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杨士安先生，这辈子喜欢钻研地名、方志、辞书，爱好收藏地图，还研究、绘制地图。他的刻苦精神，曾得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的高度肯定，于是竭力推荐他加入省地名学会、省地方志学会。杨士安对方言也很执着，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收集整理了20余万字的诸暨方言，决定编一部有关《诸暨方言》的书；他对辞书也颇有爱好，在2009版《辞海》修订期间，杨士安先生曾就《辞海》的收字、《笔画索引》排列及地名条目“大陈岛”等，提出商榷意见，出版社专门回复告知，表示会分别给予酌情处理或改正，并致谢意。前两年，杨士安又不厌其烦地将他对香榧以讹传讹的“常识”提出质疑，并将自己对这些“常识”研究考证和结果寄给有关单位和专家……一桩桩一件件，杨士安先生的勤学多思、博学多才被专家们一致称作是诸暨“一位难得的秀才”。
1。一位喜欢钻研地名的秀才
杨士安先生认为，地名是反映地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具有本源意义的载体，是了解一个地区历史人文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最珍贵资料，它既深刻地烙印着一个地域和一个时代的印记，同时又能够最大限量地容纳一个地域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地名的消长，是时代的生动写照。杨士安先生观察研究地名的变化，运用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素养，从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网络上把握地名发展的变化过程和特征，得出地名的渊源流变，总结出地名产生、地名记述、地名研究的基本规律，发掘地名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
杨先生说，诸暨流传着开天辟地时女娲补天的传说、流传着黄帝时代大臣仙人们的传说，流传着大禹治水计功的传说，也流传着当地民间诸神的传说。古代传说促使诸暨部分地名的形成，反过来又映射了诸暨深厚的历史文化。所以说，地名是历史的化石。诸暨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古代传说地名。如石柱山，如浮丘、隐仙山，如仙过岭，如了山、禹思亭……
根据杨士安先生的考证——
石柱山。在今同山镇，即日入柱山，《一统志》作石柱山，《浙江通志》作八柱山。神话传说称是山为“女娲遗石”。光绪丙申（1896）《暨阳同山边氏宗谱》载：“石柱山者，吾暨县龙发脉处也。地在城南同山乡二十都之日入坞，离城八十馀里，与浦邑界相交。其间若重围而壁垒却奇特，有巍石兀立，状如柱，因以柱名，或者取砥柱之义焉。有诗云：‘娲皇炼就石嶙峋，侍卫重重好出身’”。至今民间仍有女娲炼五色石补天而遗石于此之说。
浮丘、隐仙山。民间又有黄帝时仙人浮丘公隐居诸暨的说法。浮丘公，或谓即《列子》所称之壶丘子。相传仙人肩挑束薪，实为红白珊瑚，有撒豆成金之术，善吹笙骑鹤。据《光绪诸暨县志》载：“刘家山头，村在（屏风山）溪北，亦称浮丘。田中一阜隆起，石骨嶙峋，名浮丘，其田曰浮丘田。或云，相传浮丘仙翁隐此，故名。南有隐仙山，与眉月山相对。山有隐仙石，石上有仙翁坐卧迹，下有仙翁庵。又相传有浮丘墓。乾隆六十年（1795）又建有浮丘亭”（见11卷19页、41卷11页）。文中所言之浮丘村、隐仙山（今属陶朱街道）等地名至今尚存，其遗迹在今新诸暨火车站旁。
仙过岭。仙过岭在诸暨市同山镇，今有仙过岭下村。相传黄帝有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儿，名叫元修（玄修），曾先后在诸暨五泄、浦江仙华山及东阳石城山一带修真，后于仙姑山成道升天。今诸暨仙过岭即为玄修往来经从之处。仙姑山即仙华山，今属浦江县（东汉兴平二年，分诸暨地设丰安县，唐天宝十三年置浦阳县，五代后梁开平四年改称浦江）。了山、禹思亭。坐落在现今王家井的了山，即与大禹有关，相传大禹曾为治理浦阳江而来诸暨……
2。一位特别擅长绘制乡村地图的秀才
