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城
我辍学在家，几个同伙还在学校里闹革命，他们说要去拉连，邀我冒充学生一起去绍兴，观看鲁迅纪念馆。如果那次进城算第一次，这次便算不上了。公社一位姓陈的干部，他通告我们三个青年，说：“你们明日早晨六点半，在海角寺的岔路口等队，搭乘公社的中型拖拉机去县广播站……。”我衣裳穿得单薄，霜白严严，拎着一床被絮迎着霜风浑身发“胖花抖”（弹棉花曰胖花）。公社干部特地来送我们上拖拉机的，他神情严肃地教训我们：“你们是代表公社去工作的，平时要多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服从领导分配。如果拆我们公社的牌子，马上叫你们回来种田！”走出烂泥田，进城去拌水泥的，终身只配与泥为伍，但能挨到进城拌水泥，算额角头碰到天花板，有说不出的幸运。
拖拉机在县城的太平桥（浮桥头）一端停了。红鼻子司机说：“你们下去吧，拖拉机开不过去了！”
我们下来才明白，桥头横着一具棺材，诸多人臂套红袖章，头戴藤帽，手持铁棍，气势汹汹的不让任何车辆从这儿过去。听说陈尸桥头的人，是“二月逆流”英雄牺牲的革命战士。我对世事向来认识模糊，二十来岁的人，仍有许多看不懂的世事，且低头过桥，不知广播站靠左还是靠右拐，急向路人打听。“同志，广播站往哪里走？”那人头一甩；“往梅头（过那边走）！”终于找到挂着“人民广播站”的牌子，左边是机关“红旗食堂，”右边是县邮电局，中间是广播站。
三个都是第一次出远门，除了大悟人拉白泥（陶土）车到过火车站，根本也没有来过县城。进了广播站的大院，也不知道去寻谁好，背着笨重行囊，如“闯关东”的难民。走到办公室去打听负责接待我们的人是谁，都说“勿晓得！”三回六转之后，农民笨心发作，便说；“会遇到这种处境的！”正被来了的一个官听见，他瞪着眼睛责问道；“是谁说的‘遇到这样的处境！’啊！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处境！……”这正是广播站的站长。后来得知他是我们的同乡。正说着，又来了两位头目，听扯谈的口气亦是同乡人。我稚气的想：这广播站难道是同乡人办的。
具体分管我们工作，是一个姓俞的年青，我们跟着他上三楼去安顿住房。跟他走上扶梯去敲第一间的房门，从里面门隙中探出一个蓬头稀拉的妇人。“你想干什么……！”他尖削削的喉咙，像一只警惕性很高的刺猬，竖起铁针一般的羽毛，非常之不可侵犯，立即将“闺房”的门“嘭”地关实。我们吃了闭门羹，一阵肃立，只得垂头丧气跟着俞下楼，他动了动脑筋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去就来！”须臾间，他喊来了刚才三位大人，疾步登上三楼，“嘭嘭”像撞差不多的敲门，启了一条门缝，“哗”的被势不可挡的力量推开，一把拽住女人的乱头发，其它二个人的男子拳头，在女子羸弱的背上如擂鼓，那妇人也不甘示弱，大声喊：“——某某杀人啦！杀人啦……！”救命的声音，震得水泥洋房一直“嗡嗡嗡”的回响。三位见她气焰嚣张，便越发的狠了，抓住她的长头发，从三楼一直倒拽的拖到底层为止，女人骂，三位以拳脚奉送。姓俞的线务工胆比较怯，他怔怔的立于一旁观看，等醒悟过来，用哑沙沙的喉咙对我们仨说：“……你们把她房子里的东西，统统拾出去，放在过道上就不管它。你们暂住在这儿，饭在隔壁的红旗食堂里蒸，等会我会领你们去的。”
妇人那间让出的“闺房，”头顶悬挂着一盏血血红的电灯，猪血一般的红光，照得白壁墙也血淋淋的，整个房间宛如浸泡在血色之中，窗口放着一只铝质饭盒，一双筷，牙刷、牙膏、牙杯。一床地铺，二件编织草包，一床芦席，枕头上有个电筒，电池脱出后，将它颠倒置着，一本笔记，仅此而已。那个行山人不知在问自己，还是问我们两个：“……这女人半夜里尿急怎么办，哪里去拉？”他的话我想三天三夜也想不到的，弄得笑倒在地。行山人在家里夜壶用惯了，周围不见另有厕所，料想女人必定也得有盛尿器的，当里面的物品全都收拾完毕，仍不见尿壶，于是百思不得其解，便忍不住问我们两位的。
