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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的效力持续了36个小时，从6月18日上午十点多钟，一直延续到次日晚上10点钟。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接受注射吗啡的缘故，它令人不醒，居然使一个人长时间地处于静默的、看不出痛苦的、只有呼吸的状态中。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解释是别样的，他们说，吗啡只能止痛，并不能使人昏迷。这就意味着，病人目前所处的状态，极有可能是“肝昏迷”，与注射吗啡无关。护士进一步指点说，你们应该不停地唤她，甚至掐她，使她疼痛；否则的话，她很可能就一直这样昏迷下去，不再醒来，直至死亡。
这是19日晚上8点钟左右的对白。随后，我们在病榻边努力地呼唤，使劲地掐。
对于一个已经处于生死临界点的病人，我们这般地掐，这般地折磨她，是不是已经非常不人道了？可以想见，我们这样做，已经不是为了减轻她的疼痛，而是在制造或增加她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
也许仅仅是为了使她醒来。
终于，约摸过了两个小时，她醒来了。
确切地说，醒来后的我母亲，仍旧处于半昏迷状态中。
2
我不善于写散文。我目前发稿最多的，是小说，中篇或者短篇，另有一些零散的随笔。我对散文一直抱着敬畏的态度，以为那是文坛大家之所为，不是我辈可以随便涉足的。
但是，6月19日这天的晚上，我在医院，在母亲的病榻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我想写一篇散文，为我行将远去的母亲，用我的文字，为她送行。
母亲的渐行渐远，在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中，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我。我不仅失去了我们兄弟姊妹人均一份的母爱，更失去了一位读者。
文章发表，是给人看的。恕我无名，我的小说当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猜想中的读者，一半是漠然的，一半是厌倦的。只有我母亲，儿子发表的文章，她篇篇都看。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年小学，有些字还不认识。所以看了也就看了，提不出任何意见来。惟其沉默，才显出她的忠实。当然，她也有说话的时候。她说：“这个‘许篓子’还真有意思。”“许篓子”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最忠实的读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母亲。
6月19日。我知道，其实在这天之前，之前的50天，我已经没有读者了。
3
母亲的病来得非常突然。
4月份，她觉得胃疼，到了月底，我们催促她去医院检查。去了，胃没有问题，问题在胆管。简单的检查之后，医生嘱其住院。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甚至还参加了一个同事女儿的婚礼。5月份，检查结果一项一项出来时，我们一家人才知道麻烦大了。一个可怕的病，胆管癌。
医生摇头，当着我们兄弟姊妹的面，自言自语地说，好好地走吧。
我一直不相信，母亲会这么早地“走”。她的实足岁数是69岁。虽然瘦弱，体重只有七八十斤，但精神尚好。55岁以前，母亲的身体是结实的；一场类风湿，使她的体质大打折扣，体重也直线下降。年轻人开玩笑说：“李妈妈，有钱难买老来瘦。”她自己也说：“就是，有钱难买老来瘦。”所以，不仅是我们，连她自己，也想不到这么快就已经踏上了“走”的路。
我们一直瞒着她，只瞒她一个人。虽然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但她并不糊涂，急着要了解自己的病情，因此老是在问：“怎么会是胆管堵塞呢？”我们的搪塞显然不能令她满意。后来，她似乎知道，从儿女口中已不大可能寻到确切的答案了，便不再问我们，而是背着我们，问那些远道而来的老家的亲戚。
她的身体，却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大踏步地消瘦下去，像所有的晚期癌患者一样。由于胆管被肿瘤堵塞，胆汁分泌不出来，她遍体焦黄，已经给我们的视觉产生出了骇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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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6月19日。
6月19日这天，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个为人母的女人，因为得了绝症，在医院里过着可以数得出来的日子。这一天可分为三个阶段：此前，为了解除她的病痛，在我们的要求下，护士为她注射了吗啡，这天的整个白昼，我们在病榻边守护，守护她暂时安静的灵魂。晚上，经护士指点，我们开始唤她，掐她，以便使她疼痛，由疼痛中醒来；结果她真的醒来了。醒来后的母亲，接下来的这一夜，半睁着眼，半张着嘴，又重蹈覆辙，回复到了先前的痛苦状态中。
我曾读过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明万历十五年，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黄先生只不过是剖取了万历十五年这个横截面，通过这个切面，来阐述明朝的zz、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我是照搬了黄先生的写作手法，截取了母亲短暂病史中的这一天。6月19日，与此前的18日，与此后的20日，其实都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只不过，这一天，一个儿子，面对自己行将远去的母亲，突然有了为她写一点东西的欲望。
