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纪实故事

发布时间:2022-11-20 11:47:54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比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没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状况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打从《卧虎藏》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

十年一觉电影梦纪实故事

  “我想当导演”

  当年刚考上台南一中时,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我知道自己不是学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觉得都没啥意思。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拍出来的。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考数学时我腹痛头胀,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海边,果然看见了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犹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放榜两天后,我准备专科考试,考得不错,进了艺专影剧科。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我,但他内心一直很矛盾。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学业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我能够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但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

  蜗居的六年

  留学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学校的奖学金。我受到了肯定,再接再励,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为了这部毕业作品,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太太惠嘉赞助,一共花了100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到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金,我就从太太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出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湾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了。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捧到我没有抵抗力。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但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那段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不老又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消,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受不了。我每天做好饭菜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有三年好运。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令父亲失望

  父亲对我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逢年过节回家都还行磕头仪式。身为长子的父亲背负了很大的传统家族责任,而他对我这个长子又给予了最大的期望。在家里,他最钟的是我,打得最多的也是我。在台南一中,他是校长,我却不成材,考大学落第。我学戏剧、电影,他勉强接受,但心中老觉得闷气。当我以《喜宴》拿下金熊奖时,他还希望我改行,就像杨德昌得了奖,他的妈妈还说:“你今年几岁啦?拍了几部电影,可以找些正经事做啦!”爸爸那时也这样想,直到《理性与感性》拍完时,他还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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