浇广播柱
红旗食堂的主任的印象，有“他煅成灰都认得出来”的深刻。阅人虽少，毕生未见有这么长的脸孔。主任姓甚名谁本不清楚，想他不会姓“马”吧。一日，他拦住对我们三个人说：“你们……广播站几年都没有交过搭伙费，不许你们再到食堂里来吃饭！”我们急忙向俞先生禀报，他说：“揶（你们）开睬其（去理睬他）做鞋卒（干什么）！其来客对五倒六（他在胡说八道）！”我们虽是“大观园”里的小丫头，搭伙费本是王熙凤管账的，躲得过我们就躲；躲不过，就厚着脸皮且过，唠叨了一阵子之后，忽见红旗食堂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约云“马”主任因贪污食堂里的菜饭票，已证据确凿，罢免其主任之职务，并永远清除出“红旗食堂。”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这“食堂”的情节本应安排在以后的故事中叙述的，但觉得太乏味，删去的同时借此了结。
为普及农村家家有有线广播，全县各地需要大量的广播线柱，县广播站决定到我们农村招收临时工，也许当头的出于家乡观念，才到我们那边去招收，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也得不出结论；就是得出也毫无意义的。
第二天早晨，头目向我们开始训话：“你们是从农村挑选上来的，要好好的工作，服从领导分配，遵守党的纪律，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警告你们，同你们一起劳动的有阶级敌人；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有坏分子，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该同他们说的话不能说……一切必须服从俞某某同志的领导！”
浇水泥柱的地方称“南门头”的，在临浦阳江畔的西岸，对岸就是郑旦的老家，与西施浣纱的石相去不远。沿江的一条街又叫“半爿街，”现在还是单面街路，无非江边开发做了花园。江防大堤外面建了一个预制工场，最里面搭有一个棚子，被视作室内场地，目的让大家雨天好扎钢筋架子。中间的是浇水泥柱的，靠大门进口有个露天场地，摆着铁墩子，一小撮人在“丁丁当当”的敲打，将弯曲的钢筋调直。进场地必须过大埂的闸门口，这道闸门是为了防止洪水倒灌。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成为一个黄沙搬运码头，不断有黄沙一船船的靠岸，搭上跳板，将沙挑上岸去，堆成沙场。然后再由人力车搬运到火车站月台。这条马路直接通向火车站内。现在的南屏街，原来是陡峭的一段埂坡，从早到晚，从春到冬，穿梭的黄沙车（劳动车）像“伙蚁婆婆（蚂蚁）扛鲞头。”苦力者赤膊草鞋，只穿一条短脚裤，背脊弯得像拉开的一把弓，脚梗青筋暴绽，汗如雨下，男拉女推，吭嗬如呻，牛马不如也！车肚下面滴着渗水，千车万车，滴水成渠，你碾我踏，辙沟如壑，苦不堪言矣！前车之鉴，避之不及而落入窠臼，夫詈妇不力，妇怨男无用，怨声载道。使用高轮车（原轮子很高，叫高轮车），如伶仃的小脚婆婆，一旦撇翻，常爆胎泄气，路侧皆补胎修轮营生者。
江边埠头，居民早上挑水，稍晚些，砧上捶衣，之声“嘭嘭！”婆妈闲话家外六事，“鞋卒、媒驮”（什么、那里），土语鴂舌，隔山有异，听不懂者，如外文也。