就我个人而言，母亲的这一天，它的意义远比万历十五年重大，重大得多。
5
我曾经私下分析过父母这两个家庭的血性，我觉得它们的反差异常明显。总体上来说，母系一族是刚性的，父系一族是柔性的。父系的柔性表现在温和，理性，讲大道理，得让人处且让人上。母系的刚性则表现在坚韧，吃苦耐劳，不畏强势，讲起话来口无遮拦上。他们的性格遗传给儿女，就使得我们的性格朝中性发展，没有显明的特色，人际关系基本正常，各方面都不至于犯大错误。
母亲心性要强，在她年轻的时候，这一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被抄了家；为避祸，母亲带着四个儿女离开南京，躲回老家。那时候我才3岁，由哥哥背着，一行五人乘火车到徐州，再转长途汽车到丰县，之后再步行几十里路，去乡下。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路况不好，条件恶劣；更主要的，是全国都处在武斗的狂热氛围中。可以想象，一个30岁刚刚出头的妇女，拖儿带女，前途将是怎样的迷离与不测。
若干年以后，母亲对我妻子说：“你们现在，带一个孩子都累成这样，你们差远了！”这话说得直捷了当，似乎不耐听，但事实就是如此。
然而后来，也就是近十来年，母亲却一改昔日要强的性格，变得宽容大度起来了。这是多年来与儿女和儿媳、女婿不断磨合的结果，是一种无条件妥协的姿态。唯有一人，她还坚持着要占他的上风，那就是我父亲。
母亲性格的重大变化，可以理解为儿女的胜利，更可以理解为儿女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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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母亲是在有意识地扭曲自己的性格，那也不见得。在邻里之间相处上，她不仅讲究分寸，还讲究艺术。这么多年来，每迁新居，我们和邻里都相处得十分融洽。我记得三十年前，有一次我舅舅从老家开汽车来，带了几筐梨子，当晚我们就分头行动，一家一脸盆，将梨子分去了大半。后来搬了家，与南方人处邻居，包了饺子，也送过去一碗。关系虽然处得好，却不狂热；可以理解为北方人的热情和诚恳。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物极必反的情形出现。
6月19日，白天，有不少人来医院看望我母亲。这时候，我母亲正在“肝昏迷”和吗啡的双重作用下，迟迟不见醒来。印象深刻的，是我母亲住处旁边楼上的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由另外一个老太搀扶着，来到病房。一阵诧异，接下来我们是一阵惭愧，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甚名谁。最惭愧的应该是我了，为了孩子上学，这几年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老太太抹着眼泪，善解人意地原谅了我们的无知。
楼下做小生意的一对夫妻，是在傍晚时分赶到医院来的。虽然面熟，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姓。他们说：“你妈这人可好了，我们来看看。听讲她不能吃东西了，我们就没带东西来。”——人已经到了，我们还要他们带什么东西呢？一对下岗夫妇，有这份心，大老远地跑到医院来，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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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每班两人，每天24小时在医院守护。可以找护工的，我们没找；我们知道母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0天后，也就是6月29日，二姐在医院值班，发来一条手机短信，说旁边一床的老太不行了，回家去了。我正在单位上班，回了一条短信，问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半小时后二姐才回复，说不必，只是心里不好受。我关了门，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发呆，良久，才回了一条短信：“三楼婴儿出生，四楼病人危重，一生一死，天意吧。”
每天来四楼肿瘤科，都要从三楼妇产科的门前经过。生和死，竟如此近距离地相依。
这天晚上，我们开始准备布置灵堂事宜。老衣是在前几天就已经备好的，像片也已经放大了，并且加了黑框。晚上我打电话给南京江城诗社的社长李静凤，要她帮我考虑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上。李社长问我母亲的具体情况，我说70岁不到，没有多少文化，属于一般家庭妇女，连名字都那么普通，陈素英；但我就是想给母亲选择一副挽联，雅气一点的。很快，李社长发来手机短信——“节届中天慈云已杳；魂归地下懿范长存。”
这挽联很中我意，次日，我和南京的书法家王宠浒先生联系，求其书写。王先生当天就在林散之纪念馆写出此联。
这时候，母亲还能睁眼看我们，虽然已经讲不出话来，但我们跟她讲话，她也知道，并且费劲地点头。两米长的挽联就铺展在旁边的病床上。我希望奇迹出现。想象中的奇迹，就是母亲在我们的搀扶下突然站起来了，也和我们一道欣赏书法家凝重而飘逸的书联。
