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疾病》是一本由梁其姿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面对疾病》读后感(一)：评论放不下了

　　感觉比较典型的法国社会史传统，对宋元以来医者的分层、方土麻风病观念的论述还蛮有启发，全球比较视野也很开阔。但是史料多有重叠，相同材料可以用英法中意文分别写作，翻译过来集结出版就暴露啦，但我觉得完全OJBK，前提是掌握核心语言技术- - 第五章对现代性问题论述可以看成近年来“现代性反思”的一环，07年的文章梁老师在中国医疗史方面绝对是开拓者，但是感觉类似柯文、席文的论述以及一波“在地化”潮流看多之后也并没有新意。 另外写作手法非常一颗赛艇的三段论：前文简介/以小故事引入（鲁迅的文学作品及其他），第二段论述中国医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视角与现代性悖论，第三段转而挖掘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前提作为一种承接与连续。

　　瞎jb读完写一点

　　《面对疾病》读后感(二)：病即历史

　　本书是梁其姿先生的一本论文集，收录的都是透过疾病看社会的文章。

　　病，不仅是个体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何看待疾病，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本是历史研究的绝好进路，只是以往我们更多沉迷于宏大叙事，总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或军事史。

　　其实，疾病与人的关系，很可能比政治更靠近，正是在疾病的影响下，人类不断地在修正着自己的行为，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往往导致政权动荡，前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后有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因为一场突发的瘟疫让明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从生活史的角度考量，唐以前中国人多席地而坐，但“胡床”（凳子）传入后，因显著减少了关节炎的发病几率，得以迅速流行。唐宋多有食脍（即生鱼片）之风，苦于河鱼多寄生虫，此俗渐式微，而传入日本后，改用海鱼，流传至今。明代“淡巴菰”（烟草）传入中原，以后屡禁不止，因为它有消炎作用，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烟草是军队必备的物资，到了清末，绝大多数妇女都吸烟……

　　历史是生动的细节组成的，它不仅仅是几个时间、几个人物、几个定律。

　　本书第一部分最为精彩，介绍了现代卫生理念东渐的过程，初以种牛痘为主，到以后全面接受。在分工尚模糊的清代，西方卫生理念既面向卫生机构推广，也面向士大夫，而后者在推广方面，影响反而更大。在两个接受路径上，产生过不同的误会与停滞，最足描画从有限开放，到完全封闭，到想封闭而不能，再到全面开放的过程，这几乎是所有现代理念在中国传播过程的模板。

　　本书第二部分专注于中国历代医疗制度的研究，或者是资料不足，故聚焦在宋以后，以明清最详，细节考证异常完美，多是以往读史容易忽略处，对于真正的阅读者可获益良多。

　　本书第三部分以讨论疾病为主，比如麻风病，古之所谓“大风”，但真正意识到它的传染性，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西方疾病史研究颇深入，著作蔚为大观，所以中国读者有一种错觉，以为西方人更容易得病，而中国人因有中药的缘故，似乎很少有大瘟疫。事实上，古代东西方人口平均年龄差不多，之所以产生错觉，是因为我们疾病史资料稀缺、专著太少。本书令人眼界大开，重新思考历史，且足以纠正以往种种误会，值得深入阅读。

　　《面对疾病》读后感(三)：医学知识·医疗制度·疾病观念

　　可能因为此书为论文集，许多内容在梁教授的其他著作中也读到过，所以没有很认真的阅读这一本书。

　　每次读学术类著作，最期待也是最有收获的往往是序言（前言）和后记（结语）部分，这两个部分通常论述了成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内在思路，并会对这一研究方向提出许多富有启发的问题，让人产生研究兴趣，这本书也不例外。在序言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也十分紧迫的问题，如：

　　当我们的思维模式经近代西方医学彻底洗礼后，如何重拾古人对身体、疾病的想象？

　　在克服了研究方面的各种技术性困难后，写出来的医疗史是否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

　　中国医学真正的“内在活力”性质为何？

　　中医与其他医学之间的交流情况如何？

　　……

　　笔者因从事中医相关研究，所以对第一和第三个问题颇有共鸣。在现代社会研习中医的人应该是接触和运用传统思维最多的人了，一旦三观回归了传统的那边，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便容易产生质疑，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思维模式剧变之际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萦绕于脑海，激励着我不断向前探索。

