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是一本由[日] 叶真中显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428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2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Blue》读后感(一)：编辑手记丨#0077CD
天空，海洋，冰，牛仔。口罩，风，布鲁斯，忧郁，玫瑰，男孩。 《Blue》出版之后，接到茶树菇的写作编辑手记的邀请。脑子里有时会重复Blue，Blue，视觉似乎也对蓝色更加敏感，傍晚散步的时候常常凝视网球场的塑胶地面、施工区的围挡板、公路上的交通指示牌。也许是因为蓝色有宁静的力量，正如书中Blue曾经盯着蓝湖的照片试图平息内心的疯狂；也许蓝色有一种疏离、迷幻又忧伤的吸引力，就像叶真中显笔下Blue的身世和生活一样。
《Blue》读后感(二)：《BLUE》读后感：充满黏腻污泥的沼泽之地
日本，这个国度，以出产治愈性的文字和影视作品而闻名，“小确幸”三字成为不少人心中的向往。同时，作为一个极度压抑、等级分明的国度，不少日本作家深谙如何鞭辟入里地描述日常的悲剧，让黏腻肮脏的泥沼弥漫出来，泛滥成灾……
看完《BLUE》，真心觉得他是一个不幸的人。然而，会觉得他不幸，不是因为他的身世与遭遇，而是在他生命逝去后所暴露出来的真相——因为失去感知真实生活的机会，他犯下了永远不会被挽救的罪恶。
浩瀚宇宙，人类不过是苍茫星空中不起眼的化学渣滓。但历经千万年变迁，沧海桑田，每一个能够诞生出来的人，都是历经无数次幸运，才得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是三千世界，万般境遇，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能出生在和平年代的幸福家庭中。
BLUE，是一个没有户籍的人，出生后跟随母亲四处漂泊，无法与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拥有平凡长大的机会。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也让他缺少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因而让他在闭塞的环境中畸形生长。
叶真显中很擅长在同一个故事中，用不同的支线故事来讲述同一个主题。在《BLUE》这个故事中，他通过BLUE、腾琦文吾、奥贯绫乃和范启莲等多条支线故事，讲述了身处封闭环境的人，如何因信息缺乏而陷入困境。
BLUE因为缺乏对正常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在歇斯底里的母亲煽动下，用双手杀死无辜的亲人。或者说，因为缺乏正常的道德伦理认知，在杀死家暴母亲和自己的人后，用同样的双手杀死了无辜的老者、成人和幼童。
在故事的结局，BLUE为了让一对兄妹脱离父母的虐待，再次挥舞屠刀，将一对不称职的父母杀死在空屋中。他这种激烈的应对方式与处事态度，处处透露着充满压抑的社会环境，如同暴雨过后，从阴沟里漫出的死水，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味。
在BLUE的故事之下，还有腾琦文吾、奥贯绫乃和范启莲等人的故事，每个人独立的故事，因为BLUE而发生了牵连，或者说是“羁绊”，因为在叶真中显的笔下归整为同一个故事，零散却扯不断的故事：在大环境下不得不放弃追查真凶的警察，因从小在家庭暴力中成长起来而不懂得如何爱自己女儿的母亲，以及为了家人而独自前往异国他乡打工，却最终被坑害的外国人……
在这些故事中，或者是在日本社会中，这些都是边缘化的日常，充满了浓郁的窒息感。因为从他们的表现中，很难看到主动的反抗，更多的是被动的出走，甚至是不堪重负后，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或是以此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
曾经年少，自以为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会是与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的国家，但是越了解越发现，这不过是自己的误解。
这个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国家，沉浸在深严的等级和规矩之中，如同中世纪被一神教把握的西欧社会，几乎人人的轨迹都被默认为走向相同或类似的方向，稍有错漏，便会万劫不复。
《BLUE》里面的故事则将这些认知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到了刻板印象的地步，比如：从小遭遇家暴的母亲，长大后也会成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怪兽”母亲，无法与糟糕母亲割裂的BLUE和小翼……
我知道，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种很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同时，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关系重要到舍弃真实的自我。更何况，君贤才能得到臣忠，父慈才会有子孝，如果为人父母不做人，为何要愚孝到底呢？
人文、社会、自然等环境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成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力。不知道这些之前，以为儒家、佛教这些从我国流传到日韩等国的文化虽不能完整流传过去，至少能够残存一些内在的精神。
但其实，由于生存环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比起羁绊，我们更喜欢说“缘分”，缘来则聚缘去，父母子女也好，好友爱人也罢，如果缘尽了，便是告别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执着的人，但是比起执着，我们更追求放下。
