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叹热血饮恨亡——记福州籍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历史的脚步不会因人间世事的轻重缓急而停留或加速，历史老人旁若无人地按照自己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人们一旦回望历史，就能发现许多事已被时间淹没。岁月，冲刷着人们的记忆，将许多曾经生动鲜活的历史慢慢掩盖和淡化。
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南岸塔亭，今福州市仓山区窑花井弄内，有一座一百二十年前修建的老屋，叫“卧琴楼”，它是前清福州进士陈焕皋修建的。陈焕皋六子陈天锡所著的《迟庄回忆录》说，那时“卧琴楼”原藏有经史子集百十箱，陈焕皋“随时在此集乡党文人学士为诗文之会，盛极一时。”
现在，这座老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高雅热闹，因多年失修，业已破落不堪。据说因城镇建设，这处房屋还面临拆迁，令人伤怀担忧。
之所以担忧，因“卧琴楼”是我国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的祖居。
可能许多人对陈正青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对他不朽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都非常熟悉。因此，陈正青先生是福州的骄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的意义重大，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献史料来说明。在众多的文献史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被命名为《开国大典》的新闻照片。是这幅照片，把新中国成立时的盛况，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通过新华社电讯，生动具体地传向了全世界。
由于这一历史事件太大、太重要，因而，这张新闻照片给人的印象就太深刻。以至几十年后，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它淡忘。这张照片本身的新闻价值与历史价值都太重大，因而在国家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众多的大型纪念画册、大型重要的纪念场合，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幅照片又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不禁让人想到这幅新闻照片作品的作者，福州籍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陈正青先生原名陈伟勋，祖籍福州，他的祖父陈自新，谱名开猷，字焕皋。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卒於光绪三十年。据福州《藤山志》记载，陈焕皋是藤山塔亭人，清光绪丙子进士，任广东东安县令，后任湖南麻阳、溆浦、善化县令。为官清正，致力维新。著有《迎晖阁文钞》四卷、《卧琴诗草》一卷。
陈正青先生的父亲陈仲经，晚号琴楼，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生，谱名作砺，大名希亮。现藏中山陵藏经楼中国宝级文物“三民主义”全文碑刻，当年分别由国内十四位海内著名书法名家书写，其中就有陈仲经先生，可见陈老先生名望之高。陈仲经受业於湖南经学大师皮鹿门锡瑞先生，究心文学，造诣甚优。辛亥革命投身国民革命，担任过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秘书，也担任过宋子文先生与孔祥熙先生的秘书，后去台湾。一九七四年（民国六十二年）元月十七日逝世，安葬於阳明山公墓。所著《琴楼吟草》一集，於一九七三年夏在台出版。爱国之心与故园情怀，闪现于字里行间，掩卷难忘，催人泪下。
陈正青先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在福州读书，后随家庭迁居北平、南京上中学。以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一九三六年毕业。同年底十九岁时因与父亲陈仲经政见不同，离家去西安，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引线，在叶剑英介绍下参加革命，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陈正青先生先入抗日军政大学，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李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调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戏剧队队长、编导。一九三九年随团到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宣传活动。一九四四年返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研究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区，任辽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九四六年调任《东北画报》社摄影科长。解放战争期间，陈正青深入前线与后方，采访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真实图景。大批作品在《东北画报》刊载。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陈正青以《东北画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北平采访，七月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参加了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摄影报导。建国后历任新闻出版总署摄影局副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等职。曾任中国摄影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
从抗战到建国后，陈正青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拍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尤其是为共和国的领袖们拍摄了大量工作照和生活照。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文物绝版。可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许多都在“文革”中被毁坏、散失。
陈正青先生是在上海上大学时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为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的革命动机自觉而清纯，和那些因生活贫困，或走投无路被迫参加革命的人境界不同。前者是为改变自身境遇，后者是为改变社会不公。他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为推翻黑暗的专制独裁统治，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放弃富有的生活，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
