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可能是快要退休了的缘故，总是愿意怀旧，愿意想自己早年经历的那点事儿；愿意怀旧也不是说过去的事情就怎么好，怎么好还能好过现在么？而是对比着在感觉上和那时不一样了。感觉别的不一样知道是为什么，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可偏偏现在这冬天竟然也和早年那冬天不一样了，便有些迷茫，不知其所以然，总会愚钝地在脑子里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早年的冬天寒风凛冽。记得那时没有多少高楼大厦，站在张氏帅府大青楼三楼顶平台上会看到大半个沈阳城；而现在，只要从帅府走出，无论是朝哪个方向，大凡超过二三百米，就再也看不到高楼掩映中早已列为国保单位的帅府建筑群半点踪影了。记忆里那时看到过的建筑最高要算是沈阳空军司令部的那十层方方的大楼和小南天主教堂那两个高高尖尖的青砖塔楼了。而放眼望去，更多的还是一片片解放前留下的青砖青瓦老民居；即便有些楼房，也多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不过二三层的高度。

说建筑并不是为了单纯说建筑，而是为了说风。正是由于那时城里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因此，感觉冬天刮北风的天气很多而且风很大，经常像脱了缰的野马，几乎没有什么遮挡，呼啸着由北向南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尤其是到了夜深人静时，躺在被窝里总能听到窗外肆虐的北风吹着电线杆上那一缕缕电线发出刺耳的日日哨响。那时出门无论大人孩子经常还要戴上口罩，而经常戴口罩倒不是为了像现在这样遮挡雾霾，更多的是怕让风呛着肺管儿喘不上气来。

早年的冬天大雪封门。一个冬天下上五七场大雪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不仅仅正常在雪下得频繁，更在于雪下得有规模，是名副其实的大雪。

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整整下了一夜，那是北方地道的鹅毛大雪，雪片竟有鸽子蛋大小。那雪下得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漫天皆白，大地就像盖上了床厚厚洁白的棉被，并不断加厚着。翌日早上，雪过天晴，各家照例先要清扫门前雪，然后再共同清理院中的积雪。我家在那四合院中住的是西厢房，这门却无论如何也推不开了，想是像每天那样被做饭的水蒸气把门给冻上了，可用斧子把门下面结的冰一点点刨开后，仍是打不开这门。用力推了几推，才知道这门是让大雪严严实实给封住了。再看那两扇早已用牛皮纸封条密封了的双层玻璃窗，上下六块玻璃也早被厚厚的冰花和雪霜遮盖得严严实实，只得光亮不见景物，一时间竟似与外界隔绝了一样。过了一会听到了有人说话和除雪的声音，是两个好心的邻居一铲铲挖出了一条通向我家的小路，又一铲铲把堵在门外那厚厚的积雪挖了出来，一家人才得以走到了院子里。原来一夜的大雪在东北风的裹夹下，正常地方也有一尺厚了，像我家这厢房正好与前趟房成一个九十度直角，格外的窝风，门前两三米范围的积雪竟有一人多厚。这是我半辈子不是在深山老林而是在城里唯一见识到的大雪封门。

下雪就是命令。大雪过后，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们第一件事就是扛着铁锹到学校，在老师带领下去街上的除雪分担区扫雪。那时家里孩子多，每家都要专门为了孩子除雪准备两把铁锹。因为冬天雪下得频也很大，无论院子里还是路两旁到处都会看到一堆堆的残雪，经常又是残雪未消再添新雪，有时竟要化到春暖花开之时；雪，无疑成了冬天标志性的天然景观和象征。

现在就不一样了，原本雪就不大，即便雪不大，这城里也容不得它，或是由成群结队的清洁工人一车车塞进马路中的下水道，顺着污水沟流走；或是为了交通安全，一车车随下随撒着除雪剂，让你站也站不住，化得污水横流、满街泥汤，单看这局部竟有点夏天雨季的感觉呢。撒上除雪剂后，这雪倒是化了，新的问题却也来了。原来这“化疗”在融雪的同时，也腐蚀了汽车和道路；冬长日久，一而再再而三这么撒着、化着，来年夏天却又露出了新的端倪，你会看到路两旁原本应该绿茵茵的小树都变成光秃秃的枝干了，尽管有些还亡羊补牢地像人一样挂上了输液袋。

自打有了除雪剂，有了环卫大军，孩子们却是再也不用去街上除雪了；不光是孩子们不上街除雪，即便是各单位也不上街了，单位有钱的单位出钱，单位没钱的每人缴上30元钱，真的是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

早年的冬天地冻天寒。那时，到了寒冬腊月，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是极为平常的。当年还没有羽绒服，充其量妈妈杀鸡后用鸡毛做个坐垫，上学时垫在屁股下隔凉，就是个鸡毛垫子，现在知道那叫羽绒。孩子们多穿的是棉袄棉裤，还要带棉帽子；棉手闷子更是必不可少的，怕丢了还要缝上一条布带，挎在脖子上。即便是回到家里，脱掉手闷子，摘下棉帽子，那棉衣棉裤也还是要穿着的，因为那里面只有一件衬衣衬裤，睡觉时棉衣棉裤也都会盖在自己的被上，压风保暖，早起时妈妈会事先生上炉子，把小孩子的棉衣棉裤烤暖再递给你穿上。