正是因为这种“放下”，所以比起追求极端毁灭的人，在我们这个国度，存在更多的是如福贵那样的人——也许年轻曾经糊涂过，但跌跌撞撞大半生，依旧热爱着残酷的生活，与老黄牛相依为命。
如果说BLUE在临死前“重点”表达对优斗的愧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么小翼长大后，口头表达对养父和母亲被BLUE谋杀的不满，而这背后透露的信息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压抑真相——
假设，他的所言即是他的所思。那么真的很悲哀，他完全被社会所驯化，认为父母不管做出如何不堪的事情，他们依旧是父母，还是不容侵犯的父母，是剪不断的“羁绊”。
亦或是假设，他的所言非他的所思，他对BLUE怀有感激，甚至是更复杂的情感，可是说出口的话语却全是对BLUE的不满。那么，就更令人觉得可怕了——口是心非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究竟压抑了多少真实的想法？
《Blue》读后感(三)：是无限的邪恶
1860年6月30日的清晨，居住在英国一所大宅子中的三岁幼儿肯特，突然失踪了。 小肯特的父亲塞缪·萨维尔·肯特是这所大宅子的主人，也是当地一位非常成功的制衣厂商，居住在这所宅子里的，除了肯特和他的夫人，他们俩的三个孩子，还有他与前妻的四个孩子，一大家子人立刻展开了搜寻，但结果很不幸，小肯特的尸体被发现在化粪池里，喉咙被刀子割断，身体遭到肢解。
这起惨酷至极的案件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当地的警察不愿意在这家人的内部展开调查，因为在当时，无条件地信任家人是英国社会恪守的伦理法则，当地报纸就这样写道：“与外国的居住点不一样，英国房产的居住者，不管是府邸还是小屋，都有权反抗任何入侵的行为，正是这条观念才使得一座荒野小屋成了城堡”。所以，当来自伦敦的侦探维歇尔被指派调查此案时，他还不情不愿的，因为这意味着“侵犯神圣的私人空间”。
但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被揭示出来，杀死小肯特的凶手竟然是他年仅16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康斯坦斯，犯罪的动机是她极端嫉妒继母对小肯特的无限关爱，以及父亲对自己和几个前妻所生的孩子日渐冷漠……但这个“藏在一连串欺骗和隐瞒后面的秘密”被揭开，反而令维歇尔成为当时最受唾弃的人，因为人们宁可让小肯特的死成为永远的悬案，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少女居然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此毒手。
康斯坦斯·肯特
“往后快进150年，家仍然是安全的庇护场所——理想状态下——应该如此也通常如此，可是有时里面可能发生外面的人想象不出来的可怕事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迈克尔·赫·斯通在研究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名作《剖析恶魔》一书中这样写到，“当谋杀、残害、折磨、令人痛不欲生的羞辱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非人对待，在家庭内部发生而最终又被曝光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蹦出‘邪恶’这个词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一桩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伦惨变为开头的《Blue》，是一部关于邪恶的书，但与作者叶真中显的既往作品甚至日本绝大多数社会派推理不同的是，《Blue》写的不是个体的邪恶，而是整体的邪恶；不是有限的邪恶，而是无限的邪恶。
究其本质，社会派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写“案”，一种是写“人”。
前者是圆形，是围绕一个复杂的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调查，所有跟案件相关联的人与事，都会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犹如在夜空中引爆了一颗照明弹，以案件为爆点，照亮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比如《人性的证明》《模仿犯》和《所罗门的伪证》都是如此；后者是线形，虽然也以案件为引线，但更多的是通过涉案人的成长历程，犹如传记一般，描写出他、她（或他们）是怎样在现实的浮沉中，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犹如在晚上六点依序点亮的路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生遭遇，展现出一条条坎坷、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扭曲、病态的社会风情，比如《白夜行》《越界》和《绝叫》都是如此。
而《Blue》很难归类于前者，也很难归类于后者，它更像是一条条纵横不一、穿插不定的河流交织在一起，汇合成一片片庞硕无形而又泥泞不堪的沼泽。从叶真中显既往的作品来看，无论《死亡护理师》还是《绝叫》都采取了多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而《Blue》无疑是多线叙事的升级版，它完全可以比拟成一部围绕发生在平成十六年的青梅案和平成三十一年的多摩新城杀人案而第次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全书围绕着篠原夏希、藤崎文吾、BLUE、范启莲、奥贯绫乃等主要人物展开，辅之以北见美保、井口夕子、三代井修、三泽·马科斯、桦岛香织、正田大贵，舟木亚子等次要人物，每个人物都宛如作者亲自对他们进行采访后，根据口述史改写成的一般，或繁或简地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而叶真中显也一改《死亡护理师》和《绝叫》时多多少少富有感情的笔触，而是用极其冷峻的文字，铺陈出色彩单一，但在晦暗程度上错落有致的巨幅画卷，虽然因为故事的发展需要，在人物的表现层级上有轻重之别，但在“成长经历”这个层面上，给予他们的是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不是指叙事的繁简程度，而是指他们所遭受到的原生家庭的迫害。
