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停办了）。到今天为止，褚家塘的这只食堂刚巧办了三年。（1961年6月1日）
我开始记日记，迟于办食堂约10个月。老宅上何时办起食堂，我没有记到，但三年后停办却记到了。从这篇日记推测，老宅上办起食堂应是1958年5月底或6月初。可仔细一想，不对了。办食堂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壮举，可五六月时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还未搭起。日记中“刚巧办了3年”云云，如以年为计算单位那就准确了。
办食堂的具体月日记不真切，可当年“大办”的场景记忆犹新，不少细节一直印在脑子里的。
拆灶头。砌一只家用小灶头，熟练的泥水匠需用一天，外加搬砖拎泥的小工。拆除它就简单了，只要几十分钟就够了。拆除它有3条理由。老宅办起食堂后砌起了一只我们从未见过的大灶头，平行排着两只也是从未见过的大锅。锅有多大？一只大锅里两三个人可以同时在里面洗澡。从此以后，一宅上的人就在一只大锅里吃饭。几十年后人们把不能发挥个人工作积极性的体制称为吃大锅饭，追根溯源，其典出自人民公社办的食堂。集体的一口大锅里既然一次已能烧出几十人乃至一二百人吃的饭菜来，人民公社社员家里祖辈沿用下来的小灶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宅上便根据上级的规定，大举拆除自家的小灶头。为了积肥是拆除灶头的另一条理由。刚刚跨入共产主义门槛的社员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被调动起来了，就像一个不知咖啡为何物的人临睡时让人灌了一大杯，又是浓浓的那种，他的脑袋里顿时布景晃动，幻影重叠，色彩缤纷，总是感到那段时间的太阳高悬在半空，不肯落山而去。全身涌动的劲头被安排去深翻土地，去争放粮食高产卫星。突然有人告知，老灶头里有庄稼需要的宝贝——肥料。老灶头砖与砖之间那些泥被烟薰火燎几年十几年了，那是老肥料，肥力无比的老肥料。拆下来的灶头泥一担一担地送到了田头，去做发射“卫星”用的高级“燃料”。
灶头拆除，灶泥做了贡献，那些铁锅汤罐怎么办？不急，天生我物必有用。因为附近新冒出了不少小高炉，练钢铁用得着这些破烂。于是，这些铁家伙被送了过去，还捎带着窗户上的铁栅栏什么的，一起同炉合流了。
三条理由条条成立且有理有力有节，刚当上人民公社的社员就兴高采烈地，犹豫不决地，不声不响地把自家的灶头拆除了。
我家的灶头是我用铁○敲掉的，然后和母亲一起将砖头上的老泥一点一点出下来，再送到了集体的地里。时间在那年的秋天。鎝
这几天，大多数人家的场上都挑了一大堆像小坟似的土堆大家都到七宝买了石灰和纸筋，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等砌灶头的人来。
灶头是在去年这时拆掉的，因为要积肥，起初，大家都不响，后来知道别的地方不拆，就大骂起来，要政府造好。今年每只灶头赔五元钱，大家拿了钱忙造灶头。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进食堂，讲食堂烧的粥和饭不好吃。（1959年8月10日）
拆掉的社员家的小灶头又砌起来了。拆和砌前后相距不过九十个月。私家小灶头砌起来后，公家的大灶头却没有拆掉，大烟囱里每天仍在冒烟。
口粮随之越来越紧张了，社员们对食堂工作人员也越来越不相信。因为食堂烧出的粥既少又稀，烧出的饭也少，社员们不够吃，可每月的粮食说是超支的。大家变得两两计较（决不是斤斤计较）了。不够吃就要在米里添加不属于粮食的东西，而且越加越多，这种“粥”“饭”食堂里怎么加工？干部们虽然会批评说食堂不好的人是思想右倾，实际上对食堂的控制放松了。其表现是允许社员从食堂里将属于自家的那份口粮称出来，在家里自己加工。有的社员家每天都去把口粮称出来，干部也不管。回过头看看，当年办了那么多糊涂加莫名其妙的事，又允许社员家重新砌好小灶头不失为是件明智的事。不然，接下来的那些年的日子怎么过？鱼米之乡的老宅也许非要饿死人不可。大灶头有难处，小灶头有好处。大灶头把无法解决的难题，扔给了小灶头。