　　本书的书名虽然叫《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但于医疗观念所涉实在不多，至少达不到我心目中的阐述医疗观念的专著的标准，但从“麻风”概念及治疗观念的转变切入来窥探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群体的变化已经能显示出作者对于史料的积累与运用功力非凡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五章，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反问狠有意思：

　　过去以政治、舆论力量催生的“中西医汇通”的中医“现代化”过程掺进不少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催生一个名副其实的结合着西方科学的新中医体系？

　　还是只是制造了一个为了迎合科学化的诉求而牺牲了传统知识核心的拼凑体？

　　中医现代化与中国近代性都是从被提出就充满了争议的话题，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本世纪的学者能够给予这些问题一个完满的答案。

　　另外补充一点，针对为什么传统社会对方土与疾病有一定认识却没有发展出公共卫生制度或体系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梁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内容外还有传统思维模式中顺应自然的天命观与天人相应理念，这也同样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崇尚改造自然而东方却更愿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象。

　　《面对疾病》读后感(四)：进入中国史主流的医学史

　　梁其姿的这本书其实是论文集，搜集了她20多年来散见各处的论文，根据内容分成三编。第一编是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主要说宋、元、明、清中医知识构建和流传机制的社会史分析，以及晚清以来中西医学知识接触后的冲突和交流。 第二编讲宋、元、明、清医疗制度和资源的发展，讨论民间和官方的医疗资源和医生训练，更像是社会史的研究。第三编以麻风病（或癞症）为中心，讨论特定疾病观念的产生和流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治疗和治理方式，从概念入手讨论实践，更接近于新文化史的做法。

　　具体的医疗史内容，对宋以来中国医疗史有兴趣的朋友应该还挺有帮助的。梁其姿写得清楚明白，翻译的也都是水平很高的学者，梁还做了校对，文字非常流畅。我读过之后长了很多见识。想到现在古装电视剧那么多，其实这本书可以为以古代医生为背景的小说或连续剧提供很有用的背景资料。

　　给我助益最大的是书中两篇讨论方法论的综述，一是代序“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一是第五章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梁其姿在这两篇文字中提出，医学史（history of medicine)并不是中国史研究的边缘，不是所谓的“专门史”，而是对中国史主流叙事有巨大冲击作用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正如今天我们还在激烈讨论的中西医问题，在中国史领域里也一直都有激烈的传统和现代性的讨论。是否只有唯一一条通往近代化的道路呢？西方的近代性是否近代的唯一标准？到底什么才算是近代化？这个问题从晚清开始就困扰着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答案。梁其姿是从医学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的。她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接触西方医学知识之前，已经有自己的一套医学知识系统，以及医疗服务体系，这套系统在西医进入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理性，使中国人免于疾病的困扰。梁以种痘预防天花和隔离治疗麻风病的中国“前近代”实践证明中国有着与西欧近代化不同的路径和经验，这些本土经验甚至在西方知识传入时提供了很好的基石，有助于西方知识顺利嫁接进本土实践中。

　　梁其姿在这里采用了查特拉巴提的“外地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说法，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欧洲想象成中心，把非欧洲的近代发展想象成向欧洲这个中心模仿学习的过程。相反，对于每个本土文化而言，欧洲都是一种“外地”资源，需要整合进既有的本土实践中，用本土的知识框架来理解。梁对地方性医学传播和医疗机构的社会史研究更使她进一步提出“外地化中国”的说法，避免“中国”这个大概念遮盖了具体而多样的地方史和地方社会微观结构。（123）

　　传统中国史的主流一向是奉政治史为正宗，其他都是细枝末节的小道。梁其姿20多年的努力，就一直想证明，如果有足够的整体史观，医学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不仅能做出专门史以外的意味来，更可以推动我们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

