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原名王昌耀,是国内诗界的著名诗人,也是独特青海的著名诗人,历经前生半生坎坷。但我1980年向他投稿时并不知晓这些,作为一个莽撞的文学青年,我只是向一家远在西北的、喜欢发有思想性诗作的刊物投稿,由此有幸结识、及后来渐渐了解到他。应该说我是从“编辑”的角度认识他的。
1994年冬,我作为一个商业游客路过西宁,所以,在这样的境况下拜见昌耀先生,心里竟觉得有些不伦不类的愧疚(这得从我们的笔识岁月谈起),当我电话这头告诉他,我住在西宁一家高档的宾馆里,昌耀先生略示惊讶:“多贵呀。”初听他的声音(第一次和他通话,并约见),声音里感觉他很朴实,很诚恳,而我接受了这几年“商品化”的一些观念(真真是赧颜!)
80年代初,我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工人作者,曾因莫可辨白的某些缘由,据说不能在省内刊出诗作,而冒昧写信给遥远在青海的《青海湖》编辑部,署名是“诗歌组编辑收”,在那封信中我写道“手携孤女,心中烽火,仰天长叹”,诉说了丧妻后人生,投身草创东北民间诗刊受挫,创作之路的种种障碍。回信10天后就回来了,真真是一封“鸿雁”——快得像从北京飞来的信笺!字迹极有修炼,令人一望而知是深因谙文化的上一代文人所落手笔:“大作发表下期,望勿虑,昌耀。”大约是如上句,当时我一阵眼热,激动得半天喘不过气来。从此,昌耀先生的名字常令我联想西北晶莹湖泊,并在心里闪亮。投稿多年,得到过不少知其名、或陌生不知其名的编辑的帮助,但确也很少碰见这么深具同情心、认真、严谨而负责的编辑,我所以选择了《青海湖》,前溯还有一段小插曲,这个刊物曾在1980年从一个民办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我的一首短诗。但那时和其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谁在那里当编辑,也没想到过应注意(真是抱歉)——但我至今仍怀恋昨日很“纯洁”的莽撞和勇敢。
来一趟西北不易,而宾馆里又没有什么可买,选了两条“大重久”牌烟送他,他说什么坚决谢辞,最后看我很尴尬,才勉强留了一条,说自己不会吸,实在要留下也是留给来访作者吸。不知为什么昌耀先生和我心中形象反差太大,诗人?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国外的诗人读多了,印象里他们个个都充满性格,光芒四射,独行特立,甚至倜傥与不驯。可眼前的昌耀先生却截然相反,他实在太普通,像个最平凡朴实的西北平民,顶多是一般干部,走在街上,怕一万个人里也难得有一个辨出他是诗人啊。他戴一顶似乎是粗布的短檐帽(大约能标明一些艺术之与众不同了),借住在作家协会或是美术家协会所属的一套居民楼内,一切好像都还是“临时的”(楼下是大众摄影部),用简陋的杯子插电煮一种茶叫“茯茶”(这种茶在西北最便宜),很浓的碱味,招待我喝。并写给我这茶的音念伏,产在湖南一带。他在我的询问下略讲述了一点他的简历,好像是我谈到前二年刚去过湘西的桃源县,他说他的家乡故里就在那儿呀,他16岁出家远行,去当兵,去朝鲜,回来后又主动要求到大西北支边——没想到一去就是一整个一生,在西北当了右派,一改造就是多年。我们谈到湟水河——我在火车窗中曾兴奋地望着它像一条细线流过极耸峻的大岭之间——他说当年就在河畔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曾有同伴因完不成劳改定额,被惩罚带脚镣磨出一路鲜血,每日任务是脱五百块坯。他如今近老年却离了婚。(我猜想他和我所了解的另一位东北“右派”诗人一样类似经历——当时年轻,有问题在身,因此很难找到合适对象,只好和一个勉强过得来又愿意跟他遭罪的人结了婚,一勉强下来就是半辈子,现在想要解决好,又很难——请先生原谅我这种不礼貌的臆测私生活。我是在回想一段历史。)我谈到他的生活“很艰苦”,他不无幽默,他居然还保留着我历年春节赠送的贺年卡(仍葆有诗人那么多的生活情趣),很快找出来,给我看,令我汗颜——其实我是没有先师们这么多诚挚地坚守友谊和真情的珍贵品格的。(我这一代少年时经历的震荡、毁坏太多,看见什么就联想到它毁坏时什么样子,好像没有养成保留任何珍物的好习惯。)
