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乡村老羊翻译

毛泽东含糊的斗争号召令广大人民和大多数党的干部感到非常困惑。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意图，或者到底谁是这次斗争的敌人。我的父亲母亲像其他党的高级官员一样，能够看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惩罚一些官员。但是，他们不知道，哪些人是要被惩罚的官员。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惶恐和困惑令他们难以承受。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他自己做了最为重要的组织动作：他建立了自己个人的指挥链条，这个链条在党的机器之外运行，尽管，----正式宣称这个链条处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通过正式宣布这个方法，----他就可以装作这个链条执行党的命令。

首先，他挑选林彪元帅做他的副手。1959年，林彪继彭德怀之后任国防部长，他在部队中大力推进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处在他的前秘书陈伯达的领导之下，情报头目康生和毛夫人是这个小组的实际领导。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了文化革命的领导中心。

接下来，毛泽东向媒体进军，首先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因为是党的官方报纸，所以最具有权威性，广大人民已经习惯了把它当成共和国的声音。五月31号，他任命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这样就确保了宣传渠道的畅通，通过这个渠道，他可以直接地向亿万中国人发表讲话。

从1966年6月开始，人民日报抛出一篇又一篇咄咄逼人的社论，号召“建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敌人），敦促人们紧跟毛泽东，加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来。

在我的学校，教学从六月初开始就彻底停下来了，尽管我们还得继续到学校上学。大喇叭里鼓噪着人民日报社论。报纸的首页经常完全被毛泽东的全幅肖像占据。我们每天都得学习报纸的首页。首页上有每天一栏的毛主席语录专栏。我还记着一些大胆的口号，这些口号，通过在班上一遍又一遍的朗读，已经镌刻在我大脑的最深处：“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生命线。”“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全世界人民敬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报纸的很多页面上有外国人崇敬毛泽东的评论，还有成群的欧洲人争抢毛泽东著作的照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被鼓动起来，从而提升了对毛泽东的迷信。

每天读报纸很快就让位给记忆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被收集在一本便携的小书里面，便携书加了红色的塑料皮，被称为“小红宝书。”每人发一本，并被嘱咐，爱护红宝书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我们都得齐声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红宝书里面的语录。我现在还可以把许多语录一字不差的背下来。

一天，我们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位老农民在他的卧室墙上贴了三十二张毛主席像，“所以，他一睁开眼，不管看向那个方向，都能看到毛主席的面庞。”所以，我们把我们教室的墙壁贴满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但是，不久，我们又不得不把它们匆忙地揭下来。有传话儿说，那个农民实际上在使用图片做墙纸，因为毛主席的肖像被印刷在质量最好的纸上，而且图像又是免费的。谣言说，编写这篇故事的记者被发现是一个阶级敌人，他赞成“谩骂毛泽东。”这是头一次，我害怕，毛主席进入我的潜意识当中。

像“牛市”一样，我的学校驻进了工作队。工作队漫不经心的就给学校几名最好的教师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但是，贴标签的事没有让学生知道。然而，1966年6月，文革大潮造成恐慌，感觉需要搞出几个受害者来，工作队突然向全校宣布了被指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人的名字。

工作队组织学生和没被指控的教师写批斗的大字报和口号，大字报很快就贴严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服从，忠诚党的命令，嫉妒别人的名声，嫉妒人家的特权，---还有，就是恐惧，老师们变得都很积极。

受害者当中，有一个是我的汉语言文学老师，迟先生，我敬仰他。按照其中一张大字报的说法，他在六十年代初曾经说过：“喊‘大跃进万岁’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能填饱吗？”因为不知道大跃进造成饥馑，我搞不懂他断言似的评论，尽管我能听出这句话不恭的语气。

在迟先生身上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令迟先生与众不同。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我想，是他身上有一种嘲讽的意味。他有一种特别的交流方法，他会弄出很干、很短的半咳半笑的声音，这意味着他有什么话不能明说。有一次，他曾经对我弄出这样的声音，以回应我问他的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中有一课是从陆定一的回忆录中选取的文章，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公共事务部的领导，这篇文章写的是他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文章生动的描写军队沿着崎岖的山路行军，在整个行军途中，红军都举着松树火把照明，火光照亮了无月的夜空，文章引人入胜。当他们到达夜间行军的目的地时，他们都“冲过去抢上一碗饭倒进自己的肚子里。”这让我非常困惑。因为红军战士总是被描写成“自己挨饿，把最后一口饭留给自己的同志。”很难想象他们会“抢。”我去找迟先生，看他怎么说。他半咳半笑地说，我不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并且匆忙的转换话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敬仰迟先生。看到他和其他我敬仰的老师被野蛮地谴责和辱骂，我的心都碎了。当工作队要求学校里的每名师生都要写大字报“揭发和批斗”他们的时候，我恨他们这样做。

