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学生是优秀的，一流的。无论是领悟性，还是表达力，都令人惊叹不已。随便一个演讲会，随便一个课堂发言，都有些闪光的见解和连珠的妙语供你欣赏。北大的学生是骄傲的，高考把他们推到高处不胜寒的境地。他们缺乏崇拜对象，明星大腕很平常地见到（校园中常有这些人的影子），一流学者、教授、院士就是身边的老师；企业家、老总是低声下气的诱聘者；连外国元首、国家领导人来访、视察也习以为常。对任何人，任何思想提出质疑是他们的习惯。

北大学生是用功的，除各教室外，数千个座位的图书阅览室也总是满满的。而且大多学生都明显睡眠不足，总是哈欠连天。北大学生很会听课，不仅记录速度惊人，而且凡是应该记的绝无遗漏。即使平时不太听课，考试拿九十以上的分数也决不成问题。

北大学生又是活跃的，光学生就有几百个各类学会、协会组织，而且都活动得有声有色。学生会自己组织的文艺晚会、美展、影展，都极具专业特色。这是一个人才聚集之所。

北大学生是有教养的，任何人对他任何一点帮助，哪怕只是下意识地为其让路，他们也决不忘了道一声“谢谢”。北大学生极其遵守先来后到的游戏规则，买饭没人加塞，打水总是排着长队。座位上哪怕只有一张纸，只要没人收起来，他就宁可站着听课也决不强行坐下。他们也与人交谈，只要觉得你够层次，他也非常谦虚地请教。但发现你有避讳之处，就不深问。

当然，北大学生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譬如，北大学生往往把复述大师的思想看得比自己产生思想更重要，把话语包装比言说本身更关注。因此，输入与产出比例失调，所以常常在新潮名词术语狂轰滥炸下，听者不知所云。此外，由于缺乏对学理的凝视，为言说而言说，为话语所控制的无主体言说并不是个别现象，对自己思想的内审，写文章包括写毕业论文，文辞华美，资料详实，对学术动态的敏感，对新潮语汇的使用率，往往与原创思想的产生不成比例。例如，在一周一次的孑民学术论坛结束时，照例要有十几分钟的互动，一到此时，就有本科生或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在提问题时，就往往令讲座人大伤脑筋。因为很多提问简直就是不知所云，用一位哲学系教授的话说就是“不是他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他。”其实就是把生吞活剥的新名词术语近于随意地组合，再以滔滔语势一泻而出，神仙也得听糊涂了。有一次，是南开大学的罗宗强教授讲座，一位硕士生哇哩哇啦说了足有五六分钟，然后又自我总结道：我的意思是如何如何，但是罗宗强仔细听了半天，无可奈何地说：“我没听懂你说的是啥意思。葛晓音教授是陪同者，当时很尴尬，说：“罗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界前辈，你能不能简单点，再把你的意思说一遍？”那位学生又是一顿哇哩哇啦，又是自我概括，又是“我的意思是．．．．．，罗宗强侧耳倾听了半天，还是无可奈何地说：”对不起，我还是不知道你说些什么。”互动只好草草收场。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很多学生对大脑的使用缺乏科学规划，疲劳战术，为耗时而耗时的比比皆是，似乎耗时则心安，否则就感到虚度的不在少数。于是，崇高的使命感与学术思想的有效积累及生产之间出现悖论。

在北大学生活跃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浮躁。在我看来，某些学会、协会的活动频率之高，已严重超出参与者时间开支的承受力。

毫无疑问的是，北大学生是聪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专业水平有多么高。据我观察，他们用功最多的主要是外语和计算机，尤其是前者，为的是毕业出国。据统计，北大本科生毕业出国比例达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左右。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曾经目击这样一个场面，那是一次现代文学课，某一被提问的大二学生，老师感觉她的回答文不对题，就顺便问她看没看过巴金的作品，她说没有，又问她老舍的什么作品，她仍然说没有，老师有些失去耐心，问她现代文学中到底看过什么作品，她回答什么也没看过。老师只有叹气，只好苦笑。当然，这也许是个别现象，但是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样的专业素质是怎么考上北大中文系的，继续学习这个专业，会有什么发展。

另外，北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也并不都很高，当然想想也正常，正如那年有人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某些个别学生其实也长了隐蔽的第三只手，由于进修访学人员一般手头都较充裕，又是外来户，因此，他们的书包、车子，常常成为个别人第三只手的触摸对象，图书馆的暂存柜被撬，在校园里丢自行车是常有的事。

而且，可能到底是年轻人，耐人寻味的是，北大学生虽然不捧名人，但对摇滚歌手却趋之若鹭。不仅场场爆满，而且对只有疯狂节奏、没有旋律，没有悦音的音响暴力竟广泛共鸣：台上狂吼乱叫，台下齐声呐喊，浑然一片的癫狂。

北大的学子，全国人民羡慕你们，关注你们，你们应该做得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