我们刚走到工场的大门口，迎面碰见因我们被驱逐出的那个强女人，她看到我们，瞳孔里仅有一点热气，刹那间熄灭了。后来得知她也是同乡。一次，见她饭盒三粒像麻将牌大的饭，吃一顿麻雀的食，弱不禁风，与披头散发喊“某某杀人啦”相比，我半天想不通，她从哪来的力气喊。她长期受隔离审查，革命故事广为流传，几近家户喻晓矣，概括她只有一个字：“硬。”前面否“死，”我毕竟没有参加过大革命队伍。她们中间有县原教育局长、副站长及各种站错队的头脑们，原教育局长听说是山东人，属于南下干部一类的。副站长是银杏人，亦是同乡。一个姓周的，我后来接触较多，我曾经跑到他隔离审查的“横街弄1号”去煮罗汉豆吃。他住在一个低矮的小楼顶，置一床，靠北窗一张三足的半桌，桌上一煤油炉子而已。罗汉豆在煤油炉子煮的，早已忘了鲜否，肯定没有“六一公公”的罗汉豆，来得好吃，区别在一个“偷；”俗话说：“偷（透）鲜，摸（蜜）甜”也！西窗无烛，一谈夜沉，半夜狂风闪电，惊雷响彻寰宇，飓风吹得街口的法国梧桐东倒西歪，山雨欲来，满楼风也。幸亏广播站的院门夜不闭户，否则这一晚要露宿街头了。周先生后得到了升迁，官至县公安局局长。在审判杨明全父子杀管山老一案，在故家桥上不期而遇，他从三轮摩托车斗上下来，我邀至家里，萝卜干、麻蚬（蛤蜊）汤和淡饭，虽盛心有余，待之不足，愧疚室陋矣。此后便没有他的信息。我当时想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张先生劝告说：“小人头，这个东西要惹祸水的。我劝你甭买！”他们那边一小撮，与我们这边信息不是很畅通，主要有一道分水岭，被再三“警告”过的。监督她们的同时，自己的一举一动也被人监督。闲暇之余，她们也无聊，只能讲些笑话，像农夫坐在田头说乱话一般粗俗。被打的女子说，某一夜，某某播音员患急性肠胃炎，屡屡闯到厕所去方便（估计男女只有一个厕所），厕内又无照明灯，女的刚坐上便头，隔壁一个男人尿急，如“老马识途”摸到老位置挖出就撒。吓得对面坐着的播音员，大气不敢出，对她的身子扬扬洒洒的一泡。竟成为她们“佳话。”
工场内人员结构是这样的，打倒的一个阶层，我们农民一个阶层，由居委安排工作的又是一个阶层。负责人事的俞先生正值中年，大胡子，大块头，成天嘻嘻哈哈，爱说田间乡老蛮话，完全不像一个能领导的人。他说“我小花脸当皇帝！”他直接受广播站领导班子的领导，还经常要他去湄池一带察看线路，便把工场的劳动任务及工作人事安排，则全委托给临时工李某。同行有流言飞出，说这个人会巴结领导，老婆也不要讨，喜欢与人搭（姘）搭的。李某说话没有连贯性的，勾勾扳扳的倒不是因患有口吃症，而是习惯酿成的刁钻。这样说话有个好处，觉得不合适的时候，半句谈头可以收回来嘛，或咽下去不再吐出来。他眼睛瞧人，目光自下而上，不直接面视，特别斜视的余光照笼罩你的身上，阴嗖嗖的，与他相处总觉得不大可靠，所以与他的关系不冷不热。我们把水泥从仓库中抱到场地，按灰沙的比例挑沙，掺瓜子片，卵石，先燥的拌匀，然后直接从浦阳江里抽水，拌成灰浆为止。将钢筋骨架抬入模具槽中，料上一满，两人抬上振荡机震动，一人斜背着电钮开关盒子，来回在模具上面拖动震荡二遍后，上面扑些滑石粉，将模具翻倒在地，解去扣锁，空模抬高复原。指标每天需制作42根柱子。
三名女工
里弄工等于现在的无业人员。三个中年妇女，一个家住在花园岭顶的，丈夫在县收购站工作，一男二女，估计三个女工当中，她的生活算是最不坏的。一个叫ying，男人在大革命中战死的，听说也是南下干部，是某手工业社的原第一把手。她到这里来工作，属于有功之臣，照顾性的一类。听这女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氏，不但舌头有点咬嚼，而且做了孤霜之后，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孤。动辄给人一种“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派头，颇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不讨厌她，但也说不上喜欢。