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是我的追求与责任

陈励忠

中国山水画，实为描绘娇丽壮美大好河山之传统绘画艺术。中国民族五千年，黄河、长江、三山五岳，陶醉千古风流人物和无数英雄好汉，阅尽沧桑，历经兴衰沉浮，饱经风霜的中华儿女，就在这岁月交替、桑田变幻中繁衍生息。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辛拼搏、永不休止的历史。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吟诗赋词，多少丹青妙手泼墨挥毫，于是成就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丹青绘画——中国画。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艺术中，山水画占据绝对优势，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体系。

由于中国文字是从上古时期甲骨文演变成篆书，再演变成金字隶书，直至形成今天的文字书体，所以印章中的字体绝大多数均为甲骨的象形和篆书金文，是文图刻艺的综合艺术。中国画的形成，完全从书法文字而来，由书艺提升，进而挥墨成图。书画一家，诗中有画，画有中诗。印中有字，字中有画，则文字、绘画、印章合用才是完整的并且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绘画艺术。书、画、印三者合一，是中国画的首要特点，也是中国山水画构成的三项基本要素。

中国山水画从人物大于山，到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经过历代山水画家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绘画经验，结束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之状，如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以至五代南北宋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米芾、王希孟等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的形成并逐渐师承造化，不断创新推进，直至今日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绘画艺术学科。

“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因摄影术的出现和西洋画的引进，曾引发了中国山水画生存与发展的一场大辩论，有关传统的去留、延续、改革、发展、引鉴、创新等等各种主张，众说纷纭。但实践证明，中华民族依然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无限热爱，因为只有传统的艺术才具有民族的特色，才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中国民族璀璨的文化，传统象征着民族的气质与精神。经过这场辩论之后，人们更加亲近山河，研究山河，从大自然中提炼绘画营养，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训中获得了新的内涵。

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优良传统，我们怎么样继承和发展呢？艺无止境，艺术不能重复，要发展创新，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几十年来出了不少勇于创新的艺术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突破，终于出现了现在的百花齐放、争相创新的局面，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西洋画侧重于写实，中国画侧重于写意，这也是“形”与“神”一个重要的关系，各家对于所谓的“神”的理解可能还有所不同，但画贵“神似”的看法是一致的。形在即是神在，形与神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伴而来的。形与神既然不可分割，那么写形即是写神，神似当寓于形似之中，形的确立，也就是神的表现了。因之，写形即是写神，以写神为目的，就成为绘画创作的根本法则。要真正把中国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本人以为单靠老祖宗的传统是不够的。所谓继承发展，继承要讲究优良性，发展要具有革命性，必须拓宽视野，要“欧风东移，中西互补”，为我所用，摒弃僵化、操守自坚、大胆实践、立意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最初我学习传统的山水画，从写生开始，极少创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曾经到过庐山、黄山、泰山、太行山、西藏、漓江等地，实地写生，对自然认真观察思考、归纳总结，从而进行创作。然而写生不是摄影，不是原封不动地照仿模画。写生是精选，是对物象有取舍地描绘，是与思维、创意结合运用的过程。同时，写生也可以解决艺术爱好者在认识根源上的诸多问题，因为认识根源上的错误，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主要特征的。写生实际是搬山移木，可取可舍，可密可疏，灵活运用。写生的过程，也是初步创作的过程，写生越多，创作能力就越强，写生是绘画创作的奠基石。

同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平时还需要花一定的功夫，去临摹历代大家的一些作品，这点非常重要，但学习是手段是方法，而不是目的。通过临摹研究线描、水墨和运笔技法，掌握构图规律、透视法则及设色等规律；掌握传统的笔法、墨法的运用规律；深入细致地研究构图的开合、宾主、虚实等布局，造就山水画的气势；研究白描与烘染，掌握飞白与干湿互济的处理规律；研究深远、高远、平远的“三远法”和散点透视的规律；研究山水画用云层、烟雾、浓淡、虚实表现层次远近的规律，力求苍厚灵透、浑润华滋、气势生动而精彩。

实际上临摹也好，写生也好，这都是学习绘画过程中十分重要和必要的途径，也是具体实践的一种手段，“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从绘画艺术角度来说，最根本的目的是追求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真实是一切时代一切艺术的根本的共同的要求。典型性是艺术真实性的必然要求，这是辩证唯物法的能动反映论，不同于直观和机械的反映论。

绘画艺术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更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但艺术是无止境的，我面前的艺术道路还很长，有更高的目标有待于我去追求，进一步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