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张爱玲曾形容日子的句子：“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
当我就在这样的将断了线的夏日，低头沉浸在书中时，听见妈妈喊：“他爹爹，你没事就把花生剥剥壳，别老在那里呆坐着。”母亲很少称我爷爷“爸爸”，爹爹在我们这里就是爷爷的意思。
从房间里走出的爷爷有些慵懒，像棵年迈的老松，脸上纵横交错着很深的老树皮似的皱纹，他趿着拖鞋，口齿漏风，颤颤悠悠地找个小矮凳坐在阳台上，那宽大明亮的阳台上置着的簸箕里，母亲已倒了些许花生，并拿了一个空白铁瓷碗在一旁。
“我来剥，您歇着去。”我忙不迭地搁下书，父亲教育我们要尊老爱幼，何况爷爷一把年纪，腰也硬了，脚也不灵了，手拿着筷子都直发抖。
“你别瞎掺和，你去看你的书去。”母亲把我赶到一边，恶狠狠地说，“就让他做。”
我私下里常常想母亲真是个自私的女人，如果爷爷有退休金，她跟他说话肯定不会这样大喊大叫，如果爷爷是哪个部门的领导，她巴不得整天将他供那儿，伺候得好好的。爷爷却仅仅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在年轻时扒大河，听说肩、腰都受了伤，以至于以后的岁月一直不能做什么重活。奶奶去世后的日子，爷爷便开始在子女家逐年过活。
作为子女，我看到除了母亲以外每个人对爷爷的照顾都是无微不至，爷爷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没事就坐在矮树底下对太阳发呆，没有逗虫鱼的乐趣，没有养花植草的心思。或许是没有老伴的缘故，爷爷显得有些孤单，极少与子女有什么话交谈。
看到爷爷，我总会想到奶奶。奶奶去世已经有些年头了，那个善良的女人曾是多么乐善好施，勤俭持家，一场大病，挨足了罪。为了尽孝道子女们总是不停地为她找医治病，当医生宣布医治无效后，奶奶便整日蜷缩在阴暗的床上，光斑打到白顶蚊帐上，印着那张苍白蜡黄的脸，像发黄的旧照片透着阴森森的凄凉。不是没有人帮助奶奶，痛终究是痛在她身上，别人替代不来。她临别于世的那些日子就一直饱受骨痛的折磨，到底是疼死的。
母亲看着奶奶那痛不欲生的模样，提议：与其如此，为什么不安乐死呢？
这话一出口，就遭受大家一致反对，母亲从此又背负着一个“毒妇人”的名头。虽然每个人的孝心可鉴，可是，往往病痛之苦也只有病体之人自己承受，亲人所能承受的是心灵的煎熬。
奶奶对母亲极好。直脾气的母亲虽然从来不喜欢夸赞别人，往往也止不住对奶奶种种的温和勤快露出赞意。我曾记得奶奶临终前，母亲是一直垂泪的。那不是哀嚎，而是低泣，隐忍着巨大的悲恸。“这么好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你奶奶的好，那是真好，不言语无状，不悍妇撒泼，待谁都跟自家亲人似的热心帮助，拉扯大了几个孩子，如今倒真没享上什么清福，就早早地去了。”但母亲却继承了奶奶克勤克俭的品质和宽以待人的心胸。
奶奶走了之后，母亲对爷爷的态度起初也是极温和的，爷爷的悲痛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的只是他的寂寞。这种寂寞过久了，就成了一种惰性，依附在他日渐枯老的身体上，像发了霉的干面包，长出绿绒绒的毛翳。
母亲往往受不得爷爷过分的惰性，瞧着他仿佛行尸走肉一般，母亲脸上露出的不悦越发加重了。指使爷爷做好自己的内务，偶尔也得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为此，家庭中的矛盾指数也不断上升。父亲是一位孝子，教导我们也要做贤孙，更不舍得爷爷受到半点“虐待”。只是苦了母亲，没有统一战线，只是气得落泪，“真不识好歹，活着哪有这样的活法？”