陈正青先生当时家中富足，他是独子，严父慈母对他寄予厚望。他深深知道自己背叛这个家庭，对家中亲人的打击巨大，尤其是无微不至疼爱着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他曾经因对时局的看法和父亲政见不同，有过激烈的争执。他是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毅然决然地离家，为改变国家的落后而投奔延安。
时值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围剿延安红军之际，陈正青先生悄然在家“失踪”，去往延安。前路的艰苦险恶他自然明白，此去再难还家，未来生死未卜。他的献身追求，带有生离死别的苍凉与赴死报国的悲壮。
信仰的力量巨大，以致能使人把生死置之度外。来到延安，他将陈为勋这个名字改为陈正青，以示和家庭彻底决裂，亦表示要做一个正义的青年。
但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年轻的陈正青先生能完全预料和想象的。延安的社会现状，有艰苦奋斗，热火朝天的一面，也有等级森严，生活单调的一面。他更没想到的是，革命队伍里先天的出身成分，大大优越于实践的工作表现，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政治歧视。
当时，延安的政治运动不断，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延安对白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人并不信任。他们在每次运动中，都是被肃整和审查的对象。革命激情和革命行动，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阶级成分，也不能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陈正青先生也不例外，他出身于官僚阶级家庭，根据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他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敌对家庭出身的子女，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一个人行为上的革命，并不能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经是革命的了。把所有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都改造统一成为无产阶级的，是党组织重要的政治任务。
陈正青先生铭记着党的教导，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定要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喜欢。头炊倭偶彝コ沟谆褰缦摺Ｋ匠沟祝比痪鸵阉约旱母改盖滓约耙棠痰背山准兜腥恕�
和家庭划清界线说起来容易，事实上做起来很痛苦。想把亲人在心底彻底抹去，并非一件易事。必须首先泯灭自己的良知。而陈正青先生恰恰天良未泯，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人性与党性，长期在他的灵魂里痛苦而无情地搏斗着。
可以想象，他在闲暇时会很自然就会想到善良的、对自己无微不至关怀的慈母。他不敢想象自己走后，母亲的苦楚与绝望。他虽然和严父政见不同，但父亲的望子成龙之心，他也一定能理解。
陈正青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必然为自己竟然在心底里难以和反动官僚家庭划清界线感到恐惧。在他的自传里，我看到他在努力对自己实行思想改造，加强政治学习，力求增强党性。他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警惕和谴责自己的资产阶级人性。立场原则和人性天良，在他的灵魂深处做着漫长的无休止地拼搏。
经过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镇反、反五风、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直到大办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高举的一九六零年，陈正青先生一直在不断给组织上写自传、写申辩。
他写道：“我自一九三六年离家后，即与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到目前为止，和其他亲戚均无来往和联系。”
从中，我们能感知他对党组织的忠诚，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压抑、凄苦于无奈。显而易见，虽然他抛家不顾，在枪林弹雨中革命了二十多年，党组织依然不相信他，否则，他没必要在给党组织写的自传中作此申辩。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但当时，事情就这样，而且，这种事并不仅仅发生在陈正青先生一个人身上。
陈正青先生的悲剧并没到此结束。
虽然他目睹过许多政治运动，多年来没完没了地不断被审查、被处分，他都挺过来了。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挺不下去了。
这位老八路所有的革命历史和工作贡献，都不能证明他是革命者。出身成分不好的“原罪”，早已把他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陈正青先生的夫人何慧也是福州人，何慧的外祖父刘崇佑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斗士，曾营救过参加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和民主运动的“七君子”。何慧本人也是一位老八路，是三七年离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她这位大家小姐到延安后，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并担任歌咏队队长。著名歌唱家王昆视她如师，实则为友。新中国成立后，何慧在新华社摄影部当国际组组长，曾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陈正青先生单位新华社里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们，除了把他打成反动“资产阶级”、“国民党训政老爷”，对他进行围攻式的、诬陷性的批判斗争，还对陈正青先生进行的是封建原始、暴力造反式的抄家、挂黑牌、戴高帽，实行非人道的体罚和人格侮辱。
才华横溢，正直清白，具有中国文人传统气节风骨的陈正青先生和他的夫人何慧，面对这种丧失人性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显得是那么渺小与无助。为捍卫人的尊严，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夫妇二人无奈地选择了结束生命。
陈正青、何慧夫妇二人，抛下了四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抛下了在海峡对岸隔海遥想的老父亲，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伤痛、绝望，一定有很多遗憾，甚至，还有深深的悔恨。
如今，陈正青先生夫妇业已平反昭雪，虽然历史已还他们的清白，但斯人已去。
没有人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与后果负责，甚至连起码的道歉和一丝丝的愧疚都没有人承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造成这种悲剧和冤案的历史原因，我们只能从政治和行政体制上去认真反思。
不实行民主，不落实真正的法制，权力执政者拒绝社会监督，是一切冤案、不公与贪污腐败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