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埕老街市
一
大埕乡居中，有一个老市。历史自然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它是全大埕的经济中心。在七八十年代，更是纯粹和集中。以至于它对于大埕的地位和作用，赛过现今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甚至美国的wall street，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英国的唐宁街。因为大凡各地名街名地，虽然出名，但并未达到不可替代的地步。而大埕老市，在儿时的我看来，如果没有它，大埕的天都会暗成一片，童年的乐趣就少了一半。
沿着我孩童时居住的自然村，曲曲弯弯，走过高高低低的屋檐、巷道，过了一座中甲爷庙，就突地豁然开朗，气息都不同了。
先是要过一个奇人的屋子。屋里住着一位老人，白脸修身，矍铄有神，留着半捺长的山羊胡须，仙风道骨。这老人平时与其他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人家前来求他的时候才显得有些不一样。
大埕各乡有人被狗咬了，就会急忙忙赶到他家里来。他也不怎么问，就取一个银耳环，端一碗清井水，郑重地边刮边用水冲洗伤口，完了又另取一碗清水，猛一下含在嘴里，又猛地往人伤口上喷。大功告成之后，大人们就会到里屋去。求他的人一般会拿一个红包答谢他，他总说不用不用，然后求他的人就说：“两家求个好头彩。”意思是说两家人都求一个好的兆头，老人便淡淡地推了推，收下了。
我小时候真见过得疯犬病的人。那是同村的平仪他奶奶。一天傍晚，听小伙伴们说，平仪他奶奶不行啦，说是给狗咬过，没有治，现在发疯犬病了。我于是与同伴一步步地靠近小溪后两排的老屋。那里已经围了一些人，都不敢出声，有人说里屋不时会传来一两声狗叫，但是我听了很久，都没有听到，只看到屋子门锁着。有人说平仪他奶奶就在里面，家里人怕她出来抓到人使人也得疯犬病因而这样做。我听后觉得，人这样死，真惨，就走了。我一向心里并不信老市边的老人治狗咬真有效果，但也并不反感，但这时心里却重重地加深了对他的尊敬。
但人们求他的另一桩事却可能是真有效果。
因为近海边，小孩子吃鱼难免会让鱼刺鲠到。一出现这种情况，大人们也会带着小孩来求这个老人。我有一次静静地围看着，一不小心居然走进了里屋。老人大概以为我是来求他的大人的小孩，而来求他的大人大概认为我是这家老人的孩子，于是我得以全景式地见证这个过程。
依旧是一碗清水，只是老人期间上了楼，好一会才下来，用他修长白皙得与农人不同的手指做拈花状，放进水里，然后向外弹了弹，就让小孩子喝下，口中好象念念有词，眼睛微闭着，一会儿才睁开，就说：“好了！”于是大人们就问小孩子：“好了未？”。小孩往往不知这个过程的神秘和重要，只觉得好玩，大人们问好了没好，就顺口说好了。待到出了门，大人才小声地问小孩：“真好了？”还要小孩咳一咳，还真的就好了。因为让鱼刺鲠着的事几乎每天都有，又比被狗咬事小，大家又是乡里乡亲，来求他的大人到底有没有答谢老人，我就记得模糊不清了，但热情客气地说：“您大老人会了。”意思是说，您老人家太热情帮人了。却总是少不了的。
平常里，好象老人也不计较。有些大人会随心地拿出一角两角钱，或是顺手给了些自家种的捕的瓜豆、鱼虾，在老人的草草推辞之下，放在里屋的木桌子上转身急步走开。嘴甜的还要一路走出好远还一路说阿某某叔公人真的好，左右看看无人了才恢复了自然的样子，与小孩一起高兴地回家。
二
奇巧老人对面，是我同宗五服之外的堂伯家。象个火车头一样的平房，前头开个大窗卖些杂货，后头大一点的就居家。
说是堂伯，其实却比我的祖父母的年龄还大几岁。他却因辈份关系常恭敬地称呼我的祖父祖母为叔叔婶婶，而我则只需称他为伯伯，称他的比我父亲还长几岁的大儿子作“阿兄”。自然，到了他的孙子，与我同年出生的阿灿，我们就都直呼其名了。因为大家都这样，要不然同龄人在一起玩，一口一个叔叔，都会让人不自在。只是阿灿的妈妈却总要喊我“阿叔”，因为不这样做，他妈妈就会被乡里人认为不懂礼貌，这关系到乡里人对他妈妈的评价。这一点是大家都看重的。