　　《面对疾病》读后感(五)：筆記

　　- 自從接觸到楊念群的<再造病人>, 開始對從醫學史的角度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感興趣. 其實說來, 教予我這視角的是一位大學裡的教授, 他那時因為沙士的原故開始涉獵相關的研究, 還搞了些甚麼東華三院的導賞云云。

　　- 這本書嘛, 那種’現代化的焦慮’沒有那麼之前我看類似的書本那麼多, 不知真的是作者的不一樣, 還是自己看書的心青也改了. 看到作者更多的是在爬梳史料, 不慌不忘的訴說著種人痘/牛痘的歷史, 因宋明理學的興起導致儒醫/本草的獨大而忽略了外科、針炙, 還有女醫師與三姑六婆的故事等等. 透過這書, 隱約開啟了我在超越了’現代化’的思考下去理解中國歷史乃至身體/健康, 十分有意思.

　　- 這大概和自己的改變有關, 比如說因為練習太極, 更多的接觸到太極/道家傳統中對身體的理解, 氣, 陰陽, 經脈, 風寒濕熱等等概念變成生活的一部份. 在讀這書時讀到關於’營/榮’的概念, 才知原來營養一字本來有在中醫體系中的另外的理解呢.

　　- 書中多次提到宋明理學導致本草/儒醫的興起, 本來在中醫傳統中、源自內經的東西沒有了, 或者變得不被重視了, 像針炙, 外科等等. 近年大陸跟台灣蠻流行追溯內經的東東, 不知是否又走向另一個潮流？ 還是因為本草/儒醫的傳統在過去一百年給西醫打跨了, 只好走向更早的傳統中尋找答案/出路？

　　- 另一個有趣的東西是, 在中醫/中國文化裡關於南北的’偏見’. 以中原文化為根本的傳統文化, 對南方/南方人有很多偏見, 比如說陰陽失衡, 濕熱, 巫術, 蛊惑等等; 也因此覺得癩病是嶺南的風土病..... 這種偏見一來十分 arbitrary, 所謂的南北本來就難以畫線; 二來就像作者指出的一樣, 中原人對’南方人’於醫學上的偏見, 與西方’列強’來到中國後指摘中國的不衛生一樣, 充滿著權力關係的想像與不平等.

　　- 很喜歡作者談牛痘/天化、癩/癘/麻風與及女醫師的幾篇, 繞有趣味.

　　- 作者也談現代化的’問題’, 不過作者提醒我們與不必把現代化看成是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的一種理解. 在科學/工業革命前, 中國的很多發展其實已經是走向’現代化’的方向, 比如開始有一些公共衛生的政策, 有’麻風病人’的隔離等等...... 而且現代化與科學不是一條唯一正確的單行道, 從今天的新疫症、肺勞的抗藥性等我們就知道其實現代醫學宣稱能打敗所有疾病不過是早洩式的自我興奮。如果能放開這種’現代化’的焦慮, 回看中國的醫學歷史, 乃至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 可能會讓我(們)找出更寬容更好玩的視角.

　　- 因著作者就金元宋明清的介紹, 讓我覺得著實有必要超越清/民國/新中國這樣狹窄的歷史片段...... 希望日後會碰到有趣的讀物幫我出走吧。

　　《面对疾病》读后感(六)：从医疗史中发掘现代性 韩戍

　　从医疗史中发掘现代性

　　韩戍

　　和传统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相比，医疗史研究曾经长期边缘化。因医疗史需要医学专业知识，对研究者有较高要求。一般还认为，医学有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其产生、演变与近代国家、民族的发展并无显著关系，只具有限的意义。但在部分港台学者看来，这无疑是传统史学的傲慢和偏见，不但会取消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可能，还会遮蔽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因此，近二十年来，他们积极致力于提升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产生的诸多重量级研究成果，已经对传统史学观点构成颠覆，并使医疗史逐步具有“显学”的特征。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所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便颇具代表性。

