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荐：他继承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将聊斋式的奇幻现象与古代经典的章回形式融为一体，将中国长篇小说构思形式和魔幻理念推向世界，为他的“黄金十年”添上了金光闪闪的一笔。

从1997年10月由部队转业成为检察日报社一员，到2007年10月由报社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履新，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工作了整整十年。在三千多个舒心而又繁忙的日日夜夜里，莫言经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每当回忆起这段宝贵的时光，莫言总是说：“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黄金岁月。”

在这“黄金十年”里，莫言先后创作了《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四部长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等七部中篇小说，《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十几个短篇小说，《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两部话剧，还有数十篇散文，并参与了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和《良心作证》的编剧。这些年来，他在国内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还出版了三十多种外文版小说，获得了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将、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和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可谓佳作频出，硕果累累。

那么，莫言“黄金十年”的前因后果，必然成为莫言研究者们绕不开的话题。有人认为，树挪死、人挪活，莫言换了全新的工作单位，环境得以改善，才取得了文学创作的很大成绩。其实，这只是“前因”之一。这么大的“后果”，必定是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究其十年历程，既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和谐顺畅的“小环境”有关，也是文学人才成长内在规律的体现，又与其自身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文艺复兴”，使“文学热”席卷华夏。但“好景不长”，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又一度陷于低谷，一些文人也跑去赶经商的“时髦”，作家以谈文学为耻辱，文学被边缘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军东征”，文学初露复苏迹象，慢慢地形势越来越好，一大批年轻作家脱颖而出，并且出现了第一次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高潮。莫言置身其中，自然心态也受到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意志消沉、写“游戏文字”到重新振作和“二次崛起”的过程。他转业到检察日报社之时，恰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向主张坚守文学阵地，认为自己还是适合吃文学这碗“饭”的他，必然顺应这一文学发展的宝贵时期，利用文学再次“受宠”的天赐良机，精神抖擞，奋发有为。他与同行并肩，与时代同行，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于是，佳作频现，喜讯不断，经典名著《檀香刑》《生死疲劳》也应运而生。其一系列作品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重视，每部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阶段性影响。

部队毕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群体。在部队里，莫言首先要做一个军人，然后才是作家。军人的身份，给他的文学创作时常带来约束和不便。特别是1995年出版了《丰乳肥臀》，陷于非议的泥沼，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让他觉得是离开部队的时候了。在人生和文学创作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高检和检察日报社的领导热情接纳了他。在报社，虽然他是记者身份，但领导答应他可以在家里专职创作，不用坐班。刚开始，报社要求他每年写一部检察题材方面的作品，但这对莫言是勉为其难，后来就不再“逼”他，取消了这一要求。就这样，报社上上下下为他提供了自由创作的环境，为他采访各行各业、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诸多支持与帮助，让他能够专心致志搞创作，再上文学事业新台阶。对此，他曾经撰写《我们报社》一文，用三个“分不开”深情地表达谢意：“我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了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行当，总会有少年得志者，也有大器晚成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就一般情况而言，大部分从业者中青年时期是出成果、有作为的年龄段，谓之“最佳年龄区”。在这个年龄段，人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和人体的生命力都很强，经验丰富，思维活跃，容易有重大突破。有专家对几百名中外著名作家做过统计，他们大都在30岁到60岁这一年龄段写出巅峰作品即代表作。如果说把这一年龄段称之为“最佳年龄区”，那么，从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就是“最佳中的最佳”。而莫言调到报社时42岁，离开报社时52岁，正处于这一年龄段。还有专家通过比对中外著名作家的年谱，提出了“二次巅峰说”。30多岁出现初次巅峰期或曰成名作，之后在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出现第二个巅峰期，一般是写出了深思熟虑、技法成熟的优秀作品，这是大多数大师的规律。而莫言的“黄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巅峰的年龄段。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发表是他的第一个巅峰期，那么，《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巨著的横空出世就是他的第二个巅峰期。由是观之，莫言在这“黄金十年”里才情喷发，著作颇丰，是与“最佳年龄说”相吻合的。

莫言转业到报社后，不仅在单位的工作、写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而且这时他已经把全家从高密搬到北京，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全家团圆，生活幸福。贤惠的爱人包揽了全部家务，他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他十分珍惜这一切，在文学创作上更加刻苦努力，毫不懈怠。以创作《生死疲劳》为例，他一度放弃用了十多年的电脑，用43天手写完这部43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均每天写一万字，最多一天写1.65万字，一天最少时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其勤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莫言在部队待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为此，他有意识地走出书斋，利用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洞察人性，体验情感，丰富了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同时，他依靠记者和作家双重身份，拓宽了游历与访学的领域，从广西、海南到日韩、欧美，进行了国内外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拓宽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所有这些，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持久的和潜移默化的。在创作战略上，莫言主动实行大踏步撤退，回归传统小说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同时又不失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是鸿篇巨制《生死疲劳》，既是他写作天才的井喷，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他继承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将聊斋式的奇幻现象与古代经典的章回形式融为一体，将中国长篇小说构思形式和魔幻理念推向世界，为他的“黄金十年”添上了金光闪闪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