我小时候喜欢在到市场里买菜之余，进到这位堂伯家里来聊天。我多会就着屋里的实物来起话头。如见到屋里堆了刚刚收获的稻谷、番薯、花生、绿豆，就讲田里的收成。见有拜神佛用的香火纸钱，就会引申到今年乡里所做的大戏。不出十岁的小孩子，象大人一样地说话。堂伯则相反，热情地询问我们兄弟的学习成长、日常生活。有时会讲到我曾祖父、祖父做过的一些令他们佩服、感动的事。我们家的人从不人前人后夸口，我反而因了他的介绍才知道了祖上的一些事，一些传承，也让少年的我一点点明白人心是什么回事。
他有一支好听的声音，浑厚而通透，不温不火。照今天感觉，就是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象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男中音。他个头又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什么都正好。堂伯母也几乎是同个模子的人。这一对当时还不算老的老人，比一般的乡间人更豁达、公正、忠厚温和，急起来偶尔有一点点磕巴的样子更让我觉得可靠、可亲。
我在乡里住了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们与人交恶，与人发脾气，出恶口。但他们也不是软弱、无原则是非的人。乡里人有个什么事，他们也敢于评论是非，又往往公正中道，令人接受、信服。
他们很有口德。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我们家就有真切的体会。我母亲很年轻就嫁到我们家，六年里就生了我们兄弟几个，与乡村的其他妇人一样，除了下地干活，还要打理一大家人的三餐、柴火、收缀、洗刷、祭祀，连同小孩的一切事，还要在劳作之余，在钩花、针线、交往人情上不输人家，真的不容易。加上我父亲在外工作，我们兄弟几个有个感冒发烧时就更不容易了。有一天，堂伯母里里外外看到我年轻的母亲的收缀，就到外跟人说，这人不怎么出声，却把什么都理得这么好，别的不说，就说这一间的物焚（烧的柴草），公婆叔伯孩子九口人，不容易。我母亲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提起都十分感动。这个感动不是吃到一件什么好吃的东西、得到些什么难得到的东西之可比的。
我们读佛寺里的书，讲不贪嗔痴，我看，我堂伯家两位老人就做得很好。今天想来尤其佩服。因为世事，说来与做来全然不是一回事。圣人者如孔子，说君子要“人不知而不愠”，但又何曾不在艰难困苦时自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名人、伟人中，能治大事不能治一家者，比比；古今中外，一半以上的爱情故事的主角，所为之事，多悖伦理、常理。
佛书里也讲因缘果报，讲六道轮回。但我已经中年了，我觉得，主要是现世报，如果信之，则真切不爽。
我堂伯一家忠厚传家就是明证。他儿子一代，全以仁字起名。居乡村而求仁，不似大多数人求福禄富贵。他家第二代就出人军官、老师、商人。第三代就出法官、博士。
到了第三代，大孙子上大学的时侯，老人已经老了，自觉不久了，就祖孙两人抱在一起哭，说高兴出了大学生，却不知下次是不是就见不到了。说得一屋人都跟着掉眼泪。我在外面读书听人说了也很伤心，但觉得一世修为而知生死，也是善终，是五福之高福。
到了小孙子，几经来回奋斗，考上了博士生。小博士见到我父亲，谦虚地说，自己本科的同学都买房生子了，自己还是个穷学生，以后最多是个大学老师。我父亲开心地夸奖他，因为他可能是全大埕第一个博士生。
我作为叔叔辈自然要点赞，但我更希望他内心能骄傲一些。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他祖辈的福报，不独在他！
三
人分三六九，七十年代的乡村小隅也概莫能外。
大埕市里的头等人是公家人、工作人，是非农业户口、不用下地、吃商品粮的人。这些人与刚从地里挖来番薯或从海里捕来鱼虾，匆匆就地一摆就吆喝叫卖的农民、讨海汉不同。他们明显地要体面、从容，甚至高贵一些，走路时总让乡里人认为抬着头，因为他们总不必象挑了重担要低头看路的其他乡亲。
