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时间飞逝，然后，在四月份，我父亲又突然出现了。我感受到极大地安慰，我非常高兴见到他。但是，几乎是在同时，我的高兴就变成了恐惧。我父亲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奇怪的光。他不说他去哪了，就算他说话，我也很难听懂他的话。他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在公寓里来回踱步，自己跟自己说话。一天，她强迫全家人出去站在滂沱的大雨里，他告诉我们，这是在“经历革命的暴风雨”的考验。还有一天，他拾起他盛工资的口袋，把它投进厨房的炉子里，他说，这是“和私有财产决裂。”一个糟糕的事实突然让我们明白：我父亲精神失常了。

我母亲变成了他发疯的聚焦点。他对她发火，管她叫“无耻的人”，“懦弱的人，”指责她“出卖她的灵魂。”然后，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他又会当着我们的面，令人发窘的对我母亲示爱，---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是多么多么爱我母亲，他是一个多么多么不称职的丈夫，并且央求她“原谅我，回到我身边。”

他第一天回来的时候，他怀疑地看着我母亲，问她，她一直在干什么。她告诉他，她去北京申诉，请求释放他。他摇头，不肯相信，请她拿出证据来。她决定不告诉他周恩来写的那张字条。她能够看出，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她担心，他会交出字条，甚至会交给婷夫妇，要是“党”命令他这样做的话。她甚至不能提她的见证人燕和勇的名字：我父亲会认为，卷入到红卫兵的派系当中是非常错误的。

他反复地回到这一个问题上。每天，他都要盘问我母亲。明显地，我母亲编的故事会漏出前后不一致的破绽。我父亲的怀疑和糊涂在增长着。我的姊妹和我想帮助我母亲，帮助她把故事编圆，但是连我们自己对这些故事也不清楚。当然了，当我父亲开始盘问我们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一塌糊涂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在监狱期间，审问他的人不断地告诉他，要是他不写“供状”的话，他就会被他的妻子和家庭抛弃。逼供是很流行的事情。逼迫受害者承认他们的“罪行，”这在打垮他们的信心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父亲说，他没有什么可承认的，他不会写任何东西。

于是，审问他的人告诉他，我母亲已经揭发了他。当他请求允许她来看他的时候，他被告诉说，她已经被允许来看他了，但是，她拒绝了，她要让人看看，她已经将自己和他划清了界限。当审问他的人意识到我父亲开始听声的时候，---听声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迹象，他们就吸引他的注意力，让他听隔壁房间里传出的含混的谈话声，并对他说，我母亲就在那里，但是，她不愿意见他，除非他写下供状。审问的人戏演得那么生动，以至于，我父亲认为他真地听到了我母亲的声音。他的心理开始崩溃，但是，他依然不肯写供状。

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一个审问他的人告诉他，他被允许回家，由他的妻子看管他，“党分派她工作看管你。”家，他被告知，是他新的监狱。他不知道他被突然释放的原因，在糊涂的状态下，他还是相信这个说法。

我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在监狱里他出了什么事。当我父亲问她他为什么被释放了，她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她不光不能告诉他周恩来的字条，她也不能提起她曾去见过陈茂，陈茂是婷夫妇的得力助手，我父亲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向婷夫妇“乞求帮助。”在恶性循环的情况下，我母亲的矛盾心情和我父亲的精神错乱，这两者都在增长，而且，愈演愈烈。

我母亲想请医生为他治疗。他去过医务所，医务所曾经隶属于省政府。她也去过精神病院。但是，在挂号的桌子前，人们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把头摇了起来。没有权力机关的批准，他们不能接收他，---他们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母亲去我父亲部去找占支配地位的造反派组织，请求他们批准我父亲住院。这个造反派组织由邵夫人领导，并且由婷夫妇牢牢控制着。邵夫人朝我母亲嚎叫，她说，我父亲在假装精神病，目的是想逃脱惩罚。她说，我母亲在利用自己的医务背景帮助我父亲（她的继父，夏医生，曾经是一名医生）。我父亲是一条“落水狗，必须得毫无怜悯的鞭笞和痛打。”一个造反派说，他引用了一句流行的标语，这句标语大肆吹嘘文化革命是多么地残酷无情。

在婷夫妇的指使之下，造反派发动大字报战役攻击我父亲。显然，婷夫妇已经向毛夫人做了汇报，汇报了我父亲在批斗会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在他给毛主席的信中所说的“犯罪的话语。”按照大字报的说法，毛夫人愤怒地踮起脚说，“对于这样的，如此大胆地攻击伟大领袖的人，坐牢，即使是死刑，都太慈悲了。在我们处理他之前，他就必须得受到彻底地惩罚。”

