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哑巴，人人都能说话。可说话与说话有区别，一是人的素质不同，表达能力有异，再者，汉语不仅词汇丰富，而且含义多。同样一句话，说者和听者就可能就理解不一样。在本地流传很广的一个乡里坊间笑话：西部山区一个村妇很少出门，偶尔出门赶集，吃了一碗拉面，回来跟邻居谝嘴，谝嘴就难免夸张，她说，哎呀，人家拉面可好吃哩，人家拉一碗俺吃一碗，人家一直拉，俺一直吃。邻居取笑她：那你就爬在人家后面吃，还用碗干啥？村妇的话不但没有引起乡邻的羡慕，而且成为乡邻的笑话。因为理解不同。拉，是动词，村妇说的“拉”是拉面的拉，而听者却把这个“拉”字理解成了另一种“拉”。我有一次早晨在一个拉面馆吃拉面，因为人多，一直等，我心急，就催促伙计，这个伙计大声向操作间高叫：快点儿拉，人家等着吃哩。恶心的我立马走人，因为我想到了这个笑话。

中国是个语言大国，虽然汉语是主导，可地方话把同样的词语演绎为不同的腔调，有的罗嗦，有的简练，像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所说的那样，甚至因此产生歧义。邯郸是个古老之地，语言特色相当明显，邯郸人虽然古道热肠，可邯郸话却像邯郸人的脾性一样：直，硬，倔。很斯文的一个人，说出话来像石头蛋子。不过邯郸话简练，比如邯郸话的“多旦”（我是按音揣摩，字不一定对），就是“啥时候”的意思，现在回乡下老家，村里人还有人见了面问我：多旦回来的？很亲切的问候，像暑天的一阵凉风从肌肤滑入心头。可这毕竟是地方话，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公社书记夏天到北京出差办事，等待期间，他铺张报纸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睡着了。一个管理人员喊醒他。他问管理员：多旦啦？意思是啥时间了，或几点了。这个管理员听不懂这个公社书记的家乡话，愣了，骂道：妈的，有东单西单，哪儿有多旦？

这个公社书记觉得窝火，回来还忿忿不平地说：大地方的人嘴头就是厉害。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北京人厉害，是北京厉害。作为大城市和一国之都，有优越感是正常的。如果反过来想，邯郸在两千多年前作为赵国国都时候，那时北京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如果一直作国都，说不定现在的邯郸话就是国语。如果假设成立，那外地人就不仅是邯郸学步，也许会邯郸学话。

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综合政治、经济、潮流等诸多因素。五十年代邯郸棉纺企业兴盛，从天津引进一批人才，从六七十年代邯郸流行天津话，不管是不是天津人，见了面总是来一句“嘛事儿”，为啥？那会邯郸还相对封闭，天津话比邯郸话轻巧耐听。改革开放，广东经济领先，许多人就粗着舌头学说广东话。为啥？人家经济好，有钱。有钱说话就算数。腰包决定嘴巴。一个富人逗另一个穷人，说：你喊我一声爹，想要啥我就给你买啥。这个穷人也很聪明，说：爹吃糖。这个富人就给穷人买糖。这个穷人说：爹吃烧饼。这个富人就买烧饼。看热闹的人都笑了，他们纳闷：这究竟是谁叫谁爹呢？这个穷人利用了说话的速度和技巧，变被动为主动。如果按约定，这个穷人应该先喊爹，然后顿开，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可这个穷人又当了爹，又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一举两得。

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的象征。谁有权谁就说话气粗，这就是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训话，一大群人在下面听的原因。不是主席台上这个人水平高，是因为他掌握着话语权。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家也如此。我一个初中同学小时候，在他爹面前服服帖帖，而他总是要求他的弟弟们在他面前服服帖帖，可弟弟们总是不听他的。有一次他爹赶集出门，他觉得机会来了，就把三个弟弟召集起来训话。本来是他爹出门后，他认为自己是老大，要弟弟们都听他的。可他不会表达，就说：咱爹不在家，我就是爹。结果被弟弟们告发，他这个当爹梦，被他爹给一脚踹了个粉碎。

家长制是血缘造成的。在父系社会的今天，虽然一直提倡男女平等，可当爹，就意味着权威。但是，家长的权威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取决于他在家庭的能力，包括致富当家理财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外交能力等等。如果你把家弄得一塌糊涂，那儿子们肯定不买你的帐。而能力支配着话语权。我的一个姓封的朋友给我讲述他爹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他的父亲爱赌钱，可自己又没有能力挣钱，于是在输钱后就把几个儿子召集起来开会，他的开场白很特别，问儿子们：是你们喊我爹，还是我喊你们爹。儿子沉默，因为这个称呼问题从来就没有分歧，不好回答的原因是他父亲在确定称呼之后的要求。他爹又说：要是你们喊我爹，就给我拿钱，不拿钱我就喊你们爹，天天跟在你们后面喊爹。儿子哪里经得住这么颠倒，况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真让他爹跟在后面喊爹，岂不是笑话？于是就乖乖拿钱，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愿意。

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家长制的威力，也可窥见官本位恶习的根深蒂固。为了保住一点既得利益和小小的乌纱，许多人不惜脸皮和自尊。大概是在2000年，一个人来找我们单位投诉，说他们村子进行村委会选举时候有人作弊，这几个农民很是气愤地诉说当选村主任的卑劣。经过了解，这个候选人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就让儿子拉了一三马车的洗衣粉停放在会场门外，并许愿：谁投我一票，就可以得到三袋洗衣粉。结果这个人果然选上了。然而他却没有兑现承诺，唱完票后开着三马车拉着洗衣粉跑了。三袋洗衣粉，充其量也就十多块钱，就把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卖掉了。在愤慨这个言而无信的村主任的同时，我们也为这些村民感到悲哀。有时，民主在金钱面前是极其脆弱的。所以，经常看到或听说某个人因为卖官或买官而受到查处，从在主席台上当老子，一下子跌入囚牢当孙子，我并不感到惊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