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区一个老旧的六层民居里，这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免费私塾已经开设了十多年。在许多同行忙于补课赚钱的时候，他引导着学生感受文字的魅力，感受人性的美，并鼓励他们学会“独立地思考与真诚地表达”。
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
晚上6点刚过，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到达樊阳家。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局促地挤着一张大圆桌和十几把式样各异的椅子。
这个房间，是樊阳儿子的卧室，但每周末，这里都被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的语文老师改造成了一个“私塾”。学生们早已习惯这个简陋的教室，他们自觉穿上一次性鞋套，上下楼梯，都变得蹑手蹑脚。因为椅子不够，几名学生抱着膝盖，坐在了地上。
类似这样的场景，已经存在了十多年。
在这里，学生们的发言常常吐露出超乎年龄的成熟认知。比如此刻，正在讨论刚读完的一本超过30万字的小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小说里面，起义军首领对彼得很宽容。”一名高二的男生一本正经地说，“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更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而和他挤在一张沙发上的另一名男生却不以为然，“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地方。”
“很好，你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樊阳向他们点了点头。
这位有着20年教龄的语文老师，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能“独立地思考、真诚地表达”。
“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而不是成为木偶。”他认真地说。
语文老师的责任感
今年42岁的樊阳，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回到老家成了厂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因为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开始在课外开设“私塾”，讲授大家感兴趣的“杂学”，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学，让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符合自己“对语文教育的预期”。
此后，他调动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住房，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恢复了自己的“人文讲堂”。每个周末，他都会在花园中的凉亭里，和十几个学生一起朗诵诗歌。
十几年后的今天，樊阳已经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庭，私塾的地址被移到了如今这座位于上海市区老旧的民居里，而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阅读、讨论，他还曾经领着学生游览苏州河、外滩，甚至200多公里外的绍兴。在这些行走的过程里，樊阳总是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解说，“就像一个最专业的导游”。
“现在的社会，功利意识太强，大家都好像已经迷失了。”樊阳说，“孩子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补课上，每个人都是为了分数而奔波，根本理解不了教材里讲的那些神圣、美好的情感。”
甚至，在几个月前，他去复旦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却发现，周围的大学生们不是在做数学题就是在学英语，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捧着本《鲁迅全集》，看起来就像个异类。
这些现象都让他充满了“语文老师的责任感”，“如果语文老师再不做些什么，那学生就真的没办法得到精神的哺育了。”
做教育，要有理想主义
樊阳形容自己是个理想主义的人，“有点像堂吉诃德”。高考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学热门的经济，一心想学考古，后来在父亲的坚持下，才“折中”选择了中文系。工作后，他的同学辞职、下海，他却始终不愿改变。
“我觉得，坚持做教育的人，总应当有些理想主义的。”这个中年男人说。
现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学生们也越来越流露出像老师一样的气质。一名高二的女生被亲戚们劝说去做律师或者从事金融业，但她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将来要投身自己最喜爱的文学领域。而另一名已经在交通大学读大二的男生，不想过父母安排的功成名就的“扯淡”生活，而是希望追求一些“更加靠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颇为有趣的是，这位一直在追求“理想教育”的老师教考试的东西更是有一套。在学校的语文课上，他给学生总结了“把握中心思想的六种方法”，教他们如何在考试时快速阅读。从他的“私塾”里走出的50多名学生，全部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是个实干的人，但我不是苟苟且且地只看分数。有些人做老师，仅仅为了一个分数，简直是……”他伸出右手，用力敲了敲桌子，“没有尊严!”
生活里的樊阳总显得有些孤单。他坚持了十几年的“私塾”，同事们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学习，却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效仿。而一些学生家长对于他的工作也并不领情，反而常常担心这样的“私塾”会耽误学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最“失败”的一次，3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
在这样一次次的“打击”后，这位失落的老师只能从学生那里找到安慰。一位曾经的学生形容，这儿的生活是自己“思想成长和交流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位学生则说，在此之前，曾经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孤单，但在随后阅读的文学作品里，却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追寻内心的人。
“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位学生说。
樊阳常常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相信，自己的私塾不仅在教文学，也在培养“现代公民”。“我希望他们慢慢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讲起这些，这位初中语文老师又露出了雄心勃勃的样子，“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人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