当时，我十四岁，本能地，对所有的军事行动我都不喜欢。我让大字报给吓坏了，油黑的大字写在巨幅的白纸之上，还有那些古怪并且粗暴的语言，例如“砸烂谁谁的狗头”，和“如果谁谁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我开始逃学呆在家里。因为这个，在没完没了的会议上，我被批评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现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占据了我的全部学校生活。我非常害怕这些会议。一种感觉，一种对不可预测的危险的感觉纠缠着我。

一天，我的副校长，阚先生，一个乐观，精力充沛的男人被指控是走资派，被指控保护挨批斗的教师。很多年来，他在学校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甚至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比他搞学术研究用地时间要少一些。

看到学校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乐观向上的单先生被指控“反对毛主席，”我同样很震惊。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我一直渴望吸引到他对我的注意，因为当我长到入团的最低年限，十五岁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加入青年团。

他一直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十六到十八岁的学生，他给学生留作业，让他们写论文。他把毛泽东论著里他认为写得好的部分画下来，现在，这些互不连接的部分被他的学生连在一块儿构成明显的没有意义的一段文字。大字报抓住这一点，声称他反对毛主席。多年之后，我了解到，这种通过随意连接互无关联的句子而罗织罪名的方法最早始于1955年，那年，我母亲遭到第一次拘留。当时，一些作家用这种方法来攻击他们的同行作家。

多年之后，单先生告诉我，他和副校长被挑出来做牺牲者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当时不走运---作为另一只工作队的成员，他们外出了，不在学校，---因此，很容易地，他们就被搞成了替罪羊。事实是，他们和校长不和，校长站在后台，他把事情弄得更糟。“要是我们在，他们不在，那个龟儿子就不可能提拉起裤子来，他的屁股上就会有那么多屎，”单先生懊悔的对我说。

副校长，阚先生，一直忠诚党，他感到非常冤枉。一天晚上，他写了一个自杀的条子，然后用剃须刀割破了喉咙。那天，他妻子回家比往常要早些，她急忙将他送进了医院。工作队一手捂下了他企图自杀这件事。作为党员，阚先生企图自杀被认为是背叛，被看做是对党缺乏信念，是企图敲诈，因此，不应该对这个不幸的人有任何怜悯。但是，工作队也很不安。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没有一丝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他们正在制造着受害者。

当我母亲被告知阚先生的事后，她哭了，她非常喜欢他，他知道，因为阚先生是一位非常乐观的人，他一定是感受到了非人性的压力才会如此行为的。

在我母亲自己蹲点的学校，她拒绝卷入任何令人恐慌的迫害活动。但是，学校里的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受到人民日报文章的挑唆，开始反对他们的教师。人民日报号召，“砸烂”考试制度，考试制度“以学生为敌”（援引毛泽东语），考试制度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部分邪恶设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的是大多数教师（也是援引毛泽东语）。报纸还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用资产阶级垃圾毒害青年的心灵，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做准备。“我们不能再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控我们的学校了。”毛泽东说。

一天，我母亲骑车来到学校，她发现，学生们把校长，教学督导，享有级别的教师包围起来，受到官方报纸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人理解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还包围了任何其他他们不喜欢的教师。他们把他们所有人都关进一间教室里，门上还贴了字条，上面写着“魔鬼班。”老师们任由他们这样做，因为文化革命以令他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学生们现在似乎得到了某种授权，这种权力没有明文规定，但却确确实实存在。大地上盖满了巨幅标语，标语的内容大多是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

当我母亲看到教室现在变成了“监狱，”她走过学生群。一些学生看上去很横，一些很腼腆，一些很焦虑，另一些人表情很不确定。从她来到学校的那一刻起，越来越多的学生跟在了她的后面。作为工作队的领导，她拥有最高权力，被看做是党的化身。学生们都看着她，等待她的命令。“监狱”建立起来后，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母亲用非常有力的声音宣布解散“魔鬼班”。学生当中出现了一点骚动，但是，没人出来挑战他的命令。几个男孩子之间互相打着嚓嚓，但是，当我母亲要求他们大声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平静，她继续讲话，告诉他们，没有授权，拘留任何人都是违法的。她说，他们不能虐待他们的老师，老师应该得到他们的感激和敬重。教室的门打开了，“犯人”被放了出来。

我母亲非常勇敢，敢于反抗潮流。很多其他的工作队为了保全自己忙着迫害完全无辜的人。实际上，她有更多担忧的理由。省机关已经惩罚了几个替罪羊，我父亲有一种很强地不祥的预感，他很可能是下一个被惩罚的人。几个他的同事特意告诉他，他管辖下的几个机构里有闲话在疯传，闲话说，他们应该把怀疑转到他身上。

我父母从来不对我或我的兄弟姐妹说任何他们的事。以前，自我约束使他们对政治保持沉默，而且还可以避免对我们敞开心扉。现在，让他们开口讲话就更不可能了。形势这么复杂，这么混乱，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搞不懂。怎么可能让他们说话使我们弄懂呢？他们说话又有什么用呢？谁都不可能做什么。而且，知识本身就是危险的。因此，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对文化革命完全没有准备，尽管，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灾难即将降临。

在这种氛围中，八月到来了。突然，就像一场风暴横扫中国，成百万的红卫兵涌现了出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