这几天，双季稻已经抽穗。去年，双季稻丰收，亩产900多斤。看来，今年丰收又有希望了。（1959年7月11日）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晚稻已经抽穗了，有经验的人看了说，今年的稻不倒伏，那末丰收有希望了。的确，今年的稻穗抽得很齐，谷粒生得也很多；站在路上（往里）一看，都是黄绿的一片，秋风一吹，就像海里的浪头一样，后浪推着前浪，渐渐地消失了。（1959年9月20日）
“白露白微微，秋分稻秀齐，寒露呒青稻，霜降一齐倒。”白露已过了好几天了，晚稻都差不多秀齐了，只有几块晚种的还没有秀齐。看上去，今年晚稻还不错，穗子很长，只有几块晚散稻比较差些。风一吹，稻子来回摇曳着，波浪一个接一个，可爱极了。（1961年9月12日）
这是一个15岁少年眼中水稻丰收前的景象，一年中竟记到了两次，一次是记早稻，一次是记晚稻。看来这年早稻和晚稻都是好收成是不争的事实。我在日记中会不时记下农作物生长情况，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实话实说，没有虚假。在我印象中，不管是此年，还是后面几年，这里的农业生产都是很好的。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的因素可能有三：一是干旱，二是虫灾，三是水灾。干旱好解决，那时已经有了抽水机，筑了灌溉用的渠道。如遇天旱，派人去打水即可，只是开机和放水的社员会辛苦一些，不管多严重的干旱，均不会影响到作物产量。虫灾年年有，但不是毁灭性的，都是局部的，一时的那种。危害水稻的有二化螟三化螟，后来才有稻瘟病、稻飞虱什么的；影响棉花的是红蜘蛛、红铃虫等等。但都有农药侍候。虫灾也没有造成危及到社员生存的灾难。在有的年份里，一段时间里会集中下雨，这对农作物或收割会造成些影响，但不会到成“灾”的地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灾也时有出现。就像一个小孩长大成人，谁没有头疼脑热，或者走路摔倒什么的？这些人生道路上的“灾”何曾把小孩扼杀在摇篮中、学步时？
两年后又记到“今年晚稻还不错”等等。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到这年时，倒车不少地方已有饿死人了。
中午饭是团子……团子是绿的，里面有各种野草，吃起来有点草味。在以前，绿的团子是有的，不过是用一种叫“苦草”的野草做的。苦草做非常好吃，有点清香，苦草的一般是做甜的。今年春上，苦草很少，就挖空心思，不但用苦草做，而且还用“猪油筋草”；以后，可以吃的草更多了，有“馒头草”“羊奶草”“牵牛花”“蓟”“蓬头”等都弄来放在团子里或搭（塌）饼里吃。因为粮食不够吃，才用这个办法的。不但做团子，而且用草烧粥和饭吃呢。（1961年4月17日）
吃过早饭，我到自留田上割了一篮葫（胡）萝卜叶，准备中午做糠饼的。昨天上午，生产队分了糠，我家共分到了一斤六两，今天中午吃的饼就是用糠拌了葫（胡）萝卜叶做的。因为没有面粉，所以随你怎么捏总要散开来，味道也不很好，而且有点苦味。（1961年11月12日）
好几个星期以来，差不多每天、每顿都吃菜粥，以前中饭有时还烧顿把菜饭，现在不能够了。一锅菜粥都是菜，米是看大不见的。今晚的夜饭吃的是猪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私人养一头猪可籴七斤半精饲料，可是大家籴到精饲料后，不把饲料给猪吃，而都被人吃掉了。夜饭吃的就是用猪食做的饼，吃后觉得味道很好。（1962年1月30日）
吃过中饭，在褚家塘开社员大会。东吴中队中队长，三小队畜牧队长，最近新入党的党员陈志芳说：“……粮食每月大约缺3天。……下雨天不好做生活就烧粥或菜饭吃，我们这里仍旧烧干饭，这样不好。通过这次开会后，假如逢到下雨不做（生活）就烧粥吃。”（1959年12月9日）
夜里开社员大会，内容是一个月口粮四十天吃。……来开会的人不多，大家的情绪都不好。（1962年1月12日）