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医生早就告诉我们，她的病，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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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和医生探讨过母亲的病案。
晚期患者，开刀只能是一种尝试，风险太大，倒在手术台上再也下不来，也是极有可能的。那么不开刀，选择化疗和放疗呢？这两种手段对正常细胞的杀伤力是强大的，很多病人匆忙地离开这个世界，癌病本身是一个因素，药物毒副作用的影响，起的作用更大；就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医生不敢贸然施治。治疗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医也是一条可行之路。我们又回过头来寻求中医，把希望寄托在从北京到南京来讲学、会诊的专家上。但是，中医是一杯水，面对熊熊燃烧的满车干柴，一杯清凉的水又能解决多大问题？
痛苦却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要求下，医生开出了吗啡针剂。
这是相当矛盾的一个心理过程。从医生角度讲，一方面，对于顽症他们束手无策，一方面，救死扶伤又是他们的天职，其结果，是明知病人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仍旧从病人家属口袋里大把地掏钱。就病人家属而言，关键是要救人，钱都是由人而来的；当然，理智的家属会想，在病情已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延长病人一天生命，是不是就意味着延长一天病人的痛苦？
可想而知，我们的心理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在嘱咐医生加大药量，增强治疗力度的同时，为了减少母亲的痛苦，又要求医生注射吗啡，使母亲彻底走进虚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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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天以后，也即7月4日，凌晨，1点34分，母亲撇下我们，走了。
我们一直都在她的床边，守护着，直至她溘然停止呼吸。离开我们时的母亲，是安详的，脸上的皱纹稀释开来，不再像此前，想说话又说不出来、一副言犹未尽的痛苦样子。
两天以后，在殡仪馆，我们再次见到了母亲。当工作人员把我和哥哥领到工作间，让我们对化妆签署意见时，我看到的母亲，模样似乎已经变了。两天不见，她仿佛变黑了，人也更瘦了。老实说，当时我对化妆师是抱有想法的，我想他为什么不能把母亲脸部的油彩涂得更亮一点呢？
但是后来我自己说服了自己。——这也许就是母亲的本色，是她这一生的总体色调。化妆师或许是高明的，他懂得色彩与人生的关系。
这是个雨天，包括后来的去公墓入葬，都在雨中进行。拿参加者的话说，叫老天垂泪。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坚持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包括鬼神，我都不信。公墓的位置很好，是我们事先选定的。打眼望去，远山，近水，还有众多的母亲的新邻居，都在雨雾中朦胧着，不甚真切。仪式进行得简单而庄重，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捧着即将下葬的母亲，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想母亲就这么走了吗，再也不需要我们守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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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的时候，我坐在写字台前，耐着性子写小说。儿子坐在旁边，赶做着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小房间里静静的，只有我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母亲不知是何时进来的，坐在床沿上，似乎在看着我，然后又看她的孙子。我们都很专注，没有时间跟她讲话。坐了一会儿，可能她自己也觉得无聊了，站起身，轻轻地走了。我知道有个人从我身后走过去，也知道那是我母亲，但是我没有过多地想这件事。包括后来，也一直没有多想。
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抽烟，喝咖啡。但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在敲击键盘的时候，嗑起了葵花籽，而且嗑得津津有味。葵花籽的香味是平淡的，接近于中国人对感情的理解。当然，这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习惯，不嗑也行。有那么两次，我在打开电脑前，看到电脑上放着塑料袋扎好的葵花籽。我问儿子，谁买的？儿子说，奶奶买的。我一边打开塑料袋，一边开电脑。老实说，我同样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件事。包括后来，也一直没有想过。
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但在我的意识中，她始终没有走，就站在我的身边，跟我说话，絮絮叨叨的，或者干脆就保持沉默。我知道她的沉默是不甚情愿的，又想说话，又怕说多了，打断了我的思维。更多情况下，我觉得母亲仅仅是出了一趟远门，需要在外面多呆几天。我想再等一等，等一等她就会回来的。