众所周知：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迈克尔·赫·斯通指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车道。”那些从小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仅在孩子成年后（假如可怜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话），更容易遭到他们的反噬，而且他们患上各种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现代神经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的卡斯比和他的妻子墨斐特发表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证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发生变异，会使一个人更加容易犯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证了《Blue》的腰封上那句“无法选择的家庭，无力改变的命运”。
在日本以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原生家庭的不幸导致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容数不胜数，是谓之“个体的邪恶”，但却很少有像《Blue》这样，绝大部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遭遇过原生家庭的不幸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日本社会全景式的“虐童图景”：
他们或者遭到父亲的殴打，或者遭到母亲的冷暴力，或者被和母亲同居的男人强奸，或者目睹了成天说教的父亲搂着别的女人走在街头，甚至被亲生母亲和养父合伙逼着拍色情照片卖钱……虽然他们遭逢这一切不幸后，并非每一个在成年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游走在了社会的灰色领域或犯罪边缘，他们卖淫、吸毒、诈骗，自虐或虐人，纵使偶尔有一些温情或忏悔，也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绝望消磨净尽。
单论犯罪故事本身，《Blue》并没有多么血腥可怖，但比起那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充斥于一行行文字间的日本社会从细节到整体无处不在的溃烂，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拙劣的恐怖是用尖叫、血浆制造感官的刺激，而《Blue》则不然，从阅读伊始到最后一页，全书只是一片冷色调的、静谧的蔚蓝，但在掩卷遐思的一刻，却发现视网膜上残存着一缕缕挥之不尽的血丝，足以让读者不寒而栗。
比整体的邪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限的邪恶。
所谓有限的邪恶，是指在一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所容纳的有限时空内，案件也好，悲剧也罢，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铃木阳子的“甩开一切”还是石神哲哉的“呕出灵魂”，无论是逃出生天还是锒铛入狱，所有的罪孽到此戛然而止，留给人们无限的惆怅和叹息，但《Blue》不是，由于作品从始至终贯穿的时代感，颇给人一种“此恶绵绵无绝期”的惊悚。
《Blue》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故事背景虽然同属于平成时代，但第一部所表现的是平成时代的中期，而第二部所描述的是平成时代的末期。对于描写平成时代的推理小说而言，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导致的大萧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Blue》当中，社会精英的自杀、卖淫现象的加剧、诈骗犯罪的激增、吸毒贩毒的猖獗，都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直接相关，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从此“日本社会逐渐陷入深不见底的低谷，日本人开始恐惧早已被遗忘的贫穷”，尽管站在摩天大楼上望下去，世界依然平坦，但无数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坠入了裂缝。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无数待业和失业的青年人因为绝望而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客观上造成大量无户籍儿童的出生，不仅使日本旧有的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为未来的一系列人伦惨变埋下了伏笔。