　　这是梁其姿近二十年来医疗史研究文章的汇编，其内容涉及古代中国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中国古人疾病观念的演变，古代的医学从业者等等。虽然独立成篇，因探讨的历史时段首尾接续，研究内容又相互补充，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医疗史著作。而且，所有的文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探讨，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如何面对疾病。背后隐含着作者的大关怀，通过研究应对疾病而产生的医疗观念和策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在梁其姿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从宋元以来，国家一直在民间卫生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从建制上看，政府会主导建立各种地方医疗组织，设置药局，定期分配药物，编纂普及实用的药方等等。到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医疗机构和医学团体，替代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作用；从医疗思想上看，中国医学传统中对环境致病的看法和西方医学理论极具相似之处，亦单独发展出牛痘种植技术，还很早就出现了成熟的麻风病人隔离制度，且比西方更具人道主义色彩。总之，尽管中国并未如西方那样继续衍生出一套成熟的国家免疫和城市卫生制度，却也形成了自己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思想。古人在面对疾病时并非束手无策，或愚昧地诉诸鬼神，而是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些制度和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化色彩。而理性化正是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直以来，中国科技史或医疗史研究都存在着盲目攀附的情况，如经常以西方事物为标本，到中国传统中寻找“古已有之”的东西。然而，梁其姿的研究则与之有本质不同。众所周知，受以往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冲击-反映模式影响，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模式，其特征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和技术上的科学理性。其他民族传统中并不含有现代的因子，尤其是缺乏理性化色彩，其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对西方现代性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机械片面的现代化史观愈发显示出解释的有限性，学者们大多认为，传统和现代并非截然二分，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含有与现代接轨的元素。而且，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每一个都有其合理性与内在发展理路。因此，许多学者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寻找传统中的现代因素。而梁其姿则另辟蹊径，从医疗史这一为人忽略的领域进入，从古代医疗观念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

　　《面对疾病》读后感(七)：见与不见，病痛都在历史里 zz 南方都市报

　　朴之

　　北京大学教师，北京

　　“蛇盘疮”的迷信疗法

　　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邻家、同村的人，无分老幼，偶尔突然不舒服而症状似乎奇特，就被认定“招没脸的了”，即“鬼魂附体”，遂采取烧纸“送走鬼魂”的办法。初中时，一个同学腰间长了“蛇盘疮”，多日医疗无效后，请人毛笔画符念咒请太上老君“斩蛇”，居然立时奏效。

　　上大学后，终于进了“大城市”，和关内关外、城镇乡野的同学聊起“蛇盘疮”，神秘疗法却不仅存在于鄙村。这都是“迷信”。但是，前者可以抵抗力强以致“自愈”驳之，后者更难“科学”解释。

　　我对这些“迷信”疗法的效果并无兴趣，但当我的思绪游走在古今之间时，确实不止一次想起这些事，好奇于缠绕其中的社会观念的复杂性，它们又是那么有力地指挥着老百姓的社会行为。我们的“身体”被什么东西影响？疾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迷信”的村民看来，“蛇盘疮”的神秘疗法中，起码有身怀巫术的仪式执行者、画符念咒这种形式、毛笔、墨、符、太上老君、“蛇”或“病魔”与我们的身体或显或隐地“直接”发生了关系。他们中间，有仪式，有物质，有神仙，有人，有巫师，有妖魔。不能忘了，还有请他们而来的家人、邻居，更远的“热心人”、“好事者”或“旁观者”、“议论者”。如果以病人为本位，作用点只有一个，就是人本身。那么，围绕这个对象，病人的观念，家人的观念，乡人的观念，巫师的观念，听故事的人的观念，一样吗？交集在哪里？不行巫术时，巫师往往即是普通的村民，那么，因为掌握这种“技术”，他们的生活以及在村中在四乡八村的地位有何等变化？这种治疗方式与医院有何关系？我甚至想到，在西医的发源地，欧美人也这样治疗“蛇盘疮”吗？那也太难为他们了，到哪里去请懂得画符念咒的巫师呢，还是自有别种巫术存焉？

