车开到高邮湖边的菱塘镇，他便独坐湖边，当一回钓翁，常常钓回十数条真正的高邮湖野鲫鱼，下班送来给我们做上一盆鲜美的鲫鱼汤。
为了感谢全家人对我们的盛情款待，我们在瘦西湖旁的大五酒店，宴请了在扬州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儿孙们，二十来口人济济一堂，好热闹啊！我那妹婿因十五年前一场恶性脑瘤的突袭，首次手术失败，我们将他接到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终于挽救了他的生命。但脑瘤后遗症使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视力模糊，口齿不清。十多年来，在家，妹妹是他的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出外，妹妹是他的拐杖，走到哪都带着他。这两年，妹妹为了去上海哄孙子，无奈之下，只得将他送进了扬州的老年公寓。在扬的兄弟便承担起照料妹夫的责任。那天我特地打车接他去饭店，他也特别高兴，抽着大哥递给他的中华烟，喝着醇香的白酒，与家人聊着别人基本听不懂的家常话。
我端着一杯红酒，即席念起了一首算不上什么的顺口溜，给欢聚一堂的家人助兴：
金秋十月回故乡，全家欢聚喜洋洋，
永记父母养育恩，手足之情岂能忘？
兄嫂互敬又互爱，大姐老当又益壮，
妹夫公寓将身养，妹妹抱孙心欢畅，
大弟弟妹放眼量，闯过难关迎朝阳，
小弟夫妇多恩爱，好好孝敬丈母娘，
祝愿大家都幸福，全家一齐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