爷爷于是去了大叔家，过了些日子，他们日子紧巴，自己的儿女尚未成人，庄稼人的劳作一样不少，自然无暇顾忌爷爷的寂寞。爷爷无什么兴趣，虽然腿脚灵便，却不用下湖锄地，没事就瞪着眼睛看家院里的猫狗逗趣，他越发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脏得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脑油味儿，这棵苍老的树大概也快要枯死了。我常常想，奶奶离去前，他们之间仿佛不曾有过太多交流，甚至我是极少看见爷爷在床前，只是院子里呆坐着。
一日，爷爷在二叔家身体却忽然病得不行，哮喘咳嗽，仿佛末日一般。终于又被带回父亲家里来过。
病好后的爷爷依旧无所事事。母亲的粗声大语已经渐渐成了习惯，爷爷被吆喝着做事的次数终究多了起来。父亲指责母亲，对老人说话不要大声粗气，只是母亲总是忿忿地说：“他都是你们给惯得，什么也不做，他这样活着有什么乐趣？”
母亲一定是嫌弃了爷爷的，“妈，如果你老了，我们用你对爷爷的态度来待您，你走着瞧。”当孩子们用老套的故事来对付母亲时，母亲当作没听到，只是淡淡地说：“我在能做事的时候就一定好好做好手边的事，实在不能做活计了，就一定不会拖累你们。”
她的态度很坚决。
爷爷以前喜欢发火，没想到母亲比他的火更大。“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点不用我们操心？”爷爷自知无理，竟也消了气势雄壮的火焰，像个斗败的公鸡，灰溜溜拿把芭蕉扇子到外面树下乘凉去了。
母亲总像交代小孩子似地交待他洗澡，换衣裳。母亲甚至没事找事地将垃圾随便丢在地上，然后不停地说：“他爹爹，没事你把地扫扫？”“他爹爹，门前空着块地，没事就开辟出来，种些青菜吧。”
其实，爷爷真正做得很少，总是母亲不停地在一旁收拾他遗落的烂摊子。
日子就这样沙漏似地一点点不知不觉地漏掉。好些年过去了，渐渐地，爷爷身体倒是较之以往更利索，甚至腆起肚腩，说话不那么嚣张，并且开始关心一下他的小菜园，甚至勤快了许多。
我们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爷爷依旧跟着父母亲过着。我看不见那个慵懒多病的爷爷，反倒常常看到爷爷没事拿起一顶草帽，高高兴兴地下楼，去打理他的小菜园，兴致勃勃地跟街头那个卖水果的老大爷侃一侃张家的媳妇李家的儿，言语之间，竟然对母亲没有微词，反倒多了些心悦诚服的称赞。
有时，我看见种菜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位孤寡老妇人。他们在夕阳下，搬了张小凳，摇着扇子，一抹余辉中，两位老人都显现着安祥与平和。那时，妈妈会从楼上的阳台窗户里伸出头喊，“他爹爹，掐几根葱上来，一会儿做葱油饼。”
爷爷不耐烦地“噢”着，颤颤悠悠地捡棵大的拔下，抖掉须上的碎泥，冲着老妇人说：“赶明儿，我递两张饼给你尝尝。”
我忽然发现爷爷的生命中不是死寂的，原来也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不是被孝子贤孙宠出来的，而是在母亲每日“恶劣”的逼迫其劳作下培养出来的。我曾对母亲的种种误会现在才渐渐扫除，其实她本是个温良的女人，只是她更率真不做作，总是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那就是能动的时侯，尽量多活动，劳动才能换来快乐，被儿女养着等着送终的老年总还是无趣的。
那日，母亲叹口气，“要不是你奶奶临终交待要多督促你爷爷，他是推磨的驴，得赶着鞭子走，我还真不知道怎样照顾他呢。”或许，奶奶也是用母亲曾用的“恶劣”态度对待这样一位倚老卖老的男人，这个男人才活得有滋有味，充满生活的希望。
有些爱，不是表面的呵护尽孝道，或者更是骨子里对其的关心与督促，哪怕态度是“恶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