杨士安说，绘制地图，首先要对地图感兴趣。上初中时，中学适用的两本地图册，他爱不释手，几乎被翻烂，最后他突发奇想，将一幅幅地图临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成了他最早画的地图。他家有“两多”，一是工具书多，一是地图多，抽屉里、柜子上、沙发上，甚至墙角落，堆的都是一沓沓地图，地形图、旅游图、交通图、行政区划图等等。“地图中，既有图形符号直接给出的信息，还有大量潜在信息等人发掘。”他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看地图就能了解我国经历的风雨沧桑。打开清代地图，那是一幕血泪史。1858年前的中国，至少有127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土，可不到100年，竟损失了300万平方公里以上。再打开十多年前的中国地图，在香港、澳门地名旁，都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醒目标注“英”、“葡”字样，这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便在心中油然而生。收集各种地图是绘制地图的基础，杨士安近乎把地图收集当成一项事业来做。在他家里，他收集的各地各类地图就有1500余种。其中60％以上是诸暨地图。他目前保存的《光绪诸暨县志》中的《诸暨地图》十分罕见。这张地图是他在70年代初期，从一家农村小店买来的，花的钱在当时足够他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在他家里可以看到，明代刘光复《经野规略·浣水源流图》、清康熙、乾隆及光绪《诸暨县志》中的《诸暨地图》、清《古今图书集成》中的《五泄山水图》等。甚至保存了一张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绘制的“支那五万分之一图”，“这是日军侵略诸暨的见证，”杨士安说。
让杨士安颇为自得的，是为诸暨市交通局绘的一张《全市交通图》。那还是90年代初期的事，诸暨市交通局编纂《诸暨市交通志》，正当编纂委员会焦急时，主编忽想起朋友杨士安有绘地图的兴趣，便请他帮忙。杨士安跟工程师配合，花3个多月绘好地图，获专家肯定。这是杨士安绘制的第一张正式出版的地图。杨士安能画地图的名声，从此不胫而走。近几年来，诸暨不少乡村出版镇志、村志，急需当地的一幅地图，而大都没现成的，老杨正好大显身手，解其燃眉之急。
3。一位苦心收集诸暨方言的秀才
厚厚一堆书稿中，满眼都是“啊怎”、“木驮”、“文森”等等这些奇怪的词，念起来不知所云。这些诸暨方言，在诸暨人耳朵里，听起来自然亲切。历经数年，杨士安收集整理了2万余条诸暨方言，杨士安说：“我要把这些方言编纂成书。”粗粗翻阅，从口头禅到歇后语，从农作经验到工作方法，既有茶余饭后的方言谜语，又有为人处事的警语，其中绝大部分为诸暨人耳熟能详，也有个别鲜为人知，内容包罗万象，仿佛一本袖珍百科全书。“该书须归类，并作解释，估计二三十万字。”杨士安说。
说到将方言整理成书，杨士安说：“这是受《越谚》的启发。”原来，早在年轻时，一部在清光绪四年由会稽人范寅撰写的方言专志《越谚》，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杨士安觉得，诸暨方言有自己的特色，如果将它整理汇编成书，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正式着手干，是1997年。”杨士安说，那时自己还是一名电影放映员，这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群众。杨士安每次下乡，都不忘带上笔和小纸片。每到一处，在与当地群众交流中，只要听到新鲜有趣的地方话，就马上记下来。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士安脑子里整天盘旋着方言。有时连做梦也会念叨起方言来。日积月累，他的“方言库”就越来越厚实了。
“诸暨人说话很有自己的特色，像‘啊怎’，在不同语句里有不同意思，如‘啊怎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又如‘事体啊怎喀啦’，就是‘事情怎么样了’。又像形容颜色、味道、形状，都会加个‘格’音，如‘滴绿格’、‘雪白格’、‘梗青格’、‘刮黄格’等。还有一些词，在诸暨不同农村有不同说法，如‘傍晚’，就有‘夜法干’、‘夜快边’、‘夜法作’等。”“其实，有些方言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探究它，就能发现其中的内涵和衍变轨迹。”杨士安以诸暨人的调侃话“茸阘头”为例说明。“‘茸阘’两个字如何写，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在阅读南北朝《周书》时，在列传第十《王罴传》里，看到了‘茸阘’这个词，它的读音和诸暨方言一致，书中注‘阘茸’即‘茸阘’，下材也。章太炎说：‘阘’为小门，‘茸’是小草，故用以比喻下材。这样一查证，就可清楚知道，‘茸阘’是个很古老的词，而为今人所用，足见语言的生命力所在。”
