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的敏感，专业的考辨（读书评论）

——品读金文明编审家的《石破天惊逗秋雨》

刘小朋 /文

近日，笔者潜心研读了著名编审家金文明先生撰写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该书又名《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读罢全书，我长时间无以释怀，倍感彷徨和失落。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颠覆了余秋雨学者在我心中高山仰止般的光鲜文人形象；它让我重新思考自己散文写作的审美视角和审美取向；该书也改变了我文化思考和写作的若干方式。

我读余秋雨学者的散文有十几年了。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从《霜冷长河》、《借我一生》到《我等不到了》、《问学余秋雨》；从《千年文化》、《舞台哲理》到《山河之书》、《何谓文化》。应该说自己对余秋雨的散文是比较偏爱的。我收藏有关余秋雨的各类书籍不少于30本。这十几年来，余秋雨是我最欣赏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表达隽永珠玑，行云流水。思考视角不同寻常，独具匠心。行文风格别树一帜，自成一家。读他的散文，聆听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拷问和反思，我感觉受益匪浅，收获颇丰。所以，当我在书店看到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时，我本能地排斥。在此之前，我曾购买一本《余秋雨的敌人》。该书对余秋雨的整体批评和诽谤完全超出正常的学术争鸣范围，令人不忍目睹。基于此，购得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后，我长时间不曾细读。即便翻阅，也仅仅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直到近年偶然在央视看到余秋雨在青歌赛评委席作文化点评时出现一个地理常识错误。我大为惊讶，难以置信。后来又有一次在聆听央视“中华文化知识讲座”中，余先生在谈到汶川地震的时候，居然把“汶川”读成了“文（阳平声调）川”。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从此，我不再“迷信”余秋雨，他在我心中逐渐走下“神坛”……

《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是金文明先生写于2002年的一本文化著作，迄今已逾十载。金先生是全国著名编审家。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刊物资深编委。他主编了《中华古汉语字典》和《汉英综合辞典》等语言工具书。个人出版了《博异志、集异志注释》、《金石录校正》和《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100篇》等学术著作。笔者之所以不吝笔墨介绍金文明先生的个人履历和专业治学成就。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圈，余秋雨学者的才情和名望可谓如雷贯耳，无人不晓。圈内有不少所谓的“文艺批评家”以批评余秋雨搏出位，吸引眼球。但他们“大多集中在余先生的人品、文品以及与文学无关的一些细节琐事上……”（金文明语）。而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仅仅限于学术范围之内的文史差错，不涉及人品和文品等非学术性问题。这令人肃然起敬。

《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主要从四个方面考辨。即(一)人物史事考辨；（二）时、地、书、名考辨；（三）职官旧制考辨；（四)文词音韵考辨。考辨的文史差错主要集中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金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尽管余秋雨先生具有超人的文笔和才情，但他毕竟不是一位专治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学者……”为了说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史料差错的客观性，金先生随即列举两个人名差错：一、乐樽。二、叶炽昌。其中“乐樽”应为“乐僔”，“叶炽昌”当为“叶昌炽”。金先生坦露：为了撰写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他“查阅翻检的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张”。这种执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尊敬。所以金先生能够发现《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类文史差错超出一百个，笔者感觉这是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事情。《咬文嚼字》资深编委的职业敏感和专业考辨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亦尝试从这四个方面对该书加以疏理和解读。

一、人物史事考辨引经据典、鞭辟入里

人物史事方面的考辩文章共16篇。在这16篇文章中，金先生征引了《辞源》、《辞海》、《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多部权威语言工具书以及其他历史典籍中的诸多描述，分别对《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诸多文史知识差错进行了客观、理性地考辨。例如：在《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一文中，金先生引用《中国文学大辞典》：“[林逋]不娶无子，所居植梅蓄鹤，人谓梅妻鹤子。”但余秋雨在《西湖梦》中却写道：“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在《〈岳阳楼记〉传千古，写者不在岳阳楼》中，金先生通过引经据典、深入分析，批评了余先生所说的范仲淹在岳阳楼写作《岳阳楼记》的主观臆断，指出这种臆断属于文学常识错误。而在《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女儿》一文中，金先生征引《列女传》、《淮南子》和《史记》等文献，驳斥了余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描述的“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

金先生这16篇文章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托，对余的差错进行有力有据的考证和辨驳。他的考辩有的放矢，鞭辟入里，言之有物。透过这些差错，他认为余先生的文史学术功底不扎实，远远没有读者想象中的他在“历史大散文”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深度与厚度。余秋雨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思考、诠释因为这些差错的存在导致“含金量”锐减，光鲜的专家学者形象由此大打折扣。金文明在该书附录一“两个索引”中明确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中文史知识差错达77个之多（不包括字词引文差错）。正可谓“石破天惊”，基于此，金文明先生决定给该书取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

二、时地书名考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时、地、书、名方面的考辨文章共12篇。其中的“时”即时间，金先生写了3篇。他归纳出余先生散文人事纪年差错主要有两种类型。1、“差不离”式。2、“一刀切”式。所谓“差不离”式即余先生对历史人物活动或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提出自己的“新说”，而他的“新说”与学术界的定论之间相差不多，少则一年两年，多则不超过十年二十年。例如：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是1045年（余说是1046年）；朱熹之死是在1200年（余说1199年）。所谓“一刀切”式是指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使得某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份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定论（多种争鸣结论）。但余秋雨随心所欲地任取一说，写入自己的文章。金先生以为这种做法是学风不严谨的体现。例如：关于朱耷的生年考证，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注释：1624年和1626年，孰是孰非，尚无定论。但余先生在《文化苦旅·青云谱随想》中这样写道：“在朱耷出生前223年，朱全被封于南昌（1403年）……”