昌耀先生的诗,以我看到的多发表于粉碎“四人帮”后,他诗中似乎对建筑的美很崇尚,我猜他更喜欢西洋洋画、雕塑的缘故,50年代成长的诗人应该更有苏俄诗歌痕迹的,但他的诗里却似乎有维尔哈仑那种“意向派”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文本或隔代的关系,我对先生的诗读得不够细致,因而没能从中得益于多少(真是遗憾)。依我看来,他诗的主旨精神常是一种自然雄浑苍凉渺远,命运的遗弃,苦难,无穷尽期的苦难预测。他说,这附近数百里外的高寒山区不少地方,原来在50年代后期都是一些劳改营,后来劳改犯放了,都荒置了。把犯人判了刑是一种惩罚,流放到这种荒凉,渺远,海拔几千公尺的地冻天寒之处是另种附加惩罚了。所幸那个年代终于过去了。
昌耀先生请我上街角去吃捞面。这种面大碗的,几块钱一碗,汤汁也很多,西宁的麦子味十足的面条。我猜他经济十分拮据,因而前一阵他为出一本诗集,在报刊上发表一则勇敢的“诗人广告”——在商品潮喧嚣声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他敢于顶撞诗人被空前的冷落的局面。我觉得像他这样曾在80年代中年诗人中重新又“走红”且深资历的诗人,有影响的作家,还能这样保有率直、莽撞的勇气,很不容易(客观上也为青年们呼吁了),另也体会到写诗一生的窘况。我对他了解的不多,我猜想他的成功,主要来源于他的执著,还有他对才华不甘自我沦落和埋没。他给我看了准备出版的厚厚的一叠书稿,自己设计的封面,插扉页的小幅图,真是很有艺术造诣和眼光,他现在是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后来转年诗稿出版,诗集命名《命运之书》,我因了解一些他在此之前经历及此书出版的不易,也很有点沧桑之感。)
以后多年我一直未再给《青海湖》寄稿,主要是我不忍继续叨扰;要替编辑着想,脸皮还是薄一些好。(别因了编辑偶然的青睐,就猛冲猛打,因为,刊物是大家的,是青年们的。)但我常读《青海湖》,并觉亲切。也许这就够了。
〔关于办刊,我一直以为,办刊应是一种“公共关系”,而非“私人关系”,也许,我国近代文学刊物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始之日,就对这个概念不清晰,所以早期称为“同仁”文学期刊;一路沿袭下来。搞文学不比拉山头,失去公平竞争,还谈什么才华呀、新秀呀,近年来的有些文学期刊,所以质量如此不尽人意,和“私人稿件”的“膨胀”有大关系。更其甚者,好多省连当编辑也实行“退休接班”制,刊物再办成何样,可想而知。(这不是大笑话,是睁着眼的事实!)有人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我们真么没有人家欧洲、日本、美洲当代那么多有水准的作家、诗人呢?我说,你去问刊物吧!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果实,有什么大惊小怪?〕
借此机会,和编辑、主编们聊几句。90年代后我曾有幸参加过两三次令“业余作者”们渴慕不已的“笔会”,作为一普通的工人业余记者,我想跟你们说两句心里话,那叫什么“文人聚会”呀,整个一文革后不正之风的遗风,吃、喝、闹、套关系,像是“文化商市”开幕在宾馆里,真令人失望!更有甚者找来一些模样尚可的“女作者”作陪,哎,真不忍深析描述。(古时兰亭盛事不是这样,竹林七贤不是这样,现代各国笔会大概都要搞点艺术。我们从何时变成这样的?怎样变成这样的?为什么?)(我相信在黄山、张家界、九寨沟、雁荡和五夷,一定召开过内容严肃,有交流有文化、有品味有格调、有内容有论证的作品讨论会,或笔会;也一定有不少的作家、作者不自像我看问题那么偏颇。)相当多的稿件,就是在这种闹哄哄的场合下“搞定”的(在桌上、在客房里、在茶僚中——像订货物),我想知道这些真象,一定会令那班懵头懵脑熬灯废油写作,顶风冒雪辛苦跑邮局的莫名小作者大咋其舌的!(如果我再聊到;某些我们的“洼水平”女作者之流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我怕某些编辑大人要哭鼻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各时代认认真真、严谨负责哪怕看起来“旧派”和“迂腐”的好编辑,对于作者的成长,乃至于命运,又多么至关重要!