脑海记忆最深是susou，人像个“烧炭婆，”脸上生有许多的鸟子（卵）斑，貌看如个大麻婆。她鼻子很尖，尖头常挂着清水鼻涕，二个手指头“叽”的一捏，随手往地上甩。她的嘴巴也有些儿尖的，镶着银牙的门齿洞开，三百六十五天露在外面，耳朵有些重听，个子矮小，行快步，说直话，干快事。男人是搬运站退休的老人，吃饭不管家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两儿一女插队落户到红门。幼子才六七岁，最为耍无赖，但聪明，滑稽，人见人爱（李某喊他“小抲奸”）。时常跑到工地来向他母亲讨钞票，下午3点前后，有一班火车要进站，站台上卖一种油煎饼，凭火车票，一角一只，形状大小像猪的耳朵。母亲不肯给他，他总有办法让母亲掏钱出来。“小讨债！你一个人要用多少钞票，咱日子不用过啦！”母亲骂归骂，被他弄得化嗔为笑才罢。他长着非洲人一头自然的卷发，同事们爱同他调皮。“‘小抲奸’（捉父母奸者）人长得挺喜乐（活泼）的，假如他的聪明能用在正道上，将来定有出息。”其哥约十多岁，少年老成，额头上皱纹很多，工人取他“寿字猪头”的绰号，样子非常的憨厚，早辍学在家，劈柴、生煤炉、担水、买米、抹桌、扫地等等，家里了理得津津有条。Susou住在大桥脚下的矮屋弄中，面对熙熙攘攘的电影院，我离开县城之后，去得最多的要算susou她家。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只是想看一看这位老妇人，她也希望我常去，有时说：“房子小了些，你跟小讨债好困（睡）一张床的，住个晚上去吧。”她的负担应该很重，后来又被同伙排挤，失掉了这份工作，失业后东奔西走。我看她辛苦透了，但她从不觉得自己辛苦，浑身上下一个“快”字了得，将多余的空话都甩在屁股后头。
他只会拉“粱祝”
大悟村来的那个伙伴，说自己从八岁就开始抽烟了。的确，他从来不去食堂里买碗菜吃吃的，一缽头淡饭从食堂捧来，抓上一撮头家里带来的燥毛干菜（生霉干菜），“唏里哗啦”的咽下肚去。他叹苦说：“……（大队）规定我的，每天要上交生产队一块钱，买10个工分，可是交进去的一块钱，到年终考方案，只剩下了六毛，我在‘开着眼睛拉尿出！’剩下三毛钱做津贴，八分一包经济牌，每天要吸两包，粮票要买的，食堂饭票要买的，……到头来吃过用过剩得个屁股，不亏空算婆婆万福。有时想，苦做苦不如家中自在，实在不行，我是要逃回家去的……”他边说，边去拿依在墙角边的一把二胡，先“驮驮”地喝二大口白开水，每天晚上要灌下十二吋杯的一杯开水，一杯倒空了大半把热水瓶。他盘腿在地铺上，“嘎嘎”胡乱的调一下琴弦，演奏起梁祝的“十八相送”选段。说老实话那年月只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毒草，没人敢演唱的，听一二次还可以入耳，天天晚上拉同一个曲调，若滑铁卢小镇天天上映《滑铁卢》的电影，再好，到后来花钱请你去看，情愿倒贴出钞票向他讨饶。但是他除了会拉“十八相送，”不知道天下还有《二泉映月》之类，问他为什么不演奏一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坦白交待。说：“我哆唻咪发嗦（12345）都不知道。你们教我怎么拉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演奏技巧与意大利歌圣，帕瓦罗蒂如辙一屐，不识其歌谱也照样能唱出人家唱不出的高八度。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任其吱嘎吱嘎的“挑料桶担”（对拉二胡的不敬）。