但叶真中显技高一筹的，是他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将泡沫经济破裂认定为平成年间的社会悲剧的“总起源”，而是在字里行间隐隐指出，这一出出悲剧的序幕早在昭和年间就已经无声地拉开，纸醉金迷不过是荒烟蔓草的前奏，“那个时期真的是到处都充斥着人、钱、物，换言之，也充满了危险的案件，东京的犯罪率比现在更高，跟土地和金钱相关的案子尤多，连暴力团伙也比现在活跃”，恰恰在那个东京山手线环内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狂欢年代”，日本的年轻一代已经在物欲横流中开始了迷离、颓废的精神状态，在更自由与更孤独的极端下，“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从强韧的固体融化成了没有边际的液体”。
“好像丢了魂”的一代，在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必然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之下，与人性“解离”，书写着平成年代的中场同时也是《Blue》上半场的悲剧；而与人性“解离”的一代，在平成年代的终场同时也是《Blue》下半场，则将有限的悲剧无限地抻长，将他们在原生家庭遭遇而生发出的不幸转嫁给下一代：房价暴跌的社区成了无人鬼城，无人鬼城里被杀的是童年时遭到父亲痛打、成年后遭遇“3.11日本大地震”而更加一蹶不振的女人和她的恋人，而调查凶案的女警又兼具童年时情感受到伤害的女儿和成年后虐待自己女儿的母亲这样两个身份……在轮回无限、万劫不复的悲剧中，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泥沼，那是一种黏稠而阴暗的情愫，“淤泥和水草淤塞其中，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恰如这种混合了悔恨与罪恶的感情”，于是昔日的罪恶酝酿出今日的悔恨，今日的悔恨再造出昔日的罪恶，在“难以忍受的恐惧骤然降临”的一瞬，开始了对“无力改变的命运”的叛逃：奔跑，奔跑，至死方休，至死不休……
小说中贯穿以大量平成时代的流行歌曲，给幽幽咽咽的故事装饰以嘈嘈切切的音调，但反复提及且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
花店的门前并排陈列着形形色色的花，
虽然人们的喜好不尽相同，
但每一朵花儿都很美丽
……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在读完《Blue》之后，重新听起这首歌时，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些基于自由、平等、多元的社会理想必将绽放出人类最美好花朵的期许，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异化和走样，以至于放眼望去，花圃里盛开的却全都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呢？
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
好像一朵开放的花
……
《Blue》读后感(四)：推理小说中再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像Blue
儿童拐卖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失孤》的原型经过数十年才找回自己的儿子。
人贩子蛮横地涂抹了那些孩子的人生轨迹，将幼小的生命视为商品估价，对他们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但这些伤害是有机会被看见，被抓住，被挽回的。电视、报纸、网络甚至是快递纸箱上都会滚动着寻人启事，新闻中时常传来“破获贩卖人口案件”的振奋消息，在庞大的黑暗中总有一些希望如光如剑，拓开他们回家的道路。
但还有一种伤害是被遮蔽、被隐藏、被忽视的，那就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暴力。伊坂幸太郎在《一首小夜曲》中写道：“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无论是精神上无时无刻的打压还是身上结痂又裂开伤口，那些“父亲”和“母亲”带来的痛苦，对于孩子来说或许要更持久也更加绝望。
渴望被爱，相信自己会被爱，祈求曾得到过爱，如同被奔涌的暗河裹挟而下的游鱼，孩子一生努力地抱紧自己的父母，却忍受着来自他们的伤害同他们一起下坠。
叶真中显在《Blue》中着眼的正是这一主题。
令人心痛和动摇的是，那个名叫“Blue”的孩子即使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依旧保有那份纯粹的心情。
叶真中显是将社会议题融入推理作品的个中好手，2013年凭借《死亡护理师》夺下第16届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新人奖，正式以推理作家身份出道。《绝叫》一书入选第36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第68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茧》入选第38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冰冻的太阳》获得大薮春彦奖。短短8年时间迅速成长为社会派推理的重要作家。而这本《Blue》在日本读书网站“BOOKMETER”上更是有着澎湃的讨论度，甚至比他以往的任何作品呼声都更加热烈，读者的诚挚推荐让《Blue》拿下了当年的年度第一名。
“感动”和“震撼”是《Blue》的评论区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推荐语，“不可不读”也反复地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评论中。正是因为这部推理作品选取的故事背景触动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孩子”。
过去，现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孩子在降生和成长。以正在读这篇推送的你为观测点，或许已经是或未来也会想要成为父亲或母亲去孕育抚养自己的孩子。但“孩子”这一属性是自然附有的，而“父母”却不是。
