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其他重要的早期传播学人物不同，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李普曼从未执过大学的教鞭。但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者。《舆论学》被公认为是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是德国犹太人的第二代后裔，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先后在多家报纸公职，热衷于政治新闻的报道并亲身参与活动，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与1974年12月14日逝世。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年的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他的专栏评论被不止250家美国报纸和大约25家国外报纸刊用，同时它还分别为50多家杂志撰稿。他获得了1958度普利策新闻奖。
李普曼的著作颇丰，比如《新闻与自由》、《舆论学》等，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是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
人物生平、1889年9月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第二代移民后裔。念完学士后，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再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史蒂芬斯来哈佛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
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与李普曼往来交换意见。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担任副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
1932年与菲耶离婚，与海伦·阿姆斯特朗结婚。
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
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良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新闻学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下为著名作品
对传播学的贡献
一、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三、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李普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集中论述，可归纳为“第七部分报纸”，表述如下：
报纸的运营模式
报纸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抑或盈利，而不是发行。“我们希望报纸给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而不管提供这种真实是多么赔钱。我们承认这种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种艰难而且常带有危险性的供应，直到最近，我们只愿意用铸币厂制造的最小的硬币付给报纸。”（《舆论学》，P212）因此，李普曼认为“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
报刊“非鹿非马”的性质
“报刊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企业，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产品的售价经常低于成本，但主要是因为社会一种伦理的尺度来衡量报刊，而用另一种伦理尺度去衡量商业或制造业。”（《舆论学》，P213）
报纸的目标读者
“真正的问题是一张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只能被利用来作为销路卖给制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钱购买东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这样的报刊必定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这些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因为没有那种支持，报纸就不能生存。”（《舆论学》，P215）
读者如何评价一张报纸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张报纸，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通过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的处理情况来评价。……一个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观点与报纸的观点相核对以为，还能有更好的尺度吗？所以，有能力要求报纸担负最严格的报道义务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那些专门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辩护的人。”（《舆论学》，P217）
报道采访的地位问题
李普曼认为新闻事业违反了所谓的“才能的租金”这种经济原则，“致使新闻采访并不像它的社会重要性那样，对一些受过训练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这个事实正是为什么它从来没发展到足以使那些工头的传统给予它一种专业的特权和一种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舆论学》，P221）
新闻的性质
1。“报纸并不想要注意全人类的事。它们有值守人员驻在某些场所，如警察局、验尸所、区事务所、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处。”（《舆论学》，P224）
2。“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舆论学》，P226）
编辑选择的依据——固定成见
“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为了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他必须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提供的。”（《舆论学》，P234）
新闻和真实是两回事
“新闻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舆论学》，P237），但是李普曼认为新闻之所以达不到真实的程度在于记者“在应用心理学中没有专业的训练”，“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点，就越承认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他自己的意见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见，根据他自己的准则和他自己迫切的兴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过主观透镜在观察世界。”（《舆论学》，P238）
至此，李普曼持的悲观主义态度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已经完全陷入了个人的悲观情绪和深渊之中。他对报刊相当失望，他说报纸“脆弱的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舆论学》，P239）他用了一个比喻来阐述他认为“报刊不能代替一些机构”的想法：“它（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人们不能够单凭这种光线来从事世界上的工作。……他们……只能凭他们自己坚定的见解，当报刊的见解与之相符时，就展现出一种清楚的情况足以作出为一般人能接受的决定。”（《舆论学》，P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