他们先是每月可以从公家的粮店里买四两油、30斤米面，后来油多一点，米却又贵一些。但怎么贵，公价也不到市价的四分之一，而且关键不是这个。
在那个年代的大埕，一个人如果有了居民户口，就会人人都羡慕。这类人的自豪感、幸福感和乡里人对他们的认识，大概要相当于现今在广州二沙岛上住着一套别墅，又还另有一套空着，或是年薪过百万又工作轻松且受人尊重。至于一夜之间中了数百万大奖的，则不能比。因为此类幸福既不可预期，也不能持久，更没有光荣感，不似当时的食公粮的工作人，睁眼闭眼都会让人感到高兴、满足，前程可期。
有这样身份的姑娘小伙，连亲事都不用操心。甚至连长相一般的也不用发愁。我就见过一个很富态很白的有工作的姐姐嫁了一个俊小伙，也见过一个长相粗粝的男子娶了一个高个又停匀得当的俊姑娘。但乡里人都还固执地认为，俊小伙和俊姑娘，“命过好”。
人就是这样。1949年才刚刚站起来，一个居民户口制度就又让自己趴下了。谁叫世事、劳作如此不轻盈。
市场里头大大小小、朝着东西南北的店铺，有不少是公家开的，靠东近我堂伯家的一间稍小。屋子不高，柜台很矮，很合我们小孩子来这里打酱油、买腐乳。店铺前头开了一排窗，作为门面。门面中间一根柱子自然分隔，东头买火柴、手纸一类，西头卖酱油、腐乳一类。门面上用一片片竖起的木板来回推拉、卡扣在上下的地槽、天梁之中。早早地，开铺的人就将一片片有些年月的、老色的木板取下，铺面就告开张。
这铺里有两个公家人，一老一小，一男一女，都不怎么高，行走在柜台后面与屋子里一切很相称。
男的是个老人，就是平仪他爷爷。平仪一家住在小溪前的一间摆满祖宗灵位牌的公厅两侧。他爷爷看起来很平和、老实，不象农家人粗犷，也不象生意人精明，皮肤有些白，看起来真个账房先生。虽然平仪他爷爷是个工作人，但平仪他奶奶、妈妈、爸爸和三个兄弟却没有居民户口。他妈妈读过书，身材高大，行动象个男子。他父亲是入赘的，则此消彼长般，几乎让我没有印象。
按当时的规矩，他爷爷的职位是可以顶职的。但他妈妈一天里头早出晚归，不是下田就是上山，似乎不作此想，他父亲一般不考虑。平仪的父母就象英国的王储，似等着又不似等着，眼看就过了继承的年龄和时间了。
我小时似乎听说过他爷爷的职位要顶给平仪三兄弟中的一个。只是平仪三兄弟在村里平时象三条好汉。干坏事没听说过，却一点他们读书的印象都没有。是不是三兄弟都想着有爷爷的职位可以顶，不得而知。好在他们做起田里的活来都很有力气。
世事如棋。待到平仪一家真的决定要他大兄顶职了，却改革开放了，政策一夜就改。这让平仪一家一时十分无奈。
小店里的女店员，十九二十岁，皮肤白白，脸圆圓，有点点胖。在那时的大埕乡，女子长得不粗鲁，白而有点肉，就几乎占尽了同龄女子的风流。但这个店员并不骄傲，总是笑笑，态度又好，见到辈份大的就叔公婶婆地叫。她打酱油、打酒时，用一个用竹节做成的量具，一下一下地顺着漏斗灌进大小和样子各式不同的瓶子里，就象后来古文里说的卖油翁。有时，则用筷子从一个矮瓮里小心翼翼夹出一块块红红的象小砖头一样的豆腐乳，或是放在人家带来的碗碟里，或是用一张纸包好，递到人手里吩咐人千万扶好。遇到熟悉的或自己喜欢的小孩，就悄悄地将一桶酱油分成两大半桶地给，或是在按块卖腐乳时将不小心夹散的两大半块当一块给了人家。偶尔有多事的老单身汉喝了个半醉来打酒，量好了给他总说少了。姑娘就会说那重来，就又倒了重来。每次舀了满满一桶便问来打酒的，阿某某叔够了没，还笑笑，几个来回也不气不恼，老单身就不好再耍，怏怏地走了。
没人的时候，她就坐在东头的柜台前，将一分二分的硬币垒得高高的再用白纸卷成条，一边卷一边与店前行走的乡亲熟人打招呼，或是起身卖些东西。在夕阳之下，与外边匆匆而杂沓的行人相比，她的样子娴雅极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很快地就离她而去。
就连她南头的大食品店子，西头的几乎横跨了半个市场的大日用店，也由上面通知要改革了。
于是，有门路有本事的人就自己承包了。其他的人说是还是公家人，实际上就是自谋出路了。