毕竟，个人整理诸暨方言，遇到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有些发音很难找到对应的汉字，更多的只能先用白字代替，如“木驮”、“文森”等词。杨士安说：“考证几乎伴随着整个收集整理过程，这就好比在解疑释惑。”对杨士安的做法，得到了绍兴市不少越文化研究专家给予高度评价。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钱茂竹认为，方言对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人群的心理与情感上的凝聚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可谓研究当地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活化石”。诸暨是古越之地，方言中保存了许多诸暨古代历史人文典故等珍贵内容，对它们进行收集整理，不失为一种对地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4。一位敢于对“香榧”提出质疑的秀才
“榧树就是香树榧”、“香榧树雌雄异株”、“香榧又称三代果”……对香榧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些“常识”。但是，杨士安经过数年考证研究，向这些“常识”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和研究已经引起包括浙江省林学院在内的权威机构的关注。杨士安以绍兴地区家喻户晓的“香榧是‘三代见面‘的一种果实，所以叫作‘三代果‘”为例说起。“从植物学角度看，香榧属于‘裸子植物‘，它没有‘果实‘，只有裸露的种子，只有‘被子植物‘才有果实。显然，说香榧是‘果实‘是不正确的。香榧从授粉到成熟需跨两个年度，历时17个月，但并不会出现‘三代同堂‘的现象。尽管在有的旧地方志上确有香榧‘三年始可采‘的说法，这是因为囿于当时认识水平所致，并无科学依据。”杨士安如是说。“另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混淆了‘香榧‘和‘榧‘的关系。”杨士安说，“包括一些辞书和学术著作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以《辞海》为例介绍，据《辞海》“香榧”条载：“香榧，简称‘榧‘……”“这一表述就显得不够全面。”杨士安说，从植物学观点出发，榧树与香榧树是物种与品种之间关系，香榧树是榧树中的一个品种，是榧树中自然变异并经过人工无性繁殖的一个优良品种。榧树有雌雄之分（偶有“雌雄同株”现象），而香榧树则都是会结“榧子”的雌树，所以说，有“雄的榧树”，但没有“雄的香榧树”。这就像，我们可以说同学有男女之分，但女同学没有男女之分，道理是一样的。香榧树只能通过“嫁接”方法繁殖，而不是“播种”的方法。因此，诸如“香榧雌雄异株”之类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这些不够科学的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引用、被宣传，结果很多人不知道常识了。”杨士安说，他很早就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际行动，直到那年夏天，他在某地看到一座牌坊之后，就再也坐不住了。据了解，这块牌坊建于2005年，在杨士安眼里，刻在牌坊上的关于香榧的对联存在着一些差错。比如，将“香柀”误写为“香被”。“就拿‘柀‘字来说，《尔雅翼·释木》载：《本草·木部》有‘榧实‘，又有‘彼子‘……盖‘彼‘字当从‘木‘，即是榧也。如果香榧成为‘香被‘，那真叫人不知所云了。”杨士安说，作为香榧的原产地，其实很有必要对香榧的一些知识作一次普及性的宣传。所以，近年来，只要获悉出版关于香榧的学术著作，他都悉心研读，发现不同意见，他都善意地向作者寄去自己的研究考证意见。接连几个月，他不断地写信，不断地收信，让人欣慰的是，杨士安提出的一些关于“香榧”的见解正在得到包括浙江省林学院在内的权威机构的认同。一位中国林科院的资深专家在回信中写道，这些意见和建议十分难得，并坦然地表示，自己对书中的某些观点“确实没有做过认真考证，只是对别人考证后提供的材料作了综合。”最近，他还把杨士安提出的一些意见连同其他修改之处一同寄到了出版社，以供再版时修订。
杨士安，1948年4月出生于诸暨五泄镇泄下村。副研究馆员。曾任诸暨图书馆馆长。现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省地方志学会、越文化研究会等会员。在语言文字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地名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著有《诸暨散论》（2001。12，作家出版社）、《斯宅民居》（2003。2，方志出版社）、《陈洪绶家世》（2004。12，北京出版社），合著有《诸暨县志》（1993。12，浙江人民出版社）等数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