大字报在我身上诱发起来的恐惧是难以言表的。毛夫人已经指控我父亲了。这次，肯定，我父亲完蛋了。但是，矛盾地是，毛夫人的一个罪恶品质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因为，与其说毛夫人乐于解决真正的问题，不如说她更热衷于徇私仇。她不认识我父亲，跟他没有个人过结，所以，她也不会追究他什么。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这样想以获得自我安慰：她的传闻的对我父亲的评论可能只是谣言。从理论上讲，大字报是非官方的。因为它们是“群众”写的，而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它们说的是真的。

有婷夫妇的恶毒，有毛夫人的指控，造反派的批斗会变得更加野蛮了，即使我父亲还被允许住在家里。一天，他回到家里，一只眼睛严重受伤了。还有一天，我看见他在被沿街游行，他站在移动很慢的卡车里，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挂线很细，已经勒进了他的脖子里。他的双臂被猛劲地扭到背后很高的位置。在一些造反派猛劲向下按他的头的时候，他挣扎着使劲昂着头。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对肢体上的疼痛，他显得很漠然。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他的心智似乎离开了他的肢体。

他撕碎了家庭相册里所有有婷夫妇在里面的相片。他烧了他的被罩和床单，烧了家人的大部分衣服。他弄坏了桌子和椅子的腿，把桌子，椅子也都烧了。

一天下午，我母亲正在他们的床上休息，我父亲斜靠在书房里那只他最爱的竹椅里，他突然蹦起来，跺着脚进了卧室。我听见了跺脚声，追着他过来，发现他正掐住我母亲的脖子。我嘶叫起来，并试图把他拽走。看上去似乎我母亲就要被掐死了。但是，然后，他突然松手，大步走出了卧室。

我母亲慢慢地坐起来，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她用手捂住她的左耳朵。我父亲打了她头的左侧，把她弄醒。她的声音非常微弱，但是，却很平静。“别担心，我挺好的，”他对我姥姥说，我姥姥正在抽泣。然后，她转向我们，对我们说，“去看看你父亲怎么样了。然后，去你们自己的房间。”她背对着床头板坐着，床头板上有一张镜子，镜子用樟脑木镶着镜框。在镜子里，我看见，她的右手紧抓着枕头。我姥姥整夜都坐在我父母卧室的门旁。我也整夜没有睡。他们的门锁着，要是我父亲攻击我母亲，后果会怎样呢？

我母亲的左耳被永久损伤了，差不多彻底聋了。她知道，他呆在家里忒危险了，第二天，她到她的部里，想找一个地方搬进去。造反派非常同情她，他们给了他一间园丁住过的小屋，小屋在花园的角落里。小屋小得非常可怜，大约八乘十英尺。仅能挤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在床和书桌之间甚至没有能够走动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我姥姥，小方都和我母亲一起住在了那里，我们都挤在那一张床上。我们不能伸腿，也不能翻身。我母亲子宫出血更严重了。我们都非常害怕，因为，刚刚搬进这个新地方，没有炉子，我们没法给针管和针头消毒，因此，也就没法给她注射。最终，因为太累了，我不断地打盹。但是，我知道，不管是我姥姥还是我母亲也都没有合过眼。

在之后的几天里，金明继续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我呆在我母亲的新住处帮助照顾她。住在隔壁房间的人是一位年轻的造反派领袖，他来自我母亲的城区。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因为，我，作为一个出身走资派家庭的孩子，我不敢肯定我应不应该跟他说话。但是，让我惊奇的是，当我们碰上的时候，他通常会和我们打招呼。他对待我母亲非常客气，尽管他看上去有些僵硬。在经历过我父亲部里造反派夸张的冷漠之后，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在我们搬进去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我母亲正在屋檐下洗脸，因为屋里没有地方洗脸。这时，这个男的叫她，问她是否愿意交换房间。他的房间是我们房间的两倍。那天下午，我们交换了房间。他还帮助我们买了另一张床，这样，我们就可以睡得相当舒服了。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个年轻人有严重的斜眼缺陷，---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女朋友整夜和他呆在一起，这在当时几乎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似乎也不在意我们知道他们的事。当然了，走资派也没有资格讲别人的故事。当我早晨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给我一个善良的微笑，这个微笑告诉我，他们很快乐。于是，我认识到，当人们快乐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善良起来。