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是否成为父母也可以由自己来选择。人类是感情动物，站在“现在”这个不断变动的点的我们或许根本无法去预测我们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好父母，会不会因为外界的原因去影响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我们又是否真的可以负责任地好好地将一个孩子养大。
《Blue》就选择了“善”的对立面。在《Blue》里，“母性”并不是女性的天职，更不是善的本能。
Blue出生于广尾的一座私人妇产医院，由于母亲喜欢蓝色，他降生那天又是难得的晴天，所以取名为“Blue”也唤作“青”。但从他出生的第一秒或许一切就已经是谎言，1989年1月8日，平成开始的那天东京整日阴雨绵绵，看不见蓝天。
他关于父亲的记忆并不多，只是母亲的描述让他觉得或许自己身高抽条速度很快，五官端正都是得了父亲的遗传。他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白色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台连着游戏机的电视机，流淌出了《勇者斗恶龙》热闹的主题曲。而电视机前的天花板悬挂着的一个东西，又黑又大，滴滴答答地流淌着液体，那一定就是他上吊自杀的父亲，但实际上平成八年初夏，他才见到除了母亲外的第一个血亲，而外公和外婆并没有接纳他们。
Blue比同龄人更乖，他只是想得到母亲对他的爱。可母亲却会对Blue破口大骂，那些毫不讲理但洞穿内心的话，Blue都当真了，但却认为母亲肯定有她的苦衷。
母亲也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对她伸出援手，连最后的依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没有接纳她。她肯定很受伤。
他只觉得母亲生气都是自己的错，所以向她道歉。除了道歉，他什么都做不了。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讨厌我。
然后故事回到了开始，平成十五年十二月，青梅市发生一家五口遇害案件。其中四人的直接死因都是勒死。警方推测，次女筱原夏希杀害了其他四人，然后因心脏病发作死亡。但是现场留下了夏希之外的不明指纹，疑似有共犯。据Blue回忆，他当时在寒冷的雪夜逃跑，但这一天青梅地区并没有降雪记录。
多年后的平成三十一年四月，东京都多摩新城的空房间里发现倒在血泊中的一对男女，作案方法与“青梅案”如出一辙。据调查，死者是“网吧难民”，他们还有两个孩子。
《Blue》采取了多视角叙事，让这部作品在多线并行的前提下可以充满跳跃感和完整感。无论是警察对于案情的解读与推动、Blue好友对Blue性格形象的填补，被骗来日本囚禁做工的越南姑娘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细节描述等等等等都让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地去了解这个故事，这绝不简简单单是孤立的杀人事件，千丝万缕的文字线索在这些人的描述中将怪兽家长、儿童保护和外国劳工等社会问题串联起来，编织出了Blue这个少年的形象。
在《Blue》中，叶真中显除了写到原生家庭对孩子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也谈到了骗取劳动力来日本做苦力的现象。事实上，这种以高额报酬骗取信任将受害者哄骗到外国进行强迫劳动的事情是真实的并且常有发生，工资低微、没有休息时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还会强迫给家里打电话诱骗他们也来这里打工或缴纳高额的保险金，受害者在异国的边陲小镇很难逃脱罗网。
成年后的Blue在这里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并且他并非独自一人。由这起人身诈骗事件引发出的对Blue成年后两个视角的表述，让读者会有些许的宽慰。他有了可以称作是“家”的地方和偷偷喜欢着他的人。他们曾在一起看了烟花，那时的Blue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没有讨厌我。”
但此时多线叙事的另一个作用就在此处显现了，除了对人物的多次塑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一条故事线向另一条故事线施压，那份紧迫感和窒息感甚至会让正在读着这本书的人想对书中的角色大声喊“快逃”。
那条细细的伏线在剩下越来越少的书页中愈发明显，所有的视角终于要在一条时间线上汇合，读者知道此时故事将要接近尾声，甚至在开篇就会知道人物的命运，但这一切已经不在重要，重要的是Blue会以怎样的样貌走到结束。翻到最后的那份冲击感，绝对会让读者患上“后遗症”，《Blue》是一本让每一个读过的人都很难忘记的书，并且每次想起它，对它的感情都会更深一份。
罗翔老师曾称叶真中显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是40多年来日本社会变迁的缩影。描述时代下女性命运的《绝叫》是如此，讲述大时代崩坏下的孩子成长的《Blue》也是如此，对于社会派推理来讲，在案件足够精彩的前提下，能够真正的撼动人心才能够称得上是好作品。
相比较而言，如果《绝叫》是迸发的红，那么《Blue》就是剔透的蓝。这两部作品也有串联的地方，在《绝叫》中登场的主要人物女警奥贯绫乃在《Blue》中依旧担任了搜查一职，在《绝叫》她的自白中展示了她是一个对孩子没有爱意的母亲，而她在《Blue》中，经过了解Blue的一生才明白了自己对孩子的真正做法应该是怎样的，而这种想法是否能被接受，就要看读者的个人理解了。
三起案件，八名死者，即使早就知道“有一个人出生在平成开始的日子，死于平成结束的日子”，看完后却也全然没有站在正义一方的痛快。Blue会让人想起《BANNANA FISH》中的亚修，叶真中显选择去描写这样一个不被期望甚至被恨着的生命，在评论区中可以看到他的目的或许已经达成了一部分：“今后，当我放任感情快要狠狠责骂孩子的时候，我一定会想起Blue。Blue可以成为一种威慑力量。”
因为诞生于绝望所以选择去拯救，这就是《Blue》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