想想一年前，横塘河两岸一派热火朝天。刚刚涌进人民公社大门的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红红火火，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谁都看到好日子已来到，更好日子就在前头，还何况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呢。可老天爷一觉刚睡醒，突然发现粮食紧张起来了，不够吃了。那么多的粮食怎么吃了不到一年就仓库见底了？
老宅上吃饭历来两稀一干，早晚吃粥，中午烧饭。现在“粮食每月大约缺3天”，中午的“干”也只能改成“稀”了，要“干”也可以，那就是“菜饭”的那种“干”。需要说明的是，此菜饭绝非现在我们向往的猪油咸肉黄豆菜饭。
昨天晚上生产队在分山芋，是照定粮分的，每一百（个工分）分二十斤山芋。分虽分了，但干部们非常提心吊胆，因为是“偷偷”地分的。山芋种后，瞒着上面，不把亩分报上去，虽然只有一块田；反（翻）山芋也是偷偷的；在分时，几个干部一边分一边“关照”大家，先是叫小孩不要大叫大喊，不要对别生产队的人或其他人讲，大人当然是同样的；因为，一叫嚷出去给上面的人知道后，要“扣掉”粮食的！所以才这样做。
今晚又在分了，不过是芋艿了。但干部们仍提心吊胆，虽然芋艿是不算作口粮的，但要是上面知道后，干部要叫（吃）批评：为什么不出售而私自分呢？
分东西时，小孩总是消息灵通人士，每次排队在前面的总是一群孩子。今天晚上当然也是一样，有些孩子还没有吃饭就排着队了。今天的排队使干部们大伤脑筋，据说事先关照过的，叫大家不要排队，因为被其他生产队的人知道后要反映上去，也要吃批评的。但大家偏不争气，队偏排得很长，以至于有二（两）个人踏了脚踏车从场上走过时，使干部们大吃一惊；但这二（两）个人也是我们生产队的，二（两）人使干部们空担心了一阵。（1961年10月11日）
上次分的山芋终究被上面晓得了，粮食也扣了，六斤山芋扣一斤米。不过第一次分的山芋没有扣，上面还没有晓得。（1961年10月29日）
粮食不够吃，是公开的事实。往粮食里添加卷防心菜、南瓜、豇豆、胡萝卜后再烧来吃，仍不够，是公开的事实。这些添加物也不够了，再添加了能吃的野草，还将作猪饲料的米糠筛了后拌少许面粉（也有不拌的）做饼吃，更是公开的事实。这种东西吃下去，我“肚子痛而（且）还要拉肚子，大便一天要五六次，真不好受。肚子有时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如刀在绞肠子一样，昨天和今天的头也很痛”。一户社员家的两个小孩突然生病，面孔变黑，马上送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后的结论是，平时吃下去的菜太多而引起的。可不添加这些又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老宅上饿死人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难为了生产队干部了。读上面两则日记，如同在读小说。
（今天在绞索，大人们都在讲书场里听来的内容）不过经常转话题，东扯西谈，有时讲的东西，事情是在东边的，可是一忽儿讲到西边去了。在讲到这次（每人只）发二尺布票时，有人说：
“我们这里棉花不少种，为什么棉布很少；水稻种得比过去多得多，为什么现在定量很少；这里本来根本不种蔬菜的，现在到处都是蔬菜，为什么市场上蔬菜很少？有些弄不懂这是什么道理。”这些话刚一说出来，很多人都说对的。但是经过讨论（这种谈话方式哦也称它为“讨论”），多数人都站到“因为遭受灾害”这一面来了。“总的一句，一样收成好是不会好的，几样都好才有用。”有人说了这句话后，大家附和着，“总要希望以后收成好些。”（1961年3月5日）