当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好起来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我父亲那里。公寓乱成一片：窗户被打破了，燃烧剩下来的家具残片和衣物残片满地都是。对我是否在那，我父亲似乎非常漠然；他只是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踱步。夜里，我锁上我的卧室门。因为，他不能睡觉，坚持要和我谈话，没完没了的谈话，根本不明事理。但是，卧室门上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是不能锁的。一天夜里，我醒来，看见他从微小的窗口爬进来，轻盈的跳到地板上。但是，他视我为无物。他毫无目的地拾起各种很沉重的红木家具，然后，似乎毫不用力，让家居自由地落到地板上。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他变得具有超人的敏捷和力量。和他呆在一起是一场噩梦。很多次，我想跑掉，跑到我母亲那里去，但是，我又不能扔下他不管。

有那么几次，他搧了我耳光，以前，他从没这么干过。我跑出公寓，藏到后花园里，后花园就在公寓凉台的下面。在春天寒冷的夜里，我使劲听着楼上是否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就意味着他已经睡了。

一天，我没有见到他。一种不祥的预感左右了我，我冲出公寓门。一个住在顶层的邻居正在下楼。先前，有一段时间，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已经彼此不再打招呼了，但是，这次，他说：“我看见你父亲出来上楼顶了。”

我们的公寓楼是五层楼，我冲到了顶层。在楼梯平台处靠左侧有一个小窗口通向隔壁公寓的楼顶，隔壁公寓是四层楼，楼顶铺着瓦片。楼顶四周边沿有铁栏杆，栏杆很低。当我正试图爬过窗户的时候，我看见我父亲正抬起左腿要迈过栏杆。

“父亲，”我叫道，我的声音在颤抖，尽管我强迫自己让声音听上去正常。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绝不能惊着他。

他停下来，转过身子面对我：“你来这儿干什么？”

“请过来帮我钻过这个窗口。”

用这个方法，我骗他离开了楼顶的边沿。我抓住他，把他拽到楼梯平台上。我在打哆嗦。有什么东西似乎触动了他。一种几乎是正常的表情替代了他平常呆板冷漠的表情，一种热切地內省的眼神在他的眼睛里转动着。他领着我下楼，领我坐到沙发上，他甚至拿起一条毛巾为我擦去泪水。但是，这种正常的迹象存留的时间很短，在我从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之前，我就得爬起来跑掉，因为他已经举起手要打我了。

造反派不但不允许我父亲治疗，反而把他的精神失常当做笑料。大字报以连载的形式出现，每天的题头都是“常疯子的内部故事。”大字报的作者是我父亲部里的人，他们疯狂地嘲弄和奚落我父亲。大字报就贴在公寓外最显眼的地方，吸引了一群一群读报取乐的人。我强迫自己读这些大字报，尽管我知道其他的读报的人都在盯着看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谁。我听到他们对那些不知道我身份的人小声说话。我的心在颤抖，因为愤怒，因为难以忍受我父亲忍受的痛苦，但是，我知道，关于我的反应的汇报会打到我父亲的迫害者那里。我必须得看上去很平静，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在精神上打垮我们。我不害怕羞辱，或者，我没有羞辱的感觉，我只是看不起他们。

是什么把人变成了怪物？这种毫无意义的粗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开始减弱了。以前，当人们遭受迫害的时候，我不敢绝对地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但是，我知道，我父母是无辜的。对毛泽东永远正确的怀疑开始爬上我的心头，但是，在那个阶段，我，像很多人一样，主要怪罪他的夫人和文革领导小组。毛泽东自己，像神一样的皇帝，依然是不容怀疑的。

我观察到，每过一天，我父亲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状况都在恶化。我母亲去找陈茂，再次请求他帮忙。他承诺他要看看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在等，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的沉默意味着，他请求婷夫妇让我父亲接受治疗的举动一定是失败了。情急之下， 我母亲去了红色成都司令部，去见燕和勇。(待续)

是jungchang用英文写的书，书名《野天鹅》。书里写了我姥姥、我母亲和我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翻译时用了书的副标题《三个女人》。jungchang是高干子女，参加过文革串联，做过知青，73年---78年在四川大学英语系读书，78年----82年在英国求学，82年获得英语博士学位，她因撰写毛泽东传记而在国外非常有名，《野天鹅》讲的是她家族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书中有很多老照片可做佐证。谢谢朋友光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