饭菜做好了，吃过了饭，我要洗碗，母亲说：“你放那儿，你忙你的去。”母亲的声音还在，徐州侉音，几十年都无法改变的，一直在厨房里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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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北岛写过一首短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最后这一句，以往读来并没有什么感觉，以为它是大白话；现在，我想起这首诗，想到这一句，我理解了它的深意。
天黑以后，在母亲的灵堂前，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的时候，哥对我说，有些事情，是要慢慢体味的。
这话与北岛的诗如出一辙。
母亲离去得很平淡，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想之中。可是，不管那场景多平淡，在儿女眼里，总是惊心动魄的。虽然惊心动魄，但在我们这个岁数上，却没有了天塌下来一半的感觉。总之脑子里空荡荡的，需要安静。所以，我们兄弟姊妹的态度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在她走后，把仪式搞得轰轰烈烈。所有的仪式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死者长已矣，有许多话，除却生者不谈，我们又能向谁去述说？
独自一人的时候，关上门，静下心来，想另一个人，想一个再也不可能回来的人，想我的母亲。我的感觉会由淡而浓，由浓而浓烈，最后是浓烈无比。这时候，我会一个人悄悄地流泪，没有一点儿声息……等一切都过去了，又恢复了平静。
平静下来了，可以打开门了。我走出去，走在不安分的马路边，看路上麻木的车辆和人们，与他们一道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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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鸟，我没有见过；或者见过，但无法将它的外形与它的啼声对号入座。这鸟的啼叫声既单调又婉转，是千篇一律的“哆来哆”。以往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一觉醒来，看窗外，天正蒙蒙地显着亮，没有一点儿声音，突然就传来了这鸟的啼叫，单调，却好听，那么明晰，隔一阵叫一声，又隔一阵叫一声。于是想，这鸟是凄婉的，它好像正在述说一个道理，只因为是鸟语，我们听不懂罢了。
天，就在它的啼叫中渐次白了。
那天在公墓，在雨中，我又听见了它的啼声。我的心不禁为之一抖。这么圆润的“哆来哆”，在这时候传入我的耳膜，它意味着什么？
我不可能把母亲想象成那只啼叫的鸟。但是我知道，母亲还没有活够，至少，对于生命的将要走到尽头，她还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短短的两个月，66天，时间太紧迫了，太仓促了，甚至没有给她预留出考虑生死的闲暇。关键在于，她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毛病，治治就会好的，在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始终配合着我们，吃药，想着能够开刀，能够使胆管不再“堵塞”。她始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
母亲不畏死。但是，对于与这个世界的两相遗忘，她是心存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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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对于这一天，我已经不能作更多的回述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世界在她儿女的眼里是那样的小，小到只有一张病床那么大。那天晚上，她被我们唤醒或者掐醒后，一直就处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中。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她的瘦弱的、皮包骨头的胳膊，都在不停地摆动，干瘦的手在空中不停地抓。虽然无力，但几乎没有停歇。
她想抓住什么呢？她想抓住生命吗？世界之于她，所有的路都断了，都已经到了尽头；她不是那只凄婉的鸟，她没有翅膀，她已经站在了世界的边缘。
我们只能轻握着她的手，顺着她的手的走势，把它放下来，放在床上或枕边。虽然耐着性子，不离左右，但我们知道，这种守护，是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她在守护着我们，直到我们成年以后，娶了妻，生了子，她还在坚持守护着我们。现在，轮到我们守护她了，我们能守护得了吗？
6月19日。——多年以后，这个日子或许会成为一个概念，简单的概念，被众多的日子追赶、打发掉；这个日子可能被我记住，也可能被我遗忘。在我记住的时候，我会穿过虚无的空间，悄悄地回望一眼，静静地想一些事。
我相信，在我的回望中，这个日子会突然定格，幻化成一只鸟，以它独有的声音，召我去天上，见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