当年怎么会把老人的这些话记进日记里？出于什么想法？不知道。只是感到这天中这些话值得记下来。三天后的在劳动中，听了老人在谈论外地已解散食堂，要把土地分给社员去种的话，我怎么也不相信。“这跟单干有什么区别？！完全一样，那还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农民走上富裕的唯一道路？根本用不到说人民公社好了，我想这根本不会的。”这是我当年在日记中记下的言语，并写下了“人民公社万岁”的字眼。当年我对人民公社是坚信不疑的。家里只有孤儿寡母，没有集体怎么过日子啊。一个少年没有理由不信。
老宅上的大人也是那么淳朴。他们对吃不饱饭，布票太少，市场供应差早就深有体验，但他们在勒紧裤带时仍那么大气，把出现的问题归到“因为遭受灾害”这一面来。我们这里没有遭到灾害，但全国那么大，光我们这里收成好是不行的，大家都好才有用。这就是老宅人，我的好乡亲。往大里说，这就是那时的中国人。
“吃过早饭，在褚家塘开社员大会。”东吴中队中队长，三小队畜牧队长，最近新入党的党员陈志芳说：“……食堂问题：食堂是在社员要求下办的。但是最近有些社员在外面喊食堂不好，搞糟了。这些人思想非常右倾，应当提出来严厉的批评。我们的食堂坚决贯彻‘自愿参加’的方针，参加不参加随便，不来强迫。假如嫌食堂办得不好自愿退出来也可以。但这些喊的人却不退伙，而是在外面大吵大叫。要是食堂真有不对的地方，可以当面提意见给‘食堂管理委员会’。假如以后当面不提意见，背后大吵大叫，‘食堂管理委员会’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把他开除出食堂。”（1959年12月9日）
晚上在吴家塘开社员大会，讨论食堂问题。……大家对食堂意见非常大。他（她）们说：食堂里经常分米分面粉后停伙，有时还不烧菜。为什么（食）油不分？少就少嘛，那（哪）怕一钱一客也是，柴为什么不分？褚友仁说，食堂好好，有什么好呢，缺了米不追（查）为什么缺，反而在众人头上扣，所以大家吃不饱了。不如早点（解）散。（食堂里上次轧账缺三百多斤米，可是四月份扣回了九十九斤，还缺二百多了；为此社员有很大的意见）食堂自（一九）五八年开始办后，优点是有的，对介（解）放妇女劳动力，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为没有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规模过大，管理太死，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不方便。大家的发言非常热烈。（1961年5月21日）
日记中记到开社员大会谈食堂问题的，有好几处，这是第一处。可见办起食堂后，很费那些干部们心思的。社员对食堂有意见，是正常的。这段话里有几点值得一议。
坚决贯彻自愿参加的方针，这不会有错。想当年是这样宣传的。不仅是参加食堂时是这样，做其他事时哪一样不是呢？既是自愿参加，那末不参加可不可以？从道理上讲是可以的，事实上不自愿参加是不可以的。事实上也没有人敢不参加，
“这些人非常右倾”。这话出自一个农村最基层的干部口中，想来不是他自造的新词，他也造不出这么新潮的词来。他也是学来的。这话有点上纲上线的味道了。社员在做生活时讲食堂不好，主要是粮食不够吃，众人的口味难调，饭夹生，账目不清，工作人员多吃多占，如此等等。“搞糟了”三个字是干部的口吻，社员未必能如此归纳概括，家乡话里也没有这样说的习惯。对食堂有意见，社员们最多讲讲什么什么不好，或者索性骂人。
社员们只是对食堂有些意见，已经被干部上升到“搞糟了”的高度，如真有社员退出食堂，这根标杆还会往上提高是肯定的。这样看来，他的后一句话“参加不参加随便，不来强迫”就大有深意了。当年老宅人也听懂了，因为始终没有哪家退出了食堂。
日记中记到的陈志芳一生在农村当基层干部，最高的职位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现已垂垂老矣。他肯定记不起当年说过的这些话，也想不到一个小孩会把他的话记进日记里。我想信他当年说这些话的确是想把食堂办好。本来嘛，农村基层干部只要把生产抓好就行了，现在既要管生产，又要管食堂。想不到断命食堂比生产还要难管，小事天天有，大事三六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