　　这是“观念”，还是更为复杂的“社会”，更为复杂的“人”？

　　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

　　刚刚读到梁其姿教授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开篇即谈“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自序以“请命”为基调为主题，主要是鉴于“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后的历史书写中，从未能蜕变为‘英雄’。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医学成为中国旧文化中‘落后’与‘迷信’部分的主要符号”，于是，近年来以这个“非英雄”为研究对象的梁教授屡被问及“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中国医疗史研究需要“请命”，以梁教授的学术水准，自然当仁不让。但“请命”这种姿态总有些悲壮，为何“老史学”政治史、偏老一点的“新史学”社会史就不需要“请命”呢？同时，让我“不安”的是，传统医学的“非英雄”地位，再次烛照出我所见的大众“迷信”来。我那些靠着“迷信”疗法的偶然奏效来维持生命的同乡们，真的那么“落后”吗？该如何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我更为不安的是，作为芸芸众生之一员，我对传统医疗的好奇与迷惘，难道不值得历史学家同情与关注吗？梁教授还有另一段话：“我认为最需要受到检讨的，是在克服了研究方面的各种技术性困难后，写出来的医疗史是否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如能做到上述西方医疗史那样清楚而自然地显示西方文明发展的阶段、甚至主导着史学取向的变化，那这种医疗史是成功的历史书写。”以此为目标，医疗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人的角色、社会组织、身体与疾病观，及与其他社会制度、知识系统的关联等。如果说，这样的医疗史才“必然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那么，我的好奇与迷惘、乡人对死生大事的应对该如何对号入座呢？算作身体与疾病观之一种吗？它们必须与既有的史学价值取向关联才能获赠“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之地位吗？我一度最信服的是，能与“大历史”互动的“小历史”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经验却提醒我，“小历史”自有意义，不待与“大历史”的关联程度而定，只是不能忽略“大历史”的存在罢了。从帝王将相到升斗小民，生老病死都是大事，“医疗”本身还不足够重要，还不“必然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吗？

　　我再次想起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这样描写历史与普通人的关系：“我姥娘今年(1992年———笔者案)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小说家接着问道：“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

　　当历史研究成为“面对生命的方式”

　　我也再次想起梁教授自述研究“穷人与病人的历史”的心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又或许与我在1970年代末在法国求学的经验使然，我研究的兴趣一直围绕着边缘或下层的人群，与生老病死等不太‘高贵’的问题。我的论文导师LucienBianco一辈子研究中国的农民。另一位影响我甚深的老师Philippe A ries则以探讨近代欧洲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变化出名。我从他那里学到，人面对必经之生老病死历程时的态度与行为，也有其历史。但当时我无法体会，对这位年近七十、有深刻生命体验的学者而言，研究这些题目是他面对生命的方式。当时年轻懵懂的我只是被这些好玩的历史吸引着，近年来才渐了解个中之意义，也更感谢这些老师早年的启迪。”

　　是的，当历史研究成为“面对生命的方式”时，历史学家会有慈悲的观照和宽广的襟抱，学术就不再意味着论文、专著和地位，而是生命、生活的“自问自答”。从这里出发，尽量放下“筛选粗眼大筐”，就能看见小民百姓的生活和忧心，看见同样经营家庭、同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英雄们的生活账目，然后才能够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之外，发现更加鲜活的历史，感受到“了解之同情”的美。笔者近年来时常念起中国历史中奇特的、神秘的、边缘的、落伍的、失语的种种，借“南都”宝地说清玩说旅游说武侠说旧学，反复讨论中国史研究的“还原取向”和“整体取向”，正有感于此。正视一切“存在”的“合理性”，以当时当地当事人的逻辑，从上下左右全方位出发还原“一整个儿”的历史，我们就将虚怀若谷而非挑挑拣拣地进入历史本身的情境，历史也将虚怀若谷而非挑挑拣拣地接受她的子孙。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穿越”到过去的时空。

　　历史学家不一定要和其他历史学家对话，因为有些历史学家从来是不值得对话的。历史学家的写作不一定要就今日史学之“范”，因为今日之史学不能代表、也不能决定明日之史学。我空发议论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请命者呐喊助威，却并不自惭形秽，只因为我希望有更多L ucien B ianco、PhilippeA ries这样的先生和梁其姿这样的学生(梁教授也早已是先生了)注意到历史中还有我的东北乡亲、刘震云的河南姥娘；只因为，无论你见与不见，病痛就在历史里，不增不减。