不仅如此，通过考辩，金先生还惊异地发现余秋雨的散文大凡涉及具体的时间（年月日），错误屡见不鲜，俯拾即是。因为余先生文章中的历日表述阴阳混杂、不伦不类。即年份由旧历（一般也称农历或阴历）换算成公历后，月日照抄（不换算，保留旧历）。

“地”即地名，共3篇。余秋雨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老是不按规则或通例办事，喜欢‘自出机杼’，把古今地名杂糅在一起，翻译得不伦不类，不合章法”。（金文明语）例如：“山东的东平”、“河南焦作的山阳”、“洛水之西”和“华阳”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像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这也令业内学者贻笑大方。

至于书名和人名方面的有关知识差错，金先生亦不吝笔墨，旁征博引，历数了诸如“吴冠李戴说《巷议》”（《巷议》本为吴孝宗所写，而非李师中）、“天涯何处觅‘邱浚’”（应为“丘濬”）、“《康熙词典》和《神秘曲谱》”（应为《康熙字典》和《神奇秘谱》）等等差错，以正视听。

三、职官旧制考辨见微知著、入木三分

该部分内容较少，共3篇。重点指出余先生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叙述的“山涛……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尚书吏部郎……”的错误。金先生说：“一般说来，只有达到了三品以上，才可以说是‘很大的官职’”。而山涛当时担任的“尚书吏部郎”职务属于朝廷六品官，余先生的说法明显过于轻率和粗疏。此外，在《没做皇帝怎能称“陛下”？》一文中，金先生也耐心地给余先生“上了一课”。据《晋书·嵇康传》：“[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余先生在翻译该段文字的时候，本来只要将“公”译作“晋公”或“大将军”就行了，但他偏偏译成了“陛下”。这显然犯了生前死后混淆不分的错误。司马昭虽然死后被儿子司马炎追封为文皇帝，但他生前毕竟不曾做过皇帝。

不仅如此，金文明先生还独具匠心地写下一篇《关于中国历史纪年中的“年”和“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古代文学中“年”和“载”的异同。尤其是对唐代纪年改“年”为“载”（744～758年）的论述，令读者大长见识。想必余先生如果看了该文一定会有同感。因为他就是由于不了解这个史学常识才会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中写下“唐天宝七年……”的语句。（不妥，应为“唐天宝七载”）

四、文词音韵考辨不蔓不枝 、入情入理

文词音韵考辨的文章共7篇。金文明先生通过列举“词病8例”、“引书差错27例”以及“关于7例词语新用法的商榷”和“《文化苦旅》字词差错补遗16例”等内容详细地揭示了余秋雨“历史大散文中”的文词音韵差错。其征引史料之翔实，考辨之细致、指出差错之繁多、论证之严谨无不令读者为编审家执着的治学态度和专业的治学技能而叹为观止。金文明似乎长着一双“火眼金睛”，对错别字和知识差错高度敏感，并具有极强的免疫力。不少文艺评论家在评论编审家们工作本身的时候，常常把他们比喻成文章的“啄木鸟”，笔者以为此比喻生动形象，一语中的。

在文词考辨中，我们随意拿来几个例子就能够说明金先生这个“啄木鸟”的敏感和专业。例如：在《献给文章高手的一束蔷薇》一文中，他列举了“致仕”这个词语。余秋雨理解为“获得官职”。金先生纠正他的错误理解，说“致仕”历来只表示一个意义，就是“辞官”。又如在“引书差错27例”中，金先生指出余秋雨的多处引用差错。包括岳麓书院正门口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应为“惟楚有材”），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哀怀抱绝景，更觉落笔难”（应为“衰怀造胜境，转觉落笔难”，10个字居然引错了5个字）。

此外，在音韵考辨中，金文明先生也不无幽默地写了一篇文章——《不通旧诗韵，怎写旧体诗？》。该文针对余秋雨在《霜冷长河·绑匪的纸条》一文中谈到的“根”、“亭”和“信”三字“都押韵”的问题，断定余先生的旧体诗韵知识有大欠缺。金先生说“‘根’、‘亭’和‘信’分属平、仄不能相押；即便是‘根’和‘亭’同为平声，也因为分属‘元’、‘青 ’两韵而不能通押”……

也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秋雨固然是全国著名学者、权威戏剧理论学家。但他是人不是神。他的文章中出现若干文史差错和错别字也是正常的事情。联想到金文明先生供职的《咬文嚼字》刊物近年咬上了“茅奖”作品。被“咬”的包括莫言、刘醒龙、贾平凹、周国平、韩少功等知名作家。但这些作家无一不持欢迎态度。我想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些文学大家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治学涵养和品位。广大读者并不会因为他们书中的差错而否定他们的才情和文笔功底。所以，在本篇评论即将完稿之际，我寻思今后我还将继续阅读余先生的散文，学习他的遣词造句和多样的表达方式。但我一定会多一个心眼，把金文明先生的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作为阅读学习的辅导工具书……

（全文约4460字，于2014年7月23日傍晚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