他收拾好胡琴刚睡下，只有擎宽的住在隔壁的邮电局宿舍，“嘎啦啦”的手风琴伴奏骤然响起，听厌了二胡，听“北京有个金太阳，”第一夜听洋乐器也挺新鲜的，第二晚亦马马虎虎，三四五天之后，夜夜如是，人不能安寝，便觉着太烦躁，拉二胡的爬起来，隔着窗子大骂手风琴，如是“不许百姓点灯。”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的日子在九天之上，不知农夫在九地之下。通宵达旦的折腾，明天怎吃得消做苦力。真是恨透了这班鸟男女。后来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邮电局的女青年正处于“发情”期，所以雄人班进班出，演奏只是借口而已，荷尔蒙性息素在刺激她们。从此担忧晚上的来到，曾想通过正当渠道向广播站领导反映，请求他们向邮电局反映这事，但我们是农民工，在社会地位的资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大悟人说：“——去反映有屌用！农民是毛主席小老婆生的倪（儿）子！在同墙壁呵气（白费力气）！”确实不会有作用的，便心生恶念，他清晨起来，将憋了一夜头的浓痰，对准她们的玻璃窗，“呸！”搭在上面，吸烟人的口痰总特别的浓，粘在玻璃上如一只翩翩欲飞的大蝴蝶。数日不见有“意见”反馈过来，笙歌依旧，我行我素，心里恨她们的涵养性。大悟人抽劣质香烟；喝大杯的白开水，夜里尿急且频，三楼又没有厕所的，我开玩笑的对他说：“你晚上尿急，何必冷冻冻的跑到底楼去小便呢，不如人站在窗槛上，往弄堂中撒下去即可，看她们收敛不收敛！……”其实是带教唆性的一句笑话，大悟人听了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天蒙蒙亮，倏地跃上三开窗，从三层楼撒到弄堂的水泥地坪上，凌晨的声音如尼加拉瓜大瀑，一女青年从梦中惊醒，撩帘前来察看，见大悟人立窗之状，大声惊呼：“——有介咯流氓”（这么个）！大败。大悟人被她一呼，只拉了一半尿，一时也刹不住车，从外一直淋到室内。我与行山人在被窝中狂笑不止。大悟人脸色煞白，忧心忡忡地同我们说：“遭（这下）闯穷祸哉！”行山人还要再踢他一脚头，说：“还不赶快逃回家去！”固然邮电局打电话给广播站大人，说我们用浓痰糊她们的玻璃窗，对着女职工宿舍撒尿，无恶不作！大人上来严肃警告，说：“你们今天不写检讨书，给我马上滚蛋！这是十足的流氓行为……”我向来不把上级放在心中的，百般抵赖说；“你们不作调查，随便下结论是我们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调查问题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即一朝分娩。’信口冤枉我们是官僚主义作风！”大人哑口无言，因当时无法将唾液和尿样作DNA鉴定。“就算我们是流氓，只是高低而已……”我逼大人上了梁山。
“她，她……她们演奏的是革命歌曲。——仰打我个硕杀”（此语是否在骂娘，至今不知道）！大悟人终于找到为自己逃跑的最好借口，被站领导狠狠的一顿骂，接下来还要写检讨，加之行山人“公安局马上派人来抲你了！”他把二胡裹在被絮中，铺盖一卷，早饭也不敢去吃，仓皇出逃，再也没有回来干活。
我想；他以后的日子，一定坐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嘴角边斜叨着八分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旁边泡着一杯酽酽的粗浓茶，先“驮驮”的两口，拉他独一无二的“十八相送。”猛然想到《觚賸续编》云：“乐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贫主，本佛经语，而高季迪《悲歌》则曰贫少不如富老，美游不如恶归。”虽我辈斗大的字不认得一升，也无一技之长谋其食，谈不上儒和君子，装模作样的去谋道。政治集团自己掀起一场“阶级斗争，”殃及池鱼，把农民当作政治的试验田，逆来顺受，他们给我们做的“政治绣花鞋，”穿着舒服不舒服，只有“脚”自得知。出来打工只是为了度日，不得已而为之。