记得那时妈妈隔年就要给我们做双黑趟绒面的棉鞋，厚厚的鞋底儿和鞋帮儿，既暖和又省钱，有时也会给我们买一双棉靰鞡，里面垫些干透了的苞米皮儿。印象中最好的棉鞋是大头鞋，鞋头和鞋帮的下半截是翻毛牛皮的，既结实又大气，穿在脚上活像登着两只肥肥胖胖的小老虎，脚假虎威，神气极了，只是太贵了，家里买不起。我还是上中学时才穿上了这样一双曾梦寐以求的大头鞋。

那时住平房的多没有暖气，屋里取暖做饭要生炉子。有用砖砌的地炉子，主要是做饭连着烧炕或是烧火墙；还有浑身铸铁的洋炉子，主要是取暖或是烧水，立在屋子中央，要六七节铁皮烟筒连接着从窗户穿出去，所以你会看到几乎家家窗上都会有一个铁皮烟筒伸到外面。生炉子也要量体裁衣，生活拮据一些的、屋子小些的，自是使用小一点的炉子，烟筒也是略细一点的，主要是为了省煤；大炉子就要粗烟筒，热量虽大，但费煤，一般家也生不起。为了省柴省煤，晚间要把烧炕做饭的地炉子用掺了黄土的湿煤在炉火上厚厚的封上，用铁炉扎子扎上一两个眼，还要在炕洞里塞上一块砖头，以减少抽力，控制湿煤的燃烧速度，这一宿也不会灭掉，既省了第二天生炉子的木柴，也保持了屋子里的暖和。

由于天冷，加上孩子们贪玩，手冻得起皴是常事，裂出密密的小口，痒痒的；后脚跟有时不注意也会冻得开裂，严重时像婴儿张开的小嘴儿，一点点往外渗着血。妈妈经常要烧一壶开水，有时会淘换点茄子秧放在水里煮，让孩子们烫手烫脚，然后擦上蛤喇油，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记得那时过年或是正月十五有的公园还会组织冰灯展，制作冰灯的原料当然都是从浑河采集的，厚厚的、方方的，水晶一样剔透明光；虽不能像哈尔滨那样制作大规模的冰灯，甚至打造成了品牌，但却也可以制作些小规模的冰灯，如十二属相、鲤鱼跳龙门、花样宫灯及儿童们喜欢的动物等。而现在沈阳已经不少年看不到冰灯了，一是浑河河面冻得薄，有时干脆就冻不实，就近采不到制冰灯的料了；另一方面，你就是制成了冰灯，或许突然天气转暖，没有几天就会化得稀里哗啦，百姓们看不成冰灯不说，投入的那么些成本谁来承担呢。这几年的冬天不是总能听到早间电视节目报道：又有一试图走捷径的青年或是老人在运河或是浑河不慎坠入冰窟么。这搁早些年都是很少听说的。

说起来也是怪事，越是天冷孩子们越是多了乐趣。往往冬天那冗长寒冷的气候却给孩子们参与户外活动带来了生机。记得那几年入冬以后，院子里因没有了花草而落得满眼的空旷，孩子们异想天开地动议在院中造一个小型溜冰场。想到做到，于是在几个大孩子的谋划和指挥下，各家的孩子们每天将自家从炉膛里掏出的炉灰运到院儿中央，圈成一个椭圆型约一米五宽的环状跑道，之后往里面浇水。没几天的功夫，一个椭圆型跑道状的溜冰场造成了。另外，还浇制了一条20多米长的直行冰道。溜冰场滑冰车，冰道滑冰滑子（一块与脚大小相近的长方形木板，下面钉上两根平行的粗铁丝，用布带绑在脚上，单腿滑行。有钱当然是买冰刀好了）。

有了这两处冰场，院子里的孩子们可就一下子忙活了起来。大孩子无需家长操心，自有这份能力和天赋；却苦了小孩子的爸妈，那也不能委屈了自家孩子呀。于是，造冰车的造冰车，做冰滑子的做冰滑子，滑冰、溜冰、抽冰尜。孩子们守着这冰场，一冬天也不得着闲。在院子里，大雪过后，各家门前还会堆上一个胖得极度夸张的大雪人，脑袋大大圆圆的，镶上两个煤球，乌黑的大眼睛就出来了；再用胡萝卜削成三角形红鼻头，每天24小时守在那里，兢兢业业的，着实的可爱。遇到雪天，大院里的孩子们除了溜冰，还会分成伙，在一起打雪仗。

话说了这么多，无论是离去已久的早年，还是正逢其时现在，按理说这节气都应该是一样的。早年的冬天其实也并不长，但却给人名副其实的感觉，一步一个脚印，秋与冬、冬与春总算是泾渭分明的，互不干涉“内政”；现在的冬天其实也并不短，但却越来越乌龙，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纯正，初冬时冬不冬秋不秋，暮冬时又是冬不冬春不春，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没有早年那么冷不说，既便是真的冷了也冷不了多久，真正冬天的感觉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了。

由此说来，现在的冬天已经不是早年的冬天了，现在的孩子当然更不是早年的孩子了。城里人们都住了楼不说，很多农村也建立了社区，农民们也住上了楼房，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民，哪里还有那大杂院、那雪人、那冰场、那冰车冰滑子？即便是有，现在的家长也不会放纵自己的孩子野了心地去玩，你还念不念书了，升不升学了，考不考研了，就不就业了？

说不是怀旧，但还是怀旧，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早年冬天那凛冽的寒风、那鹅毛大雪、那天寒地冻，那才叫真正的冬天，说句玩笑话：纯爷们！那年月，尽管冒烟的烟囱比现在要多，但风多雪多，楼少车少，仍觉得空气比现在要清新，尤其是雪后天晴时，天空还真的就是蓝蓝的。

（康尔平于2014年12月9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