我们聊了些别的,但几乎没谈一句关于诗的艺术。(我见过的一些别的令我尊重的老诗人,他们也几乎从来不谈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深沉?连我也找不见很确切的答案。大概,是一种当代特有的含蓄吧?)(我猜还有艺术岐见太多,为避免引起争议、非议、是非,这会更好地保持文人间的温和与友谊;还有,前些年太多的运动把人整怕了,不愿轻言开口。)虽然没谈深,但我们之间交流了一种很亲切、率真的感情。他看来高兴看见我,而我高兴来西宁,能有幸终于拜见他。
论起师生,我只在80年代初至中期,和他断续通过二三短信,主要是为了投稿的事,我们之间应算是一种很正常的“编读来往”吧。当过知青,年历三十再写诗(正好弄反了,应该二十来岁写呀),已不愿再为“一首诗折腰”,所以,给编辑写的恭敬话,一般都比较有分寸,另外,我也一直认为,还是努力写精写好,让作品去说话才是创作者的正路。作者不去认真写稿,却花不少精力时间去和编辑“套关系”,算不上正经“师生情份”,只能算歪门邪道(玷污文学)。昌耀先生值得我尊重,最深印象是他对待陌生、无名的作者均很“有礼”,绝无一丝傲慢。大概,我只是他当编辑帮过的无数青年之一吧。他对来访的作者(因为你是作者)一概很热情,但我感觉他对在他管版面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人,希望来访与回报,却处之极淡;也许他藐视这种当今流行版的“人情”。我隐约在他身上汲取到一种文人的“风骨”和一个好编辑的清廉与刚正。(除去对作者的负责,还应有对文学事业的清醒认识。)
再见了,我忽然发现,我几乎完全不了解作为诗人的昌耀先生,虽然我们已在一起呆了半日,也很难了解他——他好像是个谜,和从前出青海的孤骑一样,唱着陌生的歌,沿着铁轨和大山的荒陌缝隙走去,一袭布衣草屐……(像哪幅画上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是青海就该“出产”这样的诗人么?(将来后面的青年一代呢?)愿上帝祝福他吧!
青海青,草滩黄……
青海察看地图,才确知是两河之源(长江、黄河)都在此,神秘的唐古拉山,昆仑山雪峰永远遮着神秘的面纱耸立在西宁城外远方——像青海的诗人一样。
(至今,我仅保留有一张昌耀先生在北京赠给我的独特彩色名片,后来1996年冬我们又在京西宾馆见过匆匆一面,他的职务有几个小字:“男子、行脚僧、百姓、诗人”,嘿!名片左上角有一个出自他亲手设计的——我相信一定是他亲手,如他亲手设计自己诗集封面——美丽精致且有具有西北特色的远山湖泊和马的图案,蓝莹莹、紫欧欧。为什么这样谑称自己的职务——而不是印上一系列头衔——我想,还是先生本人从自己的气质和经历诠释会准确。我想把它留下,作为我对先生唯一“信物”的永生珍藏吧。)
我曾当过他的作者,在这样的编辑面前我永远是汗颜涔涔的小作者。我觉得很多人了解他作为诗人的形象,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个默默耕耘、为后进推举铺路的好编辑。——我真有幸!我也想说,青年作者们,去努力寻找到赏识你的编辑吧,别灰心,一定会的!我也祝福《青海湖》这本两次刊过我诗歌的杂志。(发诗一次不容易,发诗两次当铭终生,作为一名作者,也许应当永远这样怀有感恩知遇之情吧)。
我的心掠过寂寥已久的冬野,
又碰上那一束闪耀的目光!……
(拙诗《春天与小站》中句,原作刊于1981年昌耀先生作诗责编的《青海湖》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