浦阳江
据《嘉泰志》云：
浦江在县东，源出婺州浦江，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诸暨县溪，又东北流由峡山直入临浦以至海，俗名小江，一名钱江。郦道元水经注云：浦阳江导源乌伤县（义乌），东迳诸暨与泄溪合，东迴北转经剡县。
转眼到了一年一度的黄梅天气。冒雨到工地上班，一看，大水已漫进踏步，露天不能工作，天天在棚子间扎钢筋。“黄梅时节家家雨。”人也快要霉烂了，漏天女娲不补，永无出头之日。浦阳江水在不断上涨，领导终于说，“工场被淹没，已经不能工作。”我站在堤岸上看浩浩荡荡的洪峰，不断上涨的洪水舔着堤岸的边，一探一探快到了脚底，仰观上流，天际与汪洋一色，乌鸦与愁云齐飞，从上游卷下来挂着瓜儿的藤蔓和秧苗，麦秸秆及连根拔起的桑桕，山民草屋的顶棚和逃不出去死掉的猪鸡，随波逐流的一沉一浮的奔流到海，扑鼻的浓烈的泥土气和水腥味在空气中弥漫，真的像要天殊地灭。搁在桥墩上的杂物越缠越多。听人在谈论，“雨再落下去的话，要拔三十六洞了！”我不是当地的土居，“三十六洞”虽时有所闻，但对它的用途知之甚少，拔三十六洞的闸，只晓得是万不得已的事，“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之称的高湖沿一带，将立即成为泽国，民为鱼鳖，一年无收。拔闸为保住浙赣线铁路，采取“丢卒保车”的措施。傍晚，有人用草包沙泥把埠头的闸门垒煞，并派人彻夜巡堤，有线广播不断向全县乡村转达“全民防洪”的政治性口号。诸暨的地势呈南高北低的走向，洪患主要集中在下半个县分，六十年代在阮市、斗门建立电排站的目的，主要为了抗洪排涝；旱年可用于灌溉。枫桥江、五泄江（或称姚江）和浦阳江三江归一，称之谓“三江口。”决堤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杭州湾的潮汛，大水碰着汹涌的月半潮头，上来的水难泻，潮水下憋上，两岸大堤如雪上加霜，旧闻“倒湖埂”之灾，湖民一贫如洗，后来形容人家穷“如大水吞过介光（像大水淹过一般）。”
平时见得最多的还是日出和日落。日出于江东，夕落于苎罗。江东是郑旦的故家，苎罗是西施的故家，虽然不远，但隔江对峙。阳光普照在波光鳞鳞的浣纱江上，耀眼光芒使得睁不开眼，尤其是盛夏。在露天工地，人一天暴晒到晚，像晒“白鲞”一样，衣衫被汗水吃胀，将衣服拧干穿上，再拧干，苦只有自知。“六个月大，六个月小。”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们沐浴阳光最早，近水楼台先得日。夜里闲聊无事，我独自走到白天工作过的江边，坐在浣纱矶上，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一江东流的水，二千五百年前的江山，文种和范蠡两个楚客，天地幽邈，夜色朦胧，没有任何的干扰。
1992年再次住在江畔，5年后，又无端径自离去，归来时旧貌已换新颜，两岸四季翠绿，闻莺歌（莺歌班也）的笃（敲擦板）如若梨园，亭台怡然，红灯碧水，羞煞天上。每每步滞而忘返矣。知堂《秉烛后谈·〈桑下谈〉序》：
住世多苦辛，熟习了也不无可留连处，水与石可，桑与梓亦可，即鸟兽亦可也，或薄今人则古人之言与行迹复可凭吊，此未必是怀旧，盖正是常情耳。
说得心坎上：“一树之阴亦是缘分。若三宿而起，掉头径去，此不但为俗语所讥。”岂不侫生于诸暨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