自谋出路的人，有的隔天就挑起粪桶，卷起裤腿，下地干活。在乡亲和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本来就从土地中来，如今回到土地中去，没有什么好惆怅的。
有的则隔天卷起铺盖就走，说要到广州、深圳去，不出点人样就不回来。
嘴硬的还说，难道还不如几十年前，阿某某叔公兵荒马乱中，远渡重洋！
四
要说舌尖上的大埕，当先说这间老市场正南头的大店铺。
这间食店单就风水上就占了先。它在老市场中央的四方长亭南面，气势上几乎横贯了整个市场，开间广阔，有收官兜底的格局。店铺里面疏疏阔阔地就可摆上二三十张桌子，南面靠里一溜排开是热气腾腾的开放式的大橱锅灶，高大的台面上摆满了货真价实的大埕肉丸、肉卷、咸面，各式水灵灵的时鲜蔬果。在那个一般人家还不能天天吃肉的年代，由它发出的香味对每一个到过市场的乡里人都充满诱惑，让人觉得人活着，纵有千般不易，但单就一个食字就会令你生出许多美好的念想。
食店的南面另开有一排长长的窗台。每天早上，当着赶早读的学生和其他来来往往的乡里人，一字排开四五块大砧板，四五个壮身大汉各自手执两把大铁棒，对着砧板上的猪肉千锤万炼，哼哈有声，让人想起门神上操一对铁鞭的好汉秦琼来。
肉茸一阵翻飞之后就会被放进一个大铁盆，由店铺里的师傅好一阵揉，就没人理了，原理大概相当于北方的饧面。好一阵，大师傅才出场，大模大样地看了看，顺势拍了拍，整个肉团好似重又长在一起了，就伸手一抓，一个圆滚的肉丸就变戏法一样从他的虎口处生了出来，众人都围过来看，他却一松手让刚刚成形的丸子重又回到盆里去，这才说，好了。于是刚刚执棒的几位好汉就开始了更加紧迫的劳作，一手抓丸成形，一手竖执着一把瓷勺，一下一下地将丸子舀下，抛出一条条弧线飞入四五口热气冲天的大铁锅里，急急如雨点。奇怪的是，一个个老粗大男人，干起这活儿比姑娘家钩花还轻巧而快。
待到沉下去的生猪肉丸子重又浮了起来，个头就肥白了些，密密匝匝地挤满了整个锅面。这时就会有人用一把大竹篱捞起放在一个个的竹匾里，及时地端到店铺的大前台上。只见这些丸子粒粒都出落得圆滚筋斗，颤颤地呈在人面前，要不是闻着就香倒人，模样儿真让人舍不得吃下肚。
少年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七十年代的孩子是真正的孩子。我们的上一代大多经历过战争，再上一代更是历尽世事沧桑，于是我们这一代肩负了三代人的孩子气，但终究不敢有今天孩子的骄横气。一大清早，我会帮着大人收拾好早餐碗筷、桌凳，扫地，并做出要带好两个弟弟的样子。这时，我爷爷就会说，孩子们，给你们几分钱，可千万不能乱买东西吃。我们自然欢天喜地，因为这样新的一天才告开始。
有了钱的我另有与其他孩童不同的打算。我会将两个弟弟的零花钱集中起来，三个人一起来到市场里的这间店铺，用一毛钱买来一大碗面，然后三兄弟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碗里的肉丸、肉卷、面条，连同不知为什么到今天怎么也吃不到的美味面汤。你要是二十年前问我，我真能告诉你每一粒肉丸子、每一口汤的些小差别的好味道！
但我却不敢忘记我爷爷专为我做的一式特别的汤的味道。
我的爷爷高高瘦瘦，平时对我们三兄弟特别是对我很严格。我不小心坐在靠背椅上、或学着大人盘二郞腿、或手里拿着筷子的同时还拿着勺子、或与大人的手交叉着夹菜、或边嚼东西边说话，就会批评我们。但爷爷在我读书写字时总静静地一次次地为我擦煤油灯的玻璃罩，又一次次地问眼睛累了吗。而且，如果我一牙痛，他就不单带着我到卫生所上一种叫做冰硼散的药，还坚定地判断我一定是虚痛，并要亲自为我买来一只猪脚，用绿豆煮再放些红糖给我吃。
我的爷爷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走了，我一次孝敬爷爷的机会都没有。
我读初中的时候，每天来回在家里与镇中学的路上，都会默默地面向着爷爷的安息之地暗暗祈祷。到广州读书，我会在过年的时候，独自来到爷爷的地方，静静地跪下，放好一对桔子，没有忧伤，没有特别的祈求，只是看看站站就回来。
因为，我认为，我怎么也不能向我善良的爷爷要些什么。
除